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地理政治学有两种内涵：广义上的地理政治学指任何致力于地理环境与政治现象间的互动联系及因果关系的研究；狭义上的地理政治学则是指基于历史上海权与陆权之相对重要性及由此引申的战略涵义而阐发的一整套彼此间密切联系的理论，这种意义上的地理政治学通常也称为“经典地理政治学”。作为人类思考和判断地理因素之社会作用的一种理论形式，地理政治学包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变量：一类是地理变量，即自然地理变量和人文地理变量；另一类则是技术变量，其中不仅包括了物质技术，而且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组织技术（即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组织形式）。地理政治学实质上是一门有关这两类变量间的互动联系及其在政治和战略上之相关涵义的科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理论形式，地理政治学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产物，而体现了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特色鲜明的抱负。地理政治学也从来不是一门专事“冥想”的纯科学，而是一门与现实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政策学”。事实上，狭义的地理政治学几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一种大战略理论而出现的，也正因如此，“经典地理政治学”往往也被人称为“地理战略论”（Geo-strategy）。
自“世纪末时代”诞生以来， 地理政治学虽显赫一时，但“二战”后却逐渐走向衰落，这种状况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地理政治学普遍被认为与纳粹德国的扩张政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是现代技术（尤其核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认为地理因素已经不再重要。但事实上，这两种看法都是建立在对地理政治学本质的错误认识基础上。首先，地理政治学在“二战”后之所以被人们看做是某种禁忌，关键在于它所提供的知识、技巧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目标间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但这种缺陷不应归咎于地理政治学本身，而应归咎于它所服务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目标，真正的问题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与这门学科自身无关。其次，技术发展虽然减少或削弱了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但地理政治学本质上是一门有关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之间互动联系及其在政治和战略上之相互关系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技术的发展只会导致地理政治学在具体内容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但却无法消除其作为一种大战略思想形态的生存理由。
在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进程中，地理政治研究的衰落使当代绝大多数战略研究者将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独立于物质环境（这种物质环境本质上是地理因素与技术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的人类行动上，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是使当代大战略研究缺乏一种特殊的分析框架，通过这种框架可把握超出权势分布（即国际政治结构）之外的物质环境的战略含义。从严格意义上说，“二战”后地理政治研究的衰落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仅在于当代大战略研究缺少了一种整体性分析框架，更在于它使人们对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世界政治影响及与此相关的战略涵义缺少必要的认识和把握。这种缺乏极易使人们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面前丧失基本理智，从而造成对世界政治变动规律的严重误判。作为一种大战略思想形态，地理政治学从根本上说乃是包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分析范畴及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战略命题。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和阐述作为一种大战略思想形态的地理政治学包含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分析范畴及与此相关的战略命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阐述地理政治学对当代战略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地理战略论的分析范畴
作为一种大战略思想形态，地理政治学从一开始就大致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拉采尔首创的“有机国家论”（Organic State Theory）， 另一派是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代表的“地理战略论”。这两种理论的主要区别，一是在于它们关注的分析层次不同，二是在于对地理环境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
