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吴建民先生因车祸在武汉不幸去世，享年77岁。消息传开，在外交界、知识界、媒体和部分公众中引发极大震动。吴建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职业外交官，虽然他也曾经担任过相对来说比较显赫的职位，如驻法国大使和外交学院院长，但他名满天下的原因是他在中国外交政策方面有着鲜明的个人观点，而且他积极著书立说、四处演讲发言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这使得他身处当代中国外交政策辩论的一个核心议题的漩涡之中，即中国对外应该走“鸽派”还是“鹰派”路线。此外，吴先生风姿俊雅，仪表不凡，谈吐儒雅，举动有明星风范，这在网络时代更加放大了他观点的传播度和影响力。
以吴建民先生的人品和风范，他在世的时候大概没有什么私敌，因为并没有听说有人诋攻他的私德。但是网络上因为他所持的观点而对他进行的公开批评和辱骂却比比皆是，其程度大概不下于他所收到的称颂。总之，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吴先生无疑是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名士。他不幸离世的消息，引发一片哀悼，但也有不少幸灾乐祸的声音。不认同他的观点但理性一些的声音，倒是来自军方。《解放军报》的官方微博“军报记者”于6月18日11时36分以“综合网友”的来源发布微博称：“吴建民曾担任过毛泽东等领袖的翻译。他的一些观点，我们虽然不能苟同，但是今天开放的中国、自信的中国需要不同的声音，并在观点交锋中去伪存真，凝聚爱国的共识与行动。逝者安息。”
来自某些网民的极端不理性甚至是人身攻击性质的批评，无非是说他所主张的对外政策软弱媚外，更难听的甚至说他本人是“汉奸”。在他去世后本人微博所发的悼贴下面，竟然有人评论说“美国应该给吴建民下半旗”，意思是吴的所做所言，全然只是符合美国利益，甚至是为美国围堵中国张目的。其它种种不堪言论，有些确实够得上”人渣”级别，在此不一一列举。
总之对吴建民的最猛烈、最具凌辱性的批评之一，来自一些极左人士，甚至包括某些职业从事政教宣传的军人。其实首先有必要从理论上辨析一下今天如何认定“汉奸”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将汉奸定义为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给外敌的人，那么这是一个需要“沙场检验”（battle-tested）的标签，即是否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实迹。那些因为一言不合，即将“汉奸”标签贴给别人的言论，其实是一种自我正义感和对持不同观点者恶意诛心两种心理相结合的产物。理论上讲，今日张口闭口说别人汉奸的人，一旦国家民族面临危急，可能投敌叛变比谁都快，如汪精卫之例。
而以“实迹”而论，借用传统政治话语的说法，吴建民对“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恐怕比所有他的批评者都大。他是“根红苗正”的新中国培养的最早一批外交官，1959年就进入外交部工作，20多岁时就给毛泽东作翻译，是新中国进入和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正式代表。作为驻法大使，他在任那段时间，中法关系提升到了“历史最好时期”。作为外交学院的院长，他为培养外交人才所做的贡献众所周知。
就算以体制内的标准来看，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吴建民在维护与粉饰国家形象方面，也是非常尽责尽力，成绩多多。尤其1990年代的一段时期是中国对西方外交最艰难的时期，而吴衔责行走，不辱使命，是优秀外交官的典范。如他的继任者外交学院现任院长秦亚青所评价的，“他任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时，中国在人权方面正遭遇国际诸多不友好势力的攻击。吴建民在诸多外交场合积极介绍中国人权发展的实情，为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争得话语权。”
吴建民的言论，其实更多的是不为一些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喜欢，而这些人也是他近年来大力鞭挞的对象。他念兹在兹的，是中国采取何样的外交方略才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复杂的理论或深邃难懂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坚持邓小平的关于世界的主流是和平和发展的判断，中国应该和其它国家多合作，要坚持改革开放和韬光养晦，绝对要避免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他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最值得警惕的应该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潮。“民粹主义的要害是反对改革，民族主义的要害是反对开放”，这是吴先生广为传颂的名言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念的坚定守卫者，至死不渝。
