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住房供给体制，在1998年以前，在城市是由单位免费提供，在农村是自建。那时的城市到处破破乱乱，乱搭乱盖十分普遍。1998年以后，城市住房供给改成社会商品供给制，经近二十年发展，彻底改善了城市人口的住居条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是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住房呈现两极分化；二是城市交通压力加大，交通拥挤成为普遍现象；三是“商品房”演变成“投资品”，助涨房价；四是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毒瘤”，绑架整体经济发展。

解决住房商品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考察，若打击高房价，一定会拖累整体经济发展，甚至出现金融危机； 若鼓励高房价进一步上涨，会加剧社会矛盾，最终拖累经济健康发展。实则左右为难，动弹不得。

其实，中国住房商品化最初的设计本身就存在结构问题，它本质上是没有结合中国个人收入实际，造成供给制不合理的结构性矛盾。任何社会都会有上、中、下三类人口，富人（上）和穷人（下）好区分，政府通过低价房、公租房等政策补足市场不照顾穷人的缺限，但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巨大，俗称“夹心层”，对这一批富不富穷不穷的人，政府不可能有能力救济，一直以来也没有好的办法出台，只有北京出台了限价房。若能在供给机制上稳住了夹心层，救济低收入层，住房商品化就有了发展的基础条件。这时，住房商品进入投资品市场对社会的伤害最小。

医生、护士，必须居住在医院，对生命负责；教师，必须和学生居住地一个地方，对人成长负责。医务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需要住房与工作地同一，这是职业需要，商品房社会供给政策也不能打破这个规律。其他职业，作者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但从大城市上班流动人口量控的需要，实行居住与上班同一地，可以大大减少朝夕人流这一客观现实的可能性，对住房商品化政策需要细化。大致是：职业人，由单位提供商品房；贫困阶层，由政府提供公租房或低价房；其他人群，由社会提供商品房。

如果中国住房政策实行微调，“富人”，住社会商品房；“穷人”，住政府供给的低价房；“中人”，住单位建造的商品房。“居者有其屋”的愿望就一定能够实现，因为，富人有钱，按需购买；穷人少钱，低价租买；中人钱不多不少，购无土地使用权，价低限权房，能住就行。若“工居一地”，就能让人口大国的大城市上班人流、车流减少。

在反腐深入人心的今天，单位对老员工提供商品性住房，新员工提供低价公租房，只要操作得当，不仅不会出现腐败行为，而且，也能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股市健康运行。更重要的是对城市现代布局、疏散市中心区人口大有脾益。单位提供商品化住房的好处有：

1、土地国有，性质不变，单位在，土地就在，商品房就在。

2、无土地价，商品房价格基本上是成本价，工薪蔟有钱买。

3、前店后居、居区与上班区过街、步行即到，减车缓拥堵。

让全体中国人居者有其屋，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在此基础上，放开户籍限制，放开购房限制，开征房地产税，开征遗产与赠与税，改革按户计征个人所得税，开放登记个人财产等等，都有遂民心基础，且能促进房价总体下降而不致伤及金融业，节约宝贵的城市土地资源和建筑资源，消除多方对抗性预期与地方政府财政依赖土地出让问题，以解开房地产业对经济发展绑架的死结。

                                                                  2016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