在理论上，拉采尔倡导的“有机国家论”，其核心是将国家看做一种空间有机体的形式，它的延续和生存不仅受制于自然法则，而且特征上也受到领土性质与空间区位的影响。衡量一国成就的关键在于它能否适应所处的环境条件，一个健全的空间有机体通过扩张来增加自身力量的做法是一种自然而合理的行为。与拉采尔将国家看作一个在有限地理空间中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竞争的空间有机体不同，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所代表的“地理战略论”的核心在于探讨“宏观的地理概括与宏观的历史概括之间的关联性”即寻求在一种宏观且不断发生变化的物质环境中反复出现的国家间关系模式。这种思想的关注重点并不是国家本身的发展或兴衰，而在于探讨一种在宏观地理环境中反复出现的国家间权力关系模式。不仅如此，“有机国家论”与“地理战略论”对地理环境的理解也存在显著差异。就其根本而言，拉采尔倡导的“有机国家论”反映了 19 世纪后期盛极一时的“达尔文主义”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与日耳曼民族的终极使命感结合在一起，使“有机国家论” 及 20 世纪 30 年代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染上了极为明显的地理决定论（也就是摩根索曾经批判的“单因论”）色彩。与这种决定论的观点相反，“地理战略论”所界定的物质环境（也就是地理环境）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世界，而是由地理因素与技术因素（包括与技术相关的人文因素）的互动联系而构成的物质环境。这派理论对地理因素作用的探讨着眼于交通技术、通讯技术、武器技术及相关人文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决定论式的（deterministic），而是或然论式的（possibilitic）。今天人们所说的地理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指以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为代表的“地理战略论”。
作为一种大战略思想形态，地理战略论严格地说包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分析范畴，这两类范畴间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严格区别，而这一点往往被研究者（尤其是中文著者和译者）忽视了。中文的“海权”、“陆权”等关键性术语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英文中的Power一词实际上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强国” ，二是指“权力或力量”。许多英文作者为避免误解，通常在写法上会有所区别 ，将Sea Power（海上强国）与Seapower（海上力量）Land Power（陆上强国）与Landpower（陆上力量）区别开。但目前中文著译者却从未对两者进行过严格区分，而是全部译为“海权”和”陆权”，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造成中文研究者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乱。事实上，如果要真正做到与英文著作的原意相对应，中文著者和译者必须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分析范畴：一类是Sea Power （ 海上强国）、Land Power（陆上强国）、Rimland Power （ 边缘地带强国）；另一类分别是Seapower（海上力量）、Landpower（陆上力量）、Airpower （ 空中力量）、Space power（空间力量），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Cyberspacepower（智能空间力量）。这两类分析范畴的主要联系在于：“ 海上强国”、“ 陆上强国”、“边缘地带强国“原则上都可能需要不同程度地拥有“海上力量” 、“陆上力最”、“空中力量”、“空间力量”和“智能空间力量”，但由于战略需求上的差异，这三类不同类型的强国在发展自己需要的力量类型方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侧重。中文著译者常使用的“海权”、“陆权”和“空权“实际上属于第二类范畴，即它们分别等同于“海上力量 ”、“陆上力量” 和“空中力量” 。确切地说，这也是上述三个重要概念的首创者原本所指的涵义。
从严格意义上说，地理战略论两类分析范畴的最根本区别在于两者的界定标准存在明显差异：第一类范畴是按照地理位置及相关的战略取向划分的，分为主导性海洋强国、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另一类是按照力量类型划分的，分为海上力量、陆上力量、空中力量、空间力量、智能空间力量。地理战略论的代表性理论家在其具体分析中涉及的主要是第一类分析范畴，但这些研究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往往也会涉及第二类范畴，即针对各种力量类型的分析。这种情况要求后来的研究者时刻注意这两类不同分析范畴之间的严格区别。理论上，作为一种大战略思想形态的地理政治学（尤其是以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为主要代表的地理战略论）的核心，很大程度上是有关世界政治历史上三种不同类型的强国［即主导性海洋强国、心脏地带大陆强国、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另外还包括一个与边缘地带密切联系的较小分析范畴——滨外岛（国）］的大战略取向及它们彼此间反复出现的权力关系模式和命题的阐述，这些命题相互联系，构成一整套非常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完整地展示出作为地理战略论核心的相关战略命题。
二、地理政治与主导性海洋强国
地理战略论的首要分析范畴是主导性海洋强国，这不仅因为地理战略论的理论阐述者主要是来自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海洋国家，更因为地理战略论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对外政策关切。地理战略论有关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大战略包含了三个核心命题：一是指出现代世界中的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安全乃至霸权与（欧洲或欧亚）大陆均势存在密切的互动联系；二是强调现代世界中主导性海洋强国如果要保持有利的大陆均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三是指出了现代世界中主导性海洋强国在欧亚大陆上应予以密切关注的战略重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战略论不止是一种有关历史上海洋强国与大陆强国间不断变动的力量平衡的理论，更是一种理解主导性海洋强国对外政策大战略的分析框架。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地位长期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即大陆均势及经济与海军力量的领先优势。