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发小（记传体小说）

文/潘国尧

          七

人真正产生思想的年纪应该是在十六七岁吧，没仔细研究过，感觉应该是。在这个年纪，偏偏遇到了上个世纪除战争外最乱的年月，那么思想，肯定是见鬼去了。太祖在时，让谁上谁就上，谁不听话，不但得下，恐怕连命都保不住。这例子太多了，比如前国家主席就曾经被斗死。那还是十来年前的事，给二傻子的印象不是很深，只记得大队里的民兵连长用高粱头扎的扫帚在各家的粉墙上写大字，就是火烧XXX，油煎XXX之类的。那会儿也搞不懂，也不知道那XXX究竟做了啥坏事，以至于要这样打倒他，还要再踏上一脚。

后来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就读到了叛徒内奸工贼XXX，也还是不懂，老师也不解释，总之早读时，大家会把这九个字读得格外响。

再后来就出了个八字眉的接班人，举着语录的照片过年时可以去村里随便拿，拿来就往墙上贴。但是贴了没多久，也出事了，各家就又把八字眉的像片给揭了下来。

接着就是太祖走了，走之前据说写了一个纸条，叫：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我记得那会儿就出现在了日人民报的头版头条上，还套红。所以印象深刻。后来，这个“你办事，我放心”的老好人的像片被挂到了太祖旁边，不过后来也还是被拿掉了。那时二傻子已经在公社中学读高中了，有些事开始要琢磨了：这不是太祖指定的接班人吗，怎么反把太祖的老婆给抓起来了？而且那会儿全国人民还很开心的上街游行，几乎全公社的男人都跑到公社中学操场上来放鞭炮，很开心的样子。

这样热闹了好多天，然后就是英明领袖要大炼钢铁，要采石油，要挖煤的画都上墙了。那回公社中学的美术老师特别忙，几乎天天去各村墙壁上画画。这美术老师是学校里少数几个读过师范的正式老师之一，画画还是很有功底，而且特别擅长画大的画，越大他画的越快。专门给他打下手的体育老师每天用钢丝车拉着两个油桶和一块大木板，两人天天出去画画。

剩下的老师就很羡慕，就说些风凉话，说现在全校就他俩舒坦，每天都不用上课。但是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似乎也不怎么累，语文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一篇课文的题目，后面就懒得再写字了，说到课文里需要描写的那些句子，他喜欢用窗外的那些庄稼地来比喻。比如周老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就说自己去过百草园，那破地方比比我们操场小多了，“就是几畦菜地，哪有他描写的这么好看，要说好看，哪有我们教室外的玉米地多姿多彩。”然后大家都把头转向了窗外看玉米地。我因为个子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窗口，我平时的任务就是不停地把窗子打开或者关上，至于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全听老师或者班长的，别人指挥不动。而我更多的时候就是往窗外看风景。所以语文老师说窗外景色更优美，我打心眼里支持他的观点，只是那会儿胆子小，不敢带头呱唧呱唧。

数学老师高中是在县中读的，他读高中那会儿学校还像点样子，他是学了些本事的。所以教书的一招一式还是很有范的，他的一绝是一堂课从开始到最后，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边讲边写，等到下课铃声响起时，粉笔字刚好填满右下角。因为初中时没打下基础，他在上面讲，我基本听不懂，所以每次的作业，总是找人抄。班长是数学老师的小舅子，又坐在离我不远的位子上。那时每周的周末，我都要去海滩上拔水草，总能碰见他扛着把大横刀在掠水草，他也总是嘲笑我只会拔草不会使横刀。问题是他们村离海滩更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刀，我们村稍远一点，去海滩上打水草的人少。每次他放倒一大片水草，我就帮他装在箩筐里，等他的箩筐装满了，剩下的就归我了。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总是给我抄他的作业，别人因为作业做不完，放学后要被关在学校里，我总是能能很自豪地和他一起背着书包提前离开。

