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哲学的知识论形态

   中国有句俗话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于哲学来说，关于哲学地盘，就是哲学的本体论的认识论侧面，也是哲学基本地盘中的头号认识问题。那么，这个最大号的认识论其实就属于哲学“内行”的行家才能看出的“门道”。相比之下，关于哲学的认识论还有它知识论的一面。对于哲学的专业地盘来说，“百姓日用而不知”，老百姓明明天天要使用但却不知道哲学的究竟，明明不知道它的究竟却又天天离不开。从哲学的“民意隐身层”来看，“百姓日用而不知”可以说是哲学的生活根源；但对于哲学的“文本现身层”来说，“百姓不知而日用”可以说是哲学形态的末梢了。就像树冠一样，枝繁叶茂花花果果招蜂引蝶的，很是热闹。比如说，“哲学是什么”已然被时代解构为各种的实践样式，弄得似乎人人都懂哲学。什么智慧传授、心灵启发、总裁培训等等，可谓神州上下遍地开花，这分明是“外行”看见的“热闹”。其实不热闹也不行啊，因为哲学的“社会实践层”毕竟有它的鲜活生动面，既然人人需要事事有它，哲学的高墙之外，怎么可以门前冷落车马稀呢？所以呢，“外行”看见的“热闹”，其实就是哲学地盘的知识形态。哲学“热闹”也许不合理，但却一定合情。只不过，关于哲学的知识和关于哲学的知识论，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1·哲学的知识论问题

   在“百姓日用”的常识层，知识，也有它板着脸吓唬孩子的模样。学校传授的本本知识就不用说了，这都是通常所说的知识。知识，也许不一定合情，但却必须是合理的，就像老大妈给新媳妇传授养孩子的技巧一样，一本正经是必须的。但知识论呢，顾名思义，是关于知识问题的命题讨论形态，讨论一个专业的认识领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内行看门道”延伸到“百姓日用”层，从命题形式上讨论，如何寓教于乐啊，总之是说内家的认识如何能满足外家老百姓的常识需要，这就在说哲学的知识论可能了。

    之所以连这个问题也需要讨论，那说明一门专业从“内行看门道”到“外行看热闹”需要“保媒拉纤”，将“门道”变成“热闹”，自古以来都是有市场的。那有人说了，科学有科普作家，咋没听说哲学有“哲普作家”？要像科学一样，有了“哲普作家”，哲学不就可以由它的本体认识论延伸到“百姓日用”层变成家喻户晓的知识啦？是的啊，哲学的认识论如果很容易就能转化成家喻户晓的知识和常识，这就不用讨论，不需要这个讨论过程的，当然哲学是否存在知识论问题也就无所谓了。再说了，“哲普作家”又不是奇缺，只是跟科普作家不大一样，这是由科学和哲学的本体性不同决定的（科学哲学例外）。比如，文学家、诗人、老师、长辈、父母、老板、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扮演“哲普作家”的角色。他们教人吃亏吃得明白，沾光占得明白。通晓生活态度的所以然，都算是“哲普行为”。这样，哲学就从“内行的墙内”跨界到了“外行的墙外”，于是又一轮新哲学融入了新的生活中。

   但这跟《在世之界》什么关系呢？

   2·跨界时潮的哲学意味

   《在世之界·代前言·世界是什么·下》说了，“技术跨界、思维跨界、观念跨界、机制跨界，它们的哲学本质还是创意跨界。跨界思维其实达不到智慧的极致，而杰出的创意本身就是所有跨界内涵的集合……跨界时潮的极致，很可能预示着各领域对自己的价值“边界”的确认”。科学贵在技术跨界；文学贵在思维跨界；思想贵在观念跨界；政治管理贵在机制跨界……从方法论上说，跨界的本质是兼并；从价值论上说跨界的本质是整合，从本体论上说，跨界的本质是精神的超越。历史性的跨界总会令一些辉煌成为昨日黄花，但它们的精神内核总是创意跨界。精神超越是哲学跨界的终极形式，哲学跨界，即用一种精神模型就可以终结一切的精神跨界形式了。

   《在世之界》的旨趣就是要通过出示“三个要件”的主脉框架，揭穿哲学的“内门道和外热闹”的隔阂，打穿隔阂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的无形之“墙”，突出这个时代对创意跨界的深刻理解。“三个要件”——“在世心点、动能半径、和适应边界”就存在于世界之中，在我们不自觉的情况下，我们跟“三个要件”的存在关系是若断若续的，“三个要件”断裂了我们不觉得，这是知觉障碍；“三个要件”夹杂了我们不觉得，这是负累障碍。只有打开了“三个要件”之间的环节障碍，“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的“墙”已经打破，任何一种领域中的“门道”都可以凸显到无形之“墙”的外面，并开始“热闹”起来。此时此刻，创意跨界已经完成了。