这两者的联系在于，任何维护大陆均势的实践都有利于主导性海洋强国保持自己在经济与海军上的相对安全，这种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正是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关注的重点。马汉之所以强调海权能够对“历史进程和国家繁荣”产生巨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因为在他所考察的历史时期，海上发展相对于陆上发展而言对国家总体实力增长更有利；二是由于在这段时间内一个有海上优势的国家总能够击败一个有陆上优势的国家。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不仅动摇了海上发展相对于陆上发展的优势，且造成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大战略工具有效性的下降， 而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就成为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关注的焦点。对麦金德来说，英国海权之所以能够在“哥伦布时代”纵横世界，是由于大陆上（尤其是东欧）的列强忙于彼此争斗而无暇他顾，如果东欧和“心脏地带”被某个单一强国统一起来，那么它将拥有一个巨大的海上力量资源基地，从而能够对英国的海上优势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既是岛又是半岛的西欧，有必要坚决反对企图组织东欧和‘心脏地带’富源的任何强国”。麦金德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单纯否定海权而推崇陆权。他的结论是，最强大的陆权拥有者必将会凭借因现代技术而得以开发的巨大陆上资源，从而有能力成为海权的有力竞争者。一旦其统治囊括了“心脏地带”并进一步统一了“世界岛”，那么它将会有能力成为最强大的海权拥有者，海洋国家则会丧失原本的海洋优势，并且因此而丧失一切。尽管“二战”后美国基于其洲际规模而不再面临历史上的英国曾经面临的那种小国寡民状态，但战后美国面临的挑战与历史上英国曾经面临的挑战本质上是相同的，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欧亚大陆核心区域（尤其是西欧和东亚）的总体资源一直都远远超过美国的总体资源。因此，如果欧亚大陆核心区域（尤其是西欧或东亚）最终能够被某个单一强国组织起来，美国也将同样面临军事失败的危险，而这点正是斯皮克曼关注的核心。
地理战略论有关主导性海洋国家的第二个命题，是强调现代世界中主导性海洋强国要保持有利的大陆均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马汉之所以强调海权，首先是因为岛国性地理位置赋予了英国特殊的战略优势；其次是因为英国拥有一支能够有效干预大陆局势的海上力量。但工业革命造就的技术进步不仅破坏了岛国地理位置赋予英国的战略优势，而且导致海权作为大战略工具有效性的下降。这些变化对海洋国家的挑战在于：海洋国家若要维持相对有利的大陆均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这种义务不仅体现在战时，也体现在平时。这也是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的关注重点之一。1919 年，麦金德在他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就表达过对“一战”前英国所采取的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大陆政策的不满，也正是这种不满促使他在著作中提出了重新安排中东欧地理政治格局的设想。这种设想的目的是防止中东欧为任何单一强国所独占，该设想后来在麦金德担任英国派驻南俄罗斯高级专员期间进一步演化为彻底分裂俄国的建议。麦金德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一方面是扭转俄国对外扩张、吞并边远地区独立民族的历史进程，从而彻底消除出现一个巨大且随时可能主宰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强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消除“一战” 后德国利用俄国的羸弱对“心脏地带”进行渗透的风险，因为许多独立国家的存在有利于英国对中东欧局势的操控，这一建议设计的中东欧地理政治格局与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疆域基本接近。与麦金德一样，斯皮克曼也认为美国必须承担保持欧亚大陆核心区域之均势的义务，这也是美国要介入“二战”的关键原因。尽管对美国保卫本土的能力持乐观态度，但斯皮克曼不认为这种防御可以无限期维持，因为德国和日本一旦控制大陆，必然对美国推行全面的封锁和禁运，而美国迟早会因战略原材料短缺而丧失自卫能力。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必须趁自己拥有强大海外盟国之际立刻投入战斗，否则美国将遭到孤立，并且最终导致自身的失败。斯皮克曼与麦金德传达出的政策信息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即现代世界中主导性海洋强国如果要继续保持原有的地位，就必须在拥有海权的同时，承担相应的大陆义务。
地理战略论有关主导性海洋国家的第三个核心命题，是指出了现代世界中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在大陆上的战略重点。虽然麦金德与斯皮克曼都认为主导性海洋国家的安全与大陆均势密切相关，但斯皮克曼展示的相关性与麦金德展示的相关性并非完全一致，而导致这种不同的关键在于两者关注重点的差异。麦金德关注的是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心脏地带”，斯皮克曼则关注位于欧亚大陆濒海地区的“边缘地带”。对麦金德来说，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那片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区域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这里三面（除西面外）为山系环绕， 且河流都流入内陆湖或北冰洋，因而是一片从海上无法到达的区域；这片广袤且人烟稀少的地区历史上一直被游牧民族控制，这里的自然条件及马和骆驼的机动性使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能够不断汇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对周边地区的农耕民族造成严重的威胁。