最招人烦的就是化学老师了，这家伙之前是生产队里的赤脚医生，几乎不会正经上课，倒是很有兴趣做实验，往烧杯里滴点药水，然后让每个人去看烧杯里的水变成什么颜色了，或者有的药水滴到烧杯里的水里，就会冒出雾一样的东西。每当这时候，前赤脚医生总是会露出得意的笑容。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讲不完整，我也不想去追究。所以每次化学考试，我总是不及格。有一次更绝，因为考试时从隔壁座位上拿小舅子的试卷抄，被化学老师发现了，他当场就把我赶出教室，似乎是觉得还不解气，接下来的一堂课里，他把上次考试的每个人的成绩都报了一遍，最后报到我的名字是负10分。前赤脚医生解释说，我本来应该是0分的，但是因为作弊，所以倒扣10分，变成了负10分。这事后来全校都成了一个笑话。

总之，高一那一年，没正经学些什么，就是因为是语文课代表，所以语文还是不错，特别是老师的文言文功底很好，跟着他涨了不少姿势。

高一最后一个学期，说是我们这一届学生可以参考高考了，学校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但是我始终没法紧张，因为数理化三门课我基本听不懂，每天的正事就是死乞白赖地找小舅子抄作业。

这样最后要根据期末考试总成绩决定在高二的时候分快慢班了，我当然考不好，因为，期末考试的监考老师都是别的班的任课老师，有的还是从小学里找来的很认真的老师。所以我没法找小舅子抄试卷，当然成绩一塌糊涂。

语文老师还是班主任，高一这个学期结束后，他就不教我们了，他最后把我叫去说，看来你的成绩怕是进不了快班了，很可惜，你的数理化太差了。我安慰老师说：没关系的，我再在高二混一年，我娘就让我跟着我姨夫去学做泥水匠了，“读快班我怕要出更多洋相”，班主任听了我的话只好摇摇头苦笑。

 我要去读慢班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村里，我爹气得跳起来，然后赏给我一个大耳刮子，胞兄乘机在旁边说：不如叫二傻子退学算了，回家种地。但是我爹没听他的，我们家的隔壁就是体育老师的家，我爹就去问体育老师，体育老师说我的数理化特别差，但是语文不错，高考是文理分科的，“如果好好复习，历史地理政治等科只需要死记硬背一些东西，二傻子记性好，还是有希望的。”这样我爹就叫我再读一年，“你给我好好读书，如果考得差，我明年就再给你一个耳刮子！”我连连点头，因为我爹年轻时跟着我爷爷练过武，他的力气还是很大的，那一个耳刮子还是很疼的。

高一那一年，虽然国龙就在隔壁2班，但是很少有正面接触，只是知道他是2班的班长，乒乓球打得特别好，几乎没人打得过他。当然他的各科成绩也很好，所以高二分班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被分到了快板，只是班长没得做了，因为后来的县委宣传部长成绩更好，那家伙在高一时就获得过全地区（比县还大的衙门）数学竞赛的二等奖。但是国龙还是做了学习委员。在所有的班干部中，学习委员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美国的国务卿，或者中国的发改委主任。因为担任这个委员的人一般都是班级里成绩数一数二的角儿。

那一年，小个子已经完全接管了太祖留下的最高权力，小个子提出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要从教育抓起。在这样的思路下，高考制度就被恢复。虽然我们这一届不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但是至少给了每个人以高考的权利。

高一那一年临近一个公社还出了一桩大事，就是一个参加高考的女生，她写的作文得了满分，省报在头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了那篇满分稿。那一年高考，本省的语文就写一篇文章，题目我记得好像是“路”。后来这个考生就被地区师范学校破格录取。只是那娘们后来很不是个东西，毕业后做了县文联的干部，天天给那些暴富的厂长写“报告文学”，她还给二傻子的一个亲戚，当时是全县乡镇企业家的“五虎”之一，也写过舔腚的一篇报告文学，在那篇文章中，前破格录取把我找亲戚要求安排工作被拒绝的破事给鼓捣了进去，这使得二傻子有一段时间对这娘们充满了刻骨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