我们倒不必认为吴建民的所有判断一定最为准确。毕竟，从邓小平时代到现在，无论是中国自身的实力还是国际环境都有了很大改变，中国目前的对外政策已经展现出走出韬光养晦的姿态。这也许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发展。这是令人兴奋的时期，是世界格局即将发生大转折的时期，对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也是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一旦决策不慎、操作不当，就可能如习近平所说的“犯颠覆性的错误”。
在这个时期，以下三种思潮，最容易使中国的发展脱轨。一是盲目自大，不去深入了解外部世界。在中国已经推行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今天，还有这种判断貌似有点荒谬，因为很少会有人承认自己不了解或者拒绝了解域外世界。但不幸的是，貌似了解而实际无知的现象比比皆是。即是是知识精英，也受制于信息封锁、对言论的限制和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鲜少能对外国与国际情形做出全面而客观的判断，而普通大众在系统的思想塑造和碎片化的系统外知识摄取双重限制下，更加难以形成理性的认识。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很多人自然形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强大心态，更加不愿意再去诚心了解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更遑论将心比心。
第二种思潮是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良性与极端之分。良性的民族主义本是人们对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土地和国家的天然感情，但是一旦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将会造成一国民众集体唯我独尊，盲目仇外排外，要求本国政府为了微小的利益对外强硬，甚至不惜大动干戈。民族主义是广大民众持有的感情，但极端民族主义会被政客所利用，也会反过来绑架政客推动战争造成生灵涂炭，其后果也要广大民众来承担。一战爆发时，欧洲各国不少人民曾欢呼庆祝，而战争的结果是欧洲沦为废墟，破坏状况惨不忍睹，而承受生命与财产损失的，也是这些满怀极端民族自豪感的人民。如今中国也有一小批这样的人，他们人数也许少，但声音非常大，而且在中国实力日渐壮大的过程中影响力日渐上升。
第三种思潮是以一种非黑即白、零和博弈的心态来看待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视根据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和贸易会带来双赢这个国际经济的基本原理，而是只要有机会就盲目排外，将中国自身的问题归结于所谓外来势力，包括外国投资者。
当代中国正站立在自身发展史和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别时期。从中国的角度看，一方面国力终于强大到了可以傲视列国并坐二望一的地步，另一方面，国家和国民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与此地位相当的尊重。这其中的原因，既有西方强势文明由来已久的偏见和歧视，也有自身在治理、教养文明和行为方式上的落后，使得中国人时时感到自己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挤。这种顾盼自雄的实力感与因为“百年国耻”未消而萦绕不去的受害者情结互相放大，致使民族情绪容易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所俘获。
从世界其它国家（包括现有的强权与各个小国）的角度看，中国以巨大的体量挤入世界体系，必然对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带来改变，而无论中国自身的体制还是在国际上的行事方式，都让他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中国崛起的某种程度的猜疑。这种情势之下，中国国内情绪如果遇上国际上的猜疑，若是不善加管理，很容易发生碰撞和冲突。
当然，管理的意思不是说要对外忍让求全，也不意味着必然要拘泥于邓时代的韬光养晦。在自身状况与外部世界均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方略调整在所难免，在国际格局中去获取更多的利益份额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无论如何崛起，都不能脱离吴建民先生所说的“做受人尊敬的世界大国”的底线，不能忘记对外开放才有持续强大的可能，对外政策也永远不能被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所驱动。
不幸的是，在一个国家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多的是浮躁的一往无前情绪，而甚少对前进方向和道路上各种风险的分辨与警惕，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对外政策辩论中，吴建民先生的声音显得那么珍贵，类似的声音显得那么稀少，而他的不幸罹难，让我们不禁担心，有谁还能以如此有力、如此清晰、如此坚定的和平理性的声音来制衡恶性的民族主义。吴建民先生已经仙逝，但他的外交思想却必须继续留存，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形成理性的外交论述所必不可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