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家文化的社会。家族是同一血缘的若干家庭的组合体，在古代的中国，家族教育是每一个人除了家庭教育之外的最直接、最基层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逾越的社会教育，它是启蒙教育、技能教育、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家族教育是家天下的产物
在原始社会阶段，劳动技能是在原始部落中传承的，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家族，所以，在没有学校之前就产生了家族教育，它是人们进行教育的原生状态。中国人的思维重承袭，汉字由象形文字发展成方块字，社会组织也由原始部落发展到血亲家族，中国人把家的组织形式扩展成国家，建立了家天下。
在中国，国家诞生初期的结构形态是宗法分封制，当时的教育制度称“学在官府”。“学在官府”的教育对象是贵族，就是在宗族内培养仕宦的本领，这个本领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得到。“庶人工商以下者”的职责是“以供其上”，[1]他们没有做官的资格，只能“各守其业”[2]，为贵族服务。“各守其业”之“业”就是技能，这些技能只有靠在家庭或家族中进行的言传身教来完成，所以也是一种家族教育。因此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教育来看，其源头还是家族教育。
在宗法分封制下，每个人的政治命运是生而确定的，一些下层贵族在经济势力强大后，不安于个人的政治命运。于是，就出现了诸侯混战，史称春秋战国时期。混战中的胜利者虽看到了宗法分封制的弊端，但无法脱离“家天下”的思维方式。当时的思想家仍旧围绕着“家天下”的逻辑来完善统治方略，从而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国被看成是家的扩大，将治国与治家的道理看成是一致的，认为要维系国的团结和长治久安，就必须强化家族伦理道德。纵的方面，孝敬父母与忠于皇帝是统一的，横的关系，则是将家族中兄弟之间的友爱关系推向社会之中，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理论中，修身是根本，齐家是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家族教育就成了治国的保障，家族教育因此也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教育的重要形式。所以，孟德斯鸠在研究了中国社会后说：中国的社会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3]，孟德斯鸠的结论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
二、家族力求普及蒙学，具有“义务”教育的性质
从教育的运行空间来看，家族教育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从教育的承办者来看，家族教育属于私学的范畴。古代的私学按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又可分为蒙学教育和专门教育，其中蒙学教育几乎全部隶属于家族教育，并向家族中所有人开放。虽然专门教育的承办者有的是私人，有的是家族，但不管承办者为何人，专门教育对学生都有一定的要求，因此是面向少数人举办的，不具有蒙学教育的开放性和普及性。
家族所办的学校有“塾学”、“族塾”、“义学”、“书馆”等称呼，俗称私塾。根据《礼记·学记》中“家有塾”的记载，可推断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塾学，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及其以后的“科举”时代，废除“科举”后逐步走向衰微。塾学有两级，一级是满足家族子弟读书识字需要的普及教育，以蒙学教育为主体；另一级是为了满足家族子弟应试科举的需要，即以入仕为目的的教育。如江西德安陈氏家族在住宅之西设立了一书屋，“训教蒙童”，“至十五岁出学”。又在东佳庄设立了一个学堂，对赋性聪明者，令其修习，以备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在他的《家规》中说：“重读书，荣耀祖宗，显扬父母，全在读书。若家有读书之人，则礼有人讲究，纲纪有人扶持，忠孝节义从此而生；公卿将相由此而出；读书二字关系如此。”[4]福州云程林氏家族的《家范》中也规定，凡是本族的子孙，十五岁以下，必须读书，对他们讲说经书中的道理，使他们略知为人子、为人臣、为人弟等做人的道理，十五岁以上，必须研读经书，如果到了二十岁，还没有精通一经，学业无成，就让他“习理家事，练达世故，治农理财，专务一业”。[5]
为家族教育投资的人成为塾学的学东。校舍或用学东家的闲房，或将庙宇、祠堂当作族塾的校舍。官宦人家或村里的财主们自己聘请的塾师，自己支费用；村庄兴办的族塾，塾师费用大家分担。自北宋范仲淹置办义田以后，购置族田的风气盛行起来。族田的收入除了祭祀祖先、赈济贫困以外，主要用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以兴办义学族塾，供族中儿童上学；二是补贴族中学子的学费；三是对应举赴考中的子弟给以资助。对于主要用于教育的族田，又称学田或义田。有的大家族学田确实比较多，据《中国族产制度考》一书的统计，明清时期，义田规模在80亩以上的家族共有33家，全部分布在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尤以江苏最盛，达20家，义田最多者近6000亩。[6]
塾学里选用的蒙学教材各个朝代也不尽相同，两汉及其之前主要是识字书和《论语》、《孝经》等伦理教育书，南北朝以后逐渐增加了《千字文》等综合知识教材，北宋以后由增加了《三字经》、《百家姓》和“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另外在塾学中还多多少少的教些应用文的写作。