麦金德认为，工业革命造就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使心脏地带获得了新的机遇：历史上曾经占据这里的草原游牧民族由于缺乏人力而无法建立持久的帝国，但现在这里却包含了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匈帝国这三处广阔的人力资源基地；一旦铁路的出现及相关组织性技术的发展能够使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游牧民族被某种集权体制组织起来，那么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也就为期不远了。与麦金德相反，斯皮克曼认为世界上最具权力潜质的场所是欧亚大陆边缘陆地构成的边缘地带，这不仅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和资源都集中在这里，更因为“边缘地带”不是在海权与陆权间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区域，而是权势争斗的发源地。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和资源集中在这里，边缘地带国家常常同时与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势力发生对抗。对斯皮克曼来说，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在于，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俄国都是一起反抗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领导的边缘地带国家的。麦金德虽然也注意到这三场战争，但他认为前者仅仅是东西欧间的较量， 后两者则不过是德国为控制心脏地带做出的努力，而这三场战争在斯皮克曼理论中的性质却是完全相同的。
三、心脏地带强国战略上的两重性
地理战略论包含的第二个核心范畴是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历来是主导性海洋强国的竞争对手，更在于它明显具有地理战略意义上的两重性。作为一个地理政治概念，“心脏地带“虽然在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框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这两种理论的核心对抗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心脏地带”在这两种分析框架中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战略属性。由于麦金德坚持将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看作某种压倒性的主题， 因此对他来说位于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历来是主导性海洋强国的竞争对手；由于斯皮克曼界定的权力冲突模式不仅有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而且有海上强国与心脏地带强国联手与边缘地带某个强国的对抗，因此对斯皮克曼而言心脏地带的战略属性实际是双重的，即心脏地带强国不仅是主导性海洋强国的竞争对手，还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而这一点从根本上说也正是地理战略论有关心脏地带大陆强国之战略取向的核心命题。
麦金德地理政治框架的核心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间的对抗，这两类国家是根据它们向陆或向海的地理战略取向来界定的。麦金德理论的核心部分集中在两者间不断变动的力量平衡上，导致这种变动的根源在于新技术的出现为那些在地理上更易于利用其国家权势增长的主体提供了新的机遇。麦金德对这种不断变动的力量平衡的理解既是其地理政治观的基础，也构成了其历史理论。他的研究集中考察了三个历史时期。由于铁路（及其他各种先进技术）的出现，他所考察的第三个历史时期在他写作时正逐步显现。这一时期最具重要性的就是“心脏地带”，即欧亚大陆中心的一片四周为陆地环绕并且为冰洋水系覆盖的地区。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更大的地理单位（欧亚大陆）的战略中心，这片大陆不仅人口上超过其他地理单位，并且拥有最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基地。随着欧亚大陆逐步为铁路所覆盖，心脏地带强国也因此具备了向外扩张及控制欧亚大陆沿海地区的能力，而这使心脏地带国家可能广泛拥有接近海洋的通道，且同时拥有一个超级规模的自然资源基地。海洋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防止任何单一强国将心脏地带和欧亚大陆组织起来，以阻止其获得无限接近海洋的通道。尽管麦金德在他的著作中将俄国看成是心脏地带的天然居住者，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俄国有被其他国家取代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基本论点， 因为无论哪个国家控制了心脏地带，地理因素的作用都会使它的行为与先前的俄国相差无几，即心脏地带强国完全是海洋国家天然的竞争对手。麦金德对心脏地带战略属性的单一认识，集中体现在他有关法国与德国的论述中。尽管法国和德国的地理位置都属于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但麦金德在他的著作中却将德国和法国分别看作心脏地带国家和沿海地区国家， 这种看法根本上乃是与麦金德理论所界定的核心冲突模式密切相关 ，德国之所以是一个心脏地带国家，是由于德国的战略取向历来指向心脏地带；法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沿海地区国家，是因为法国从来没有试图染指过心脏地带。麦金德对德国的理解反映了他对心脏地带战略属性的单一性认识，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心脏地带的争夺者，麦金德眼中的德国与俄国相似但却与法国格格不入，并将德国看成海洋国家的主要敌人而将法国看成海洋国家的天然盟友。
