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必要性之争”说起
2016年9月15日中秋节
不知为何，林毅夫以及张维迎两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关于产业政策必要性与否的学术争论（确切地讲，应该是两位学者的经济学理论、观点、学术功底的争论），这两天又残渣泛起。2016年中秋节前一天，微信上的《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必要性之争你站在哪一边？》搞了个“产业政策有用么？”的投票，署名为“FMBA2012校友推荐”。
这两位经济学大咖有关“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学术观点，已经争论了十多年，并于2015年把战火烧到过重庆大学——在2015年6月13-14日由重庆大学承办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学术年会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上，张维迎和林毅夫各自上台发表演讲，可以说是同台PK了各自关于政府、市场、自由竞争、比较优势等领域里大相径庭的学术主张。不过，下文的分析我将表明，无论是学术情感、学术见解、还是对他们的学术功底的比较上，我都倾向于支持林毅夫。
作为引入经济学博弈论研究的中国第一人，张维迎曾经是我研究生时代最为欣赏的经济学家之一。在我的导师上那几门经济学课程上，张维迎也几乎是必提的人物。我也聆听过他在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做的一场学术讲座。那个时候他的学术知名度已经相当高了。
不过，随着我阅读、比较的文献不断积累，随着我经历、体会的事物不断添加，随着我自己观察、思考的问题不断增多，渐渐地，我对张维迎先生的一些公开的学术观点不是那么的支持、欣赏或认可。我曾经就张维迎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市场制度最道德”一文写过一篇评论“今天的美国如蝗虫犯境——评张维迎的《市场制度最道德》”（在评论中，我不是反对张维迎先生的整个理论架构，而是不认可文中的某些学术主张，不认可用以支撑其学术观点的某些论据）。当然，这不妨碍我认为张维迎先生依然是令人敬佩的、在今天中国依然具有显示度的经济学家，他那些崇尚自由市场竞争、崇尚企业家精神、警惕政府管制与产业政策、反对经济特权的某些片段性学术观点，今天依然都意义重大，值得倾听。
张维迎是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们俩人的学术根基以及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精髓的把握，我认为是毋庸置疑的。但就“政府与市场”的问题而言，从学术功底、理论体系上看，张维迎主张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学术观点是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基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张维迎自己几乎没什么理论新发现或理论新贡献，近15年来没有什么标示性、成体系的研究成果在欧美顶级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甚至在《市场制度最道德》一文中，我认为他也曲解了宗教的逻辑，忽视了“市场的逻辑”与“宗教的逻辑”的内在关联性，因此尽管张维迎无比推崇亚当•斯密（就像我也无比欣赏亚当·斯密的学说一样），但我认为他依然不懂亚当•斯密，他似乎只知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忽略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忽略了亚当·斯密这个人本身、他的身份以及斯密所处的那个时代。所以，张维迎所宣讲的是发挥了普及、传承的作用——当然就这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也是贡献很大的。但林毅夫的理论主张不是如此。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产业政策、政府作用等理论，近20多年来一脉相承，系统性，成体系，自成一家，有大量的学术成果发表在欧美顶尖经济学期刊上，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也正因为如此，林毅夫才被邀请担任过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光从这一点上看，如果我什么都不懂，基于博弈论的信号显示机制，我也会选择认可林毅夫而不是张维迎。
其实，就“产业政策的必要性”的辩题而言，争论的本质不应该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究竟如何研究、制定和决策产业政策——这是公共政策学研究的课题。我的看法，张维迎基于自由市场竞争的反对产业政策，当然正确，可是他狭隘地理解了自由竞争——莫非只有工商业、个人之间不受任何外力干预下的竞争才叫自由竞争？在中国，尽管政府干预的确无处不在（政府的处处干预我也是反对的），但中国不是客观上存在着县域竞争吗？中国的县域竞争实际上也是自由竞争，符合自由市场竞争的定义及内涵，也确实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只不过自由竞争的主体由企业、个人换成了不同的区、县、市的政府。因此，产业政策也可以符合自由市场规律——例如，张维迎特别强调的互联网就是美国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尽管互联网今天看来是私有的、市场化的、自由竞争的，但它起初用于军事目的，源于美国军方，典型的国家（国防）政策的产物，其动力机制是与前苏联等国家的全球军事竞争——这也是一种自由竞争，这段历史恐怕被张维迎忽略了。更何况，自由市场竞争是假定不受任何外来的管制、约束、干预，但世界上真的存在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干预的自由吗？其实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亚当•斯密看来就是上帝（God），我们在做博弈论分析的时候，不也常常假定自然（Nature）这个局中人参与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请问，在某种意义上讲，不就是一种外在干预么？
至于张维迎说产业政策失败率高，成功凤毛麟角，在某种层面上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其一，失败率高不能成为完全否定产业政策的理由——张维迎提到的风险投资就是个证据，市场并没有因为风险投资项目的高失败率而否定风险投资的必要性；其二，究竟什么叫成功？张维迎眼里的成功是如何界定的？虽然我也拿不出一个准确的关于“成功”的定义，但我想问：特蕾莎这样一个穷其一生帮助他人而自己穷困潦倒的人算成功吗？做一个被电信诈骗1760万的清华大学老师可以算成功吧（如果不成功的话，即便被骗也骗不去这么多钱），可如果只做一个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的教师是不成功的？做到一个省长、市长、董事长、总经理肯定是成功者，做一个农民、一个售货员、一个清洁工、一个餐厅服务员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本分地干到精彩不可以是成功吗？做一个政府高官、公司高管、指挥着千军万马是成功，而做一个走街坊、入社区、救助于千家万户的社会工作者，就不能是成功吗？另外，像徐才厚这样的贪官污吏，被抓之前人模狗样的，按照我们的评价标准，当然是成功人士呀，可这么个贪官，你告诉我究竟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当然知道国家产业政策的成功不能与个人、人生的成功不能直接对比，但我以为，里面的内在道理是相通的。
事实上，经济、物质、利益并不是世间的唯一存在，产业政策可以服务于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的目的，不是只取得经济效益才叫成功，取得了社会效益也可以是成功；不是只取得了近期、直接经济效益才叫成功，取得了长期、间接经济效益也可以是成功。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成功并不意味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没有完美无缺的产业政策，就如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一样。因此，最关键的是如何研究、规划、制定和决策产业政策，如何让产业政策更有效，如何让林毅夫主张的“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起作用，这需要产权、法治、理性、责任、尊重、道德、伦理、价值信仰、公共精神的合力作用，而不是一天到晚不遗余力地否定一件注定不可能完美的事物。事实证明，单靠自由市场，不但经济的道德性体现不出来，经济的效率性恐怕也无法持续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