三、家族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教育是传承的重要手段
中国历代出现了一批批富有家学的学问家，西汉时期的济南人伏胜把《尚书》作为他的家传，从西汉初年一直传到东汉末年，在传承过程中，代代有他的后人，他和他的后人也收徒传授，其学生也传给自己的儿孙，从而形成了伏氏、欧阳氏、曹氏、桓氏、夏侯氏、孔氏之学，这些都是家族之学。正因为其家学深厚，所以伏氏家族在两汉时期地位很高，辈辈有高官，代代受尊崇，直到东汉末年皇帝还娶伏氏女为皇后。像这样文化世家在中国比比皆是，目前各个地方为了弘杨本地的文化精神，所挖掘的文化世家及其精神，就是这些文化世家。
我们以江苏仪征县为例来看文化传承，近、现代的一百多年中，仪征形成了一个个滋生演衍的文化世家，主要有刘氏、陈氏、张氏、金氏、毕氏、柳氏、李氏、洪氏、吴氏、崔氏十家。如刘氏以经学传家，刘文淇在舅舅凌曙饱读经书，在他的培养下使其精通经史，青年时即立志从事《左传》的疏证工作，一生中有多种著述问世。其子毓崧、孙寿曾均为学者，他们继承父、祖未竟事业，继续把疏证《左传》的浩大工程推向前进。这就是学界称誉的刘氏“三世一经”。其实，这个学术之家并没有三世而已，第四代中又出了个刘师培。这位驰名遐迩的国学大师，虽然只活了三十六岁，却有著述七十四种。陈氏世称“父子传胪”，稍后于刘氏而闻名。陈嘉树、陈彝父子，先后在科举中金榜题名，彝子重庆、孙含光均以诗书名世，含光子康为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有专著多部。张安保、张丙炎父子均以书画名重一时，张氏父子因德高望重，还相继被推举主持地方志编纂，分别担任仪征县志总纂、总校。柳绍宗被称为“仪征读书种子”，他的三个儿子大纲、大雄、大绰均为中国出名的科学家，大的、纲是我国盐湖化学的奠基人。仪征吴氏兄弟四人，被誉为吴氏四杰，其中吴征鉴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征铠、吴征镒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三兄弟曾联袂参加七十年代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长兄吴白匋在戏剧界颇负盛名。仪征崔氏父子名满扬剧界，崔少华为创立、发展扬剧作出重大贡献，子东升、鸿声、南笙同为扬剧名演员，东升还创作剧本多部，有“戏篓子”的美称。由仪征的文化世家看出，一个家族中几代数人几乎在同一行业中展现光彩，这就是传承，而传承的手段主要靠家族的熏陶、言传身教以及各种教育手段。
田作明先生曾主编了《中国文化世家》一书，按照文化地理的分类书写了11个地域的文化世家。他说：“家族、家庭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人们习称的经学世家、中医世家、梨园世家，主要强调的就是这种文化的传承：世家的家学及其渊源。”又说：“在相当意义上讲，家学是国学的基础，没有了家学，就无所谓国学可言，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国学是延续长时段的完整的生命体，那么家学就是一个个生机勃勃、新陈代谢的细胞。家学的兴盛，是文化世家生生不息、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重要原因特征。世家文化，造就了一个个辉煌灿烂的文化世家。”
四、箕裘相继，家族成为技能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场所
中国古代鄙视技能和技艺，将冶铁、制陶瓷、纺织、烹饪与戏剧、杂技等都视为下等人求生的技能。认为庄稼活，不用学，农作不是学问。所以这些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技艺、技能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学校的教学内容。于是，这些技艺、技能的传承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完全的父子、祖孙相袭的家族传承，二是师徒相传。在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环境中，人们又把师徒关系称为父子关系，师徒如父子，按照跟随老师学徒的先后顺序又在徒弟中划分了师祖、师叔、师兄、师弟等层次，所以从“泛家族”的角度来看，拜师学艺、收徒传艺也属于家族教育的范畴。
中国古代在技艺技能传承方面是提倡家族传承的，《礼记·学记篇》就曾对此有过这样的表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萁”。意思是说：冶炼世家的子弟，见父兄冶铁使之成器，便学着能够将兽皮片片连缀起来成为皮衣；做弓世家的子弟，见父兄弯角成弓，便学着把柳条编成簸箕。因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反映父子相承的成语，即“箕裘相继”，这段话也反映了中国技能传承非常讲究举一反三和创新性，同时也在传承方面出现了“青出于蓝”这个成语。《管子·小匡》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工匠们居住在一起，相互讨论用材和制作工艺，“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学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正是这种“工之子常为工”的承继关系，造就了一大批工艺传承之家。如汉代的楼护，齐国人，《汉书·游侠传》说：“父世医也”，是一个医学世家。《魏书》第91卷记载江式的六世祖江琼，“善虫篆、训诂，子孙世传家业”。西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书法家，而其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之兄也工草书和隶书。