与麦金德不同，斯皮克曼虽然也承认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之间存在对抗，但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对抗的意义。斯皮克曼明确将“内新月形地带”和“沿海地区“整合为一个新的地理范畴，即“边缘地带”，并且将“外新月形地带”重新界定为“滨外洲”，但英国和日本却不属于这一范畴，它们被斯皮克曼称之为“滨外岛”。对斯皮克曼来说，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被称为“边缘地带”，是因为欧亚大陆周围存在一系列把大陆和大洋隔开的边缘海和地中海，构成了一条环形的海上大道，将整个边缘地区连接起来。斯皮克曼将边缘地带的重要意义概括为：“东半球的权力冲突向来同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有关，与边缘地区内部的权力分布有关，与海上势力对大陆沿岸的压迫所造成的影响有关，最后，与西半球参与这种压迫有关。”斯皮克曼界定的所有这些互动形式的变化都将边缘地带置于一种核心位置上。斯皮克曼界定的边缘地带并非是海权和陆权之间的被动区域，而是一个权力争斗的发源地。由于边缘地带面对陆海两个方向，因而必须从海陆两方面来保卫自己。“过去，它不得不对抗来自心脏地带的陆上势力和来自大不列颠、日本这些滨外岛屿的海上势力。它的水陆两面性是其安全问题的基础。”与麦金德不同，斯皮克曼虽然不否认海权与陆权对抗的存在，但却认为它不是压倒性的主题，他认为，“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单纯的海上势力同陆上势力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在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一起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俄国， 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斯皮克曼对边缘地带重要性的这种看法改变了麦金德理论中核心的对抗模式。在麦金德理论中，这种模式只有一种，即海上强国同心脏地带的对抗。但斯皮克曼的理论中实际上有两种反复出现的对抗模式，一是海上强国及边缘地区的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的对抗，二是海上强国同心脏地带国家一起与边缘地区强国对抗，其中哪种模式将占据上风则取决于边缘地带内部的权力分布状况。斯皮克曼对边缘地带重要性的认识同样改变了心脏地带的战略意义，麦金德界定的单一海陆对抗模式使他将心脏地带强国单纯看作海洋国家的竞争对手，而斯皮克曼界定的地理政治对抗模式有两种，因此对斯皮克曼而言心脏地带的战略属性并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
与麦金德不同，作为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 俄国的战略属性在斯皮克曼理论中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历史上游牧民族的直接继承者，俄国的地理战略位置使它能够通过不断向外扩张从而使边缘地带国家面临强大的压力，但同时，只要俄国自己不打算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建立某种霸权，那么它也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斯皮克曼界定的这种两重性意味着，只要俄国能够放弃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那种建立一个欧亚帝国的梦想，那么俄国与主导性海洋强国（英国和美国）在根本战略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这点也同样为历史所证明，因为在现代历史上英国（包括美国）非但没有与俄国爆发过大的直接冲突，反而总是在针对边缘地带强国称霸企图的战争中与其结为盟友。如果我们从心脏地带强国特有的战略两重性来推断，那么冷战的结束及俄国在现阶段的相对羸弱可以说正是恢复了俄国作为心脏地带强国与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在根本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就是防止一个边缘地带强国的崛起及其挑战，因为这种形式的挑战不仅将会使美国面临巨大压力，同样也会使俄国面临类似的压力。实际上，从冷战结束前后俄国对欧洲一体化及其东扩的反对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俄国的这种担心：在冷战时期，苏联对西欧的政策有两条思路，即反对美国在西欧的军事存在及西欧通过一体化的方式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这两条思路在冷战背景下并不是那么明显；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俄国对欧盟东扩的反对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与它对美国的反对联系在一起，这种反对的目的乃是防止出现一个将俄国排斥在外的统一的西欧，这种政策本身不能说是包含了称霸企图，而只是为避免一种新的不平衡的出现。如果从心脏地带强国战略上的两重性来推断，那么俄国对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崛起也应该是怀有警惕的：远东地区对俄国的意义有点类似拉美地区对美国的意义。正因如此，俄国历来对东亚大陆的权力变迁非常关注，苏联在“二战”时期对日本扩张的政策以及在冷战时期曾经不惜代价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种关注的体现。与这种担心相对应，俄国现阶段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从根本上说不亚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鉴于远东地区历来是俄国的软肋，因此单纯就中国因人口总量产生的内在张力而言，就会使俄国人感到潜在的挑战。
四、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地位
地理战略论的第三个核心范畴是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而有关边缘地带战略地位的论述也正是斯皮克曼的首要贡献。与心脏地带强国战略上的两重性相一致， 斯皮克曼界定的边缘地带的战略属性同样是双重的，即它有时是在海上强国和心脏地带强国间分裂的，有时海上强国和心脏地带强国会联手对抗边缘地带某个强国，边缘地带的战略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这二元论上。
与麦金德不同的是，斯皮克曼关注的重点并非抽象的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他始终着眼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不断变动的力量平衡。斯皮克曼理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首次揭示了历史上交替出现的两种基本权力对抗及其变动模式，更在于其明确阐述了边缘地带对美国在战后世界中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而造成这种重要性的关键则在于，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超级强国的崛起，有可能会使美国在战略上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对斯皮克曼来说，尽管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权势对抗模式：一是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的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的盟友进行的对抗；二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合起来与边缘地区的某个强国进行的对抗，但正是边缘地带内部的权力分布状况决定了究竟哪一种模式将占据上风（即边缘地带羸弱时，前者将占据上风； 边缘地带强盛时，后者则占据上风），而正是这点指明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利益。