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震怒”能消灭“一药多名“吗？

2月15日，第一财经网一篇题为《李克强又怒了严斥某些新药审批：还不是为了涨价?!》的文章报道，2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医药领域审批改革也提出要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不允许在“审批”名目下搞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所谓“新药”：“还不是为了涨价?!”

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长期胡乱批准所谓“新药”并导致药价非理性涨价这么个因果关系，笔者关注了至少10年，并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一任局长郑筱萸被“双规”之后特意撰文《由郑筱萸被双规，解读高药价的深层次原因》阐述这种关系，没想到9年后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证实了这层关系。

中国药价虚高到什么程度？除了“骇人听闻”我无法用其它词汇来形容。笔者以两组数据来说明问题，让大家了解该领域“黑不见底”的现状：

2011年11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高达6500%以上。山东另一家药企出厂的葡醛酸钠注射液，生产价8分钱，但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价格查询系统上一查，竟卖到了一支7.39元，价格增长了9137%。

2012年：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骨瓜提取物注射液”，5毫升的出厂价不足1元/支，医院销售价最高81元多，差价80多倍；2毫升的出厂价在0.39元/支，医院销售价却高达41.57元，差价105倍以上。

笔者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天价药”的形成，是长期“权钱交易”的结果。由于药品的采购人和最终消费者分离，如此“变态”的差价就激励着采购人“不买对的，只买贵的”。差价部分绝大多数被用于行贿“新药”审批、定价及负责集中采购的官员，还有雇佣医药代表的成本和贿赂医生的费用。

笔者在《“高药价”，缘于发改委、药监局游戏》一文中曾写下药价不断被推高的基本流程：市场药价过高、老百姓反应强烈——发改委发文降价、安抚百姓——零售商停止销售降价药——药企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药”——药监局批准改头换面的“新药”——“新药”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发改委再启动降价手段……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

发改委因为执掌药价审批大权，将价格司弄成了腐败“重灾区”，2014年的几个月时间内就有5名司级官员相继被查，包括前任司长曹长庆、在任司长刘振秋、副司长周望军、副司长李才华、副巡视员郭剑英，而他们的共同权力就是曾经或正在主管药品指导价的制定。

发改委领导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决定自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他们腐败把药价抬成“天价”，百姓怨声载道后就直接撒手不管，难道他们没有将此前一手颠倒的药价再颠倒回来的义务？

令笔者感到相当不解的是，主管药品指导价制定的发改委价格司官员纷纷“落马”，烂批“新药”的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官员却安然无恙，这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中纪委反腐实现“全覆盖”还需要时间。

笔者在9年前为何就敢断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烂批“新药”？不妨以另一组数据来说明问题：

2005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共批准81个新药上市，而同期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新药达1113个，新药申请更是超过万件，达10386件之多。此中差距令人迷惑。即使备受诟病，2014年仍有501个新药获批，而同年欧盟仅批准上市47个新药，美国批准上市41种新药。

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药企的研发能力那是“你懂的”。这501个所谓的“新药”，无非是换个名称、换个剂量甚至换个包装的“冒牌新药”。经过十几年的胡搞，导致严重的“一药多名”，同一成分药品弄出多种甚至几十种名称来。但这些玩意儿换个“马甲”就身价倍增，弄得财政投入医保资金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百姓看病自掏腰包却越来越多。因此，对网上呼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呼声，我是嗤之以鼻。因为现在要是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老百姓就不再关注“变态”的药价，腐败就会立马倍增，财政将不堪重负，无疑会挤压民生开支。

“一药多名”作为推高药价的罪魁祸首，缘何长期得不到根治？主要因为此前“政令不出中南海”所致。如今，我是坚决相信新一届中央的反腐决心，相信新一届中央的执行力，因此相信已经震怒的李克强总理能遏制“一药多名”的继续泛滥。但仅仅遏制还不够，还应该将已经形成的“一药多名”现象彻底消除，让药价还其本来面目。

最后，笔者要将一篇旧作标题献给有志于终结“天价药”的官员们，包括李克强总理：谁掀掉“暴利药”，谁就是中华民族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