不仅汉魏时期如此，一直到清代，此风仍不移。《清史稿》506卷曾记载，张涟善画，“以其术游江南数十年，大家名园，多出其手”，而其“四子皆衣食其业”；徐寿善机械制造，曾用木造轮船，在枪炮弹药制作方面也多有发明，对物理化学和法律也多颇有研究，其两个儿子建寅、华封皆“世其学”，徐建寅后来为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监造弹药，徐华封也就由制造业为生；梅文鼎是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算学家，孩童时就与父亲和塾学的老师“仰观星象”，其子以燕、孙谷成，谷成子梅钫以及他的两个弟弟在算学与天文学方面有著述。
正因为出现了一批批的技艺技能之家，所以，家族中一些有心的学人便将这些工艺整理成书，流传后世。这样的书籍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被中国的史学界公认《隋书·经籍志》是对隋代以前的典籍统计最全，该书列《艺文志》四卷，列农业和农学著作19部，天文学著作97部，历法和算学著作100部，医学著作256部；《清史稿》是中国古代最后的一部史书，也在《艺文志》中列农业和农学著作44部，天文学著作90部，医学著作208部，历法和算学著作114部，书画著作120部，篆刻著作19部，音乐著作15部，杂技著作4部。清代的集大成的古代典籍丛书——《四库全书》中记载技艺的书籍就更多了。
五、环境熏陶，充分发挥家族教育的优势
罗兰说：“环境给一个人的影响，除有形的模仿以外，更重要的是无形的塑造”。中国家族教育的熏陶作用，最闪光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儿歌式的启蒙教材，二是良好家风的熏陶，三是家训的规范作用。
中国启蒙教育的优良传统，特别得益于《三字经》和《朱子家训》两部启蒙教材。《三字经》全书仅千字，先讲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接着讲礼仪规范，然后分别介绍名物常识、读书次序、历史知识，最后又讲勤勉好学的成功先例。《朱子家训》只有百余字，通篇以对偶句一气呵成，言及卫生、安全、饮食、房田、婚嫁、读书、教育、为官、交友等事理和勤俭、诚信、自省、向善、敬祖等品德。这两部教材文字精练、内容丰富、富有故事性，使幼童读之自然而然的受到做人、做事的教育。两篇启蒙教材皆通俗易懂，便于背诵，有些语句，已经成为人们多年传诵的格言，因而家喻户晓，广为流传。《三字经》开篇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朱字家训》开篇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既昏既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办丝半缕，恒思物力维艰。”两文一开篇就富有振聋发聩、开目识天的气魄，两部教材，由于简短又压韵的特点，几乎每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也能够背诵，这个特点也就决定了它的普及性，这就是启蒙教材具有的真正效力。
良好家风的熏陶是中国古来的传统，《老子》说：“不言之教益，天下希及之。”家风是家庭生活习惯、志趣、爱好、道德品行的总和，是由家长的形象、追求、喜好、品质、道德、宗教等构成的。家风通过日常生活影响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也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孩子身上体现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素养、生活习惯等都打上家风的烙印。
为了光宗耀祖，抬高家世的名声，中国人历来重视作为家世灵魂的家风的培养，从古至今出现了一大批家风良好的大家族，而且许多家族特别注意适应社会，因此造就了各自家族的家风特色。如两汉时期的石奋家族则以孝谨传家。宋代四川眉山县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之列，就形成了不作科举时文，但求贯通经史、文以致用的家风。明清时期山东的桓台县的王渔样家族，不执着于科举的“应试教育”，支持子弟涉猎诗文金石的做法。安徽西递的胡氏家族自宋代到清朝中叶历30余世，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在它的宗族的祠堂和家族子弟的民居中，到处都有劝学楹联，如“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读书经世文章，孝悌传家根本”等等，所建族学 “万印轩”，从1849年到1869年的20年中，该家族就出了16个有官阶的官员。
近代曾国藩把家训、家风与家运联结在一起，认为家运取决于家中气象，即生气和敛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7]在子女教育方面，他坚持“爱之以德不姑息”的原则，主张“为人与为学并进”[8]，他特别强调戒骄奢、倡勤俭、主敬恕、不忘本。他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9]在曾国藩家风的熏陶和家训的规范下，其长子曾纪泽成长为晚清外交学家，次子曾纪鸿精通数学，孙辈、曾孙辈中产生了一些人是诗人、教育家、学者。
古代家训主要指家长对家人族人、父祖对子孙的教诲训示，也有夫妻间的嘱告，兄弟间的劝谕诫勉。内容涉及的面比较广，主要涉及到修身、勉学、治家、处世、治生五个方面。一般把《尚书》中周公对周成王的训诫之辞作为家训的滥觞，至南朝萧梁王朝时，产生了贵族的第一部系统的家训名作——《颜氏家训》。到了唐太宗时，他亲自写了《帝范》一书，从君主人格修养、用人方略、到政体、治国方针、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介绍了经验；宋代以后，家训更通俗化，出现了像《朱子家训》这样的富有歌诀特色的家训，使家训由贵族之家普及到百姓之家。