斯皮克曼对战后美国安全利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美国可能面临的战略包围问题上。他认为， 美国的安全总是与欧洲和亚洲的均势相伴，历史上美国受到战略包围的可能性只出现过四次，其中最后一次出现在“二战”期间，因为德日同盟的出现完全有可能颠覆“大洋对岸（欧亚大陆）的均势” 。 尽管美国自身非常强大，但如果面对一个统一的边缘地带的话 ，它仍然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个超级势力的包围。边缘地带超级强国的出现不仅能够包围美国， 且同样能够包围苏联，因为德日同盟一旦成功， 也将把苏联势力推回乌拉尔山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这一结果将消除所有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那些对欧洲和远东的陆上强国的威胁。到那时，德国和日本将能够毫无顾忌地对付剩下的敌人，且最终能够突破地中海进入印度洋，从而最终展开对西半球的钳形攻势”，换句话说，能够以包围威胁到美国的条件也同样能够以包围造成对苏联的威胁。对斯皮克曼来说，由于欧洲和远东是边缘地带两个最重要的权势中心，这两个地区权力的集中或分化（即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占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将会对美国在战后世界的安全利益产生根本影响。正因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欧洲和远东是对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两个地区，美国在战后世界中必须以建立和维持这两个地区的均势为首要目标。
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虽然受到地理政治逻辑的主导，但这种逻辑更多是斯皮克曼式的而不是麦金德式的。战后苏联作为心脏地带强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边缘地带国家战略上的双重性，但冷战结束和苏联瓦解恰恰凸显了斯皮克曼理论对理解美国大战略之延续性的重要意义。冷战期间与冷战后美国对西欧大战略之延续性的最初体现，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态度。冷战期间，美国创立北约的核心目的之一是防止德国重新崛起，当德国即将获得重新统一时，美国仍然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留在北约内部，此举的目的同样是防止德国再度崛起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冷战期间的北约是美国主导西欧事务的主要工具，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有许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与苏联瓦解很大程度上将消除北约继续存在的理由 ，然而在此后的 20 多年时间里，北约不仅仍然在西欧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且其使命及覆盖范围在冷战结束后一直不断扩大。最能够说明冷战后美国战略延续性的，是美国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一直阻挠欧盟通过“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创建一支独立于北约的军事力量，此举实质上是防止欧盟从北约脱钩，以排除欧盟成长为独立权力中心的任何可能性。鉴于地理政治构造上的差异，冷战期间美国在西欧构建的是以北约为核心的多边安全体系，在东亚构建的则是以一系列双边安全条约为主的“轴辐式”安全体系。冷战期间与冷战后美国对东亚大战略的延续性，首先体现为冷战后美国一直在强化自己与东亚主要盟国间的双边同盟体系。最能够体现这一时期美国对东亚大战略延续性的就是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尽管冷战后美国在东亚强化双边同盟体系及均势主导地位并不是单纯应对中国崛起，但美国确实对中国采取了限制性政策，这种政策可以被确切地称为“软制衡”即通过削弱相对权力的方式限制中国的实力增强。冷战期间，由于美国东亚目标的重要性不足以使其达成限制自己的多边协议，因此采取双边主义符合美国的希望。虽然多边主义将会给美国的自主性带来更多的限制，但随着后冷战时代东亚实力不断增强，美国对东亚多边主义的态度逐渐由消极转变为积极，这种转变所体现的同样是冷战后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其东亚主导地位的愿望。
斯皮克曼理论中还包括一个与边缘地带密切联系的较小的分析范畴——“滨外岛” 。 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似性，滨外岛（英国和日本）本质上属于边地缘带， 它们与“滨外洲”（美洲）根本不是同一类型。作为靠近边缘地带但却属于海洋部分的滨外岛国，英国、日本与身后的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 在地理政治上属于同一阵营，因为它们都反对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尤其是西欧和东亚）被任何单一强国独占。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曾经明确指出：“日本在太平洋的地理位置同英国在大西洋的地理位置是相似的。”发展与它们两国的良好关系对平衡世界均势支点上的权力非常重要，而后者正是“我们物质意义上安全的基础”。日本和英国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有明显的相似性，但两者在现代历史上的发展却几乎遵循着截然相反的轨迹。英国自 19 世纪后期开始便着手与美国建立某种“特殊关系”。目前存在的日美“特殊关系”却是在“二战”以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换言之，日本在现代世界政治中的角色转变是通过一场世界大战完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和日本面临的地理政治环境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同样解释了英国和日本在历史角色上的差异。