家训制定出来后，如同家法，在家族中认真学习、严格执行。明代陈继儒将他的家训之作《安得长者言》的导言题在屏风上，要求子孙们躬耕之余有阅读。还有的地方采用了“家族民主生活会”形式来推广，比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族会议，合家老小都参加，会上，各人根据个人见闻，对好者表扬，违背家训者批评，有的将这些议论的内容记录下来，叫“功过格”，以备下次检查。严肃的家训，良好的家风，不仅使一批文化世家昌盛不衰，也是中国一大批老字号得以昌盛的根本。中国商帮最出名的晋商家族的家规、家风中几乎都有六条，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晋商家族在这六条规定严格要求下，经数百年的艰苦创业，终于形成了名震天下的商业巨族。
六、长善救失，兼具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功能与特点
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是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密不可分的，学生接触的第一教育人和教育空间是父母和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个人爱好、社会地位和家庭氛围、夫妻关系及父母的亲友等对子女的成长均产生深刻的影响。虽然家长都望子成龙，但良好的愿望往往被溺爱的心态和客观的环境冲垮，所以只靠家长难以教育出出类拔萃的孩子。而中国的家族教育则是把孩子放到大家族或家族联合办的学校中去培养，老师是家族挑选的，而且可以根据大家的要求不断更换，这就摆脱开了家庭教育中的某些不利因素。
初入塾学，首先背书，然后开讲。背书就是阅读教学，每一个都起到识字的作用，这比单纯的毫无联系一个一个的去识字要快的多，记得牢。聪明的孩子还可以在熟读的过程中去揣摩其意，便于提高学生的悟性。塾学采用 “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即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才能，确定教学进度上，因教学进度的不统一，采用个别授课的形式。因此一起上学的学生，在一个学期里，就可能拉开很大的差距。讲完了“四书”再讲“五经”。 因“五经” 不容易讲与学，就提出了 “切、磋、琢、磨”的教学方法，即是老师、学生进行互相研究、探讨。所以塾学所用的背书、因材施教和师生的互相切磋为当时的官学和今天的学校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尽管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不同的教育思想，但大都以做人作为教育的主旨，重视理想人格的设计。尤其是孔子提出的“君子”和“大丈夫”，成为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家族成员共同向往教育目的，对以后的家族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代郑玄教子淡于名利，自立自强诫子孙“显著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三国志气诸葛亮告捷子孙：“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传诵，在他的长期熏陶下，他的四个儿子皆尚气节，颇具乃父风范。清代的郑板桥说的更为明了：“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做个好人既是每一个家庭的愿望，也是每一个家族学校所追求的目标，还与国家的要求一致。
考察历史发展过程，家族教育确实存在许多可以称道的长处，但毕竟良莠不齐，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家族都有能力兴办私塾，我们只是选择了其中的典型部分归纳起来论述其价值，分析其可以借鉴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抬高到代替所有家族教育形式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左传·襄公九年》
[2]《国语·周语》]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 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4] 江西教育学院书院史研究室合编.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研究（铅印本）.
[5] 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11《家范》
[6] [日]清水盛光.中国族产制度考［M］.宋念慈译.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6.
[7]《曾国藩家书·致澄温沅诸弟》
[8]《曾国藩家书·致四弟九弟谆嘱瑞侄用功》
[9]《曾国藩家书·又十月廿四日与澄弟书》
注:2007年美国举行了一个世界文化论坛,我写好了文章，发给会议举办方，但会议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了，就委托我在美国高校的一个同学代我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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