历史上的英国面对的乃是几个实力相当的国家主导的欧洲大陆，这种情况使英国得以在现代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里能够在欧洲大陆上发挥一种居间制衡者的作用， 而这也成就了英国持续近两个世纪之久的世界领导地位。与英国的情况相反，日本面对的东亚大陆历史上始终处千单一强国（中国）的控制下，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眼中的安全威胁一直来自东亚大陆（中国），这正是日本在 19 世纪后期崛起为现代强国后始终想要从根本上肢解中国的原因。日本和英国在地理政治环境上的不同之处同样也影响到它们与美国的关系：英国的均势政策防止了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边缘地带强国，英国海军则起到了将美国与欧洲隔开的作用；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却意味着太平洋区域均势的彻底瓦解。正因如此，尽管日本与英国的地理位置相似，两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相对于美国的作用却是截然相反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加入英国一方参战以反对德国的扩张，但却在“二战”中加入中国一方参战以反对日本在东亚的扩张。
五、地理战略论的当代意义
作为一门研究地理环境与国际权势竞争相互关系的科学，地理政治学的根本特点不仅在于它力求达到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整体认识（即它的内容虽然是针对相关的物质环境的考察， 但它的目的是达到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总体认识），而且在于它重点关注的乃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局势，即客观的地理环境虽然不会经常发生改变，但随着技术、组织和人口的变化， 客观的地理环境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相关性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动。“二战”结束以来，作为一种大战略思想形态的地理政治学在现代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这种情况虽然可部分归咎于早期地理政治研究（尤其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决定论意味，但同时也要归因于“二战”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的那种单纯以政治变量来解释政治现实的学术倾向。这种倾向造成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使战后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纯粹的社会科学路径，即那种认为所有的解释性变量都应是社会性或政治性的研究路径。在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科学路径的兴起造成了研究者将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独立于物质环境的人类行动上，但这种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地理因素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地理因素仅仅是被遗忘了，而不是被征服了。地理政治研究的衰落对当代战略研究造成了消极后果，导致研究者缺乏一种可以用来把握超出权势分布（国际政治结构）之外的物质环境之大战略含义的分析框架，这种框架恰恰是真正的大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
地理战略论对当代大战略研究的首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当今世界中的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和冷战后对欧亚大陆推行的大战略的内在机理。在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国际政治结构变化虽然为美国对欧亚大陆推行的“绝对优势战略”提供了某种契机，但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从根本上说并不受体系结构的主导，而是受地理政治逻辑的支配。这种支配不仅体现在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目标上（即确保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均势），同时也体现在美国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上（即在欧亚大陆承担相应的战略义务）。因此，冷战期间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延续性根本算不上一种反常现象，这种延续性同样也体现在冷战期间与冷战后美国在欧亚大陆关注的战略重点上。与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尤其是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认识相一致，冷战期间美国在欧亚大陆上推行的大战略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边缘地带”，而导致这种做法的关键原因，不仅是由千“边缘地带”是战后世界（除美国和苏联以外）最主要的权力中心（尤其是西欧和东亚）聚集地，更是因为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 主导性海洋国家与“边缘地带”主要强国（主要是英国德国和日本）间结成的同盟，是唯一能够有效抵御“心脏地带”大陆强国（即俄国或苏联）不断向外扩张的办法。从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的角度来看，冷战结束与苏联瓦解给国际政治结构造成的巨大变化，非但不会根本动摇“边缘地带”在美国对欧亚大陆推行的大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反而会从根本上提升“边缘地带”在这一大战略中的重要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心脏地带”大陆强国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边缘地带”独立权力中心的崛起可能对美国造成的风险——恰恰是“边缘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的强国有可能具备直接威胁美国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冷战后美国非但不会削弱反而将加强对边缘地带核心区域（尤其是西欧和东亚）的介入。
地理战略论对当代大战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把握心脏地带大陆强国（俄国）战略上的两重性。作为心脏地带游牧民族的直接继承者，俄国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使它能够通过不断扩张，从而使边缘地带国家面临强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只要俄国自己不打算在大陆边缘地区建立某种霸权， 那么它也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俄国战略上的两重性与它对欧洲均势体系的双重作用密切相关，历史上的俄国虽然不断以庞大的规模和持续的扩张对欧洲均势体系造成巨大压力，但它与英国一样是欧洲均势体系最重要的守护神。欧洲均势之所以能够持续地保持运作，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强国对欧洲（大陆）均势体系进行的不断干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俄国与主导性海洋强国（英国）的关系虽然常常处于紧张状态，却不能掩盖两者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也正是这种一致性导致了俄国与主导性海洋国家在某些关键性问题上的合作，如在拿破仑战争和 20 世纪前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俄国都站在一起反对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领导的边缘地带强国的称霸努力。冷战的结束及俄国现阶段的羸弱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俄国与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核心就是要防止一个边缘地带强国的崛起（现阶段主要就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两者构成的挑战。除各种历史宿怨外，单单就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不断重复的“零和关系”本身，就足以使俄国对中国的崛起保持足够的警惕 。尽管冷战后美俄两国之间纠纷不断，但既然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可以因国家利益需要而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当然地假定俄国永远不会因自身利益需要而与美国站到一起。事实上，任何稍具有战略意识的人都可以从普京 2011 年提出的“欧亚联盟”的构想中体味出俄国对中国崛起怀有的担心，这种担心虽然在短期内不一定必然导致中俄的敌对，但这种事态的本身应当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警觉。
地理战略论对当代大战略研究的最后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对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通常会面临来自主导性海洋强国（同时也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及周边邻国的双重压力。历史上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之所以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种双重制衡压力导致的结果，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两类国家在防止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崛起上存在明显的共同利益。作为一个崛起中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当代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克服来自周边邻国的压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中国近来在东海和南海相关问题上遭遇的一系列挑战，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明无意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但这种说法针对的乃是全球均势而不是区域均势，而后者才是周边邻国关注的核心。从严格意义上说，有效消除周边邻国之猜疑和压力的根本手段之一，就是努力建立起一系列区域性的国际制度。而中国在此过程中需要明确的问题不仅是必须主动塑造能够对自己及邻国形成约束力的区域性制度，而且要容忍区域外强国的参与，因为没有区域外强国的保障，中国根本无法与邻国（尤其是二等强国及其他小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机制。当代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应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兼体系领导者的压力。除实力上的领先之外，主导性海洋强国相对于崛起中的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另一优势，是它在防止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崛起的问题上与大陆上其他国家存在共同利益，这也是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之所以能够多次成功地构建大同盟的根源之一。除战略上的优化外，当代中国应对这类压力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必须努力塑造一种真正具有开放性的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秩序。鉴于保持欧亚大陆核心区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对开放是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中国不仅必须容忍主导性海洋强国参与区域性制度的塑造，而且有必要从内部确立一种真正具有开放性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