   《在世之界》倒是这样许诺的。但是，从哲学上说，“认识论到知识论”之间，它的“墙”是如何存在，又将如何打破，这又是另一种“门道”，言说它，不在知识论层次而在认识论深度。创意跨界在“社会实践层”是活泼的，但创意跨界的深度规律在哲学的幕后毕竟有它不言的神圣性，这无疑是需要通过认识论的揭示，然后才能变成“知识论”的“热闹”。笔者认为，旧哲学的“跨界”能为和“砸墙”胆量，尤其是提醒人们“边界”的存在对于“跨界”和“砸墙”的实际意义，这在知识论的要求上原本是存在历史问题的。

   中国人不缺知识，但却因为缺少认识论的探究热情和深度，因此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知识品质。这导致了中国的民族性，往往满足于日常知识的最前沿，对“墙”外的“热闹”沾沾自喜。最令人可乐的情景是，我们总自以为“跨界”了，实际从更大的视野里还处在看不见的“边界”以内。中国人普遍喜欢从“门道”以内偷取“知识”搬出“墙外”，习惯于着眼于炫卖，在“墙外”炫卖，那怕是过把瘾就死。将“凑热闹”和“看热闹”看得比“门道”的价值更重要，这就说不上什么“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学术区别了。因为，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本不存在“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区别，更看不见二者之间横着一堵透明的“墙”，这样的“跨界”当然是盲目的。以看不见“墙”的姿态去“跨界”，就像以裁判不在场和地上没划界的姿态去拔河，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么？这就是本民族的致命劣根性了。就是说，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认识论、墙、边界、跨界、知识论”这其间的关系是糊涂还是明白，关系到了认识世界的知识自律规则。

   因为，从最一般的知识论要求上，没有认识论深度的研究就是个玩儿闹；找不到一种认识体系的认识边廓，其实就是看不见这种体系外貌；看不见外貌的所谓体系是破碎的，不成体统的；破碎的体系就无法形成“知识论”外观，没有获得“知识论”外观的认识领域也无法成其为领域，于是也无法呈现它的“认识论”本质。从内到外，找不到完整的头绪，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叫“不着边际”。一个人要是不着调明眼者一看便知，但一个管理机制“不着边际”就得等他付出辉煌的惨败，之后，才能看见这场“热闹”。小范围看，无论是逻辑还是现实，我们不会承认一种找不到认识边廓的知识体系，就像看不见院墙的院子从说道上不合法一样。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挺绕的关系，其实也是一切认识研究领域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最后，反映在世界观上，它就是世界的“三个要件”有没有被拎清的问题。世界的“三个要件”没有拎清，这在当代的集体无意识中是有反映的。

   世界的“三个要件”没有拎清，“边界”问题就在无序的混乱中陷落着。这从管理战略层就可以看出端倪。对于实践者来说，“三个要件”的“在世心点”不确定，于是“动能半径”的摆幅就展不开；“动能半径”的展开犹豫，“适应边界”就是模糊和不完整的。但在管理战略层看去，“适应边界”不完整的系统信息的混乱的；系统信息混乱的原因是“动能半径”的机制组合障碍；“动能半径”的机制组合障碍是因为“在世心点”的不淡定。从个体单元分析，每个人都是一个“价值世界”，但“价值世界”如果做不出有价值的事情，那就是没拎清自家的“三个要件”，是自己的世界不圆满。

   3·世界的边界和跨界问题

   在这个跨界跨得满世界是驴蹄子印记的时代，由于人们的“在世心点”不确定，即不淡定；致使人们在舞动“动能半径”的时候不自觉，明明是三尺扁担，上前一步就觉得是丈八蛇矛了，在一个公司干不长就觉得换一家公司会更好些，这都是“动能半径”的不自觉；能力不自觉会导致看不见自己的“适应边界”，接着就会发生判断的错觉吗，明明没“跨界”老以为自己“跨界”了，出新了。看不见自己的“适应边界”的另一个副作用是，明明老“跨”着别人的心理“边界”，但老不觉得这个“跨界”是非创意性的。在“创意跨界”的时潮中，无论对“跨界”者和被“跨界”者都一样，一个“边界”不明的系统是不可预见的，“跨界”者或许丧失了自己的“边界”，被“跨界”者的“边界”或许被损坏了，这就是不明“边界”的最大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盲目“跨界”的时代，看不见“边界”的“跨界”行为，在社会效果上，不是喜剧闹剧就是悲剧，没几出是正剧。

   因为，《在世之界》的本质是“价值世界”，“价值世界”的存在论本质是“物理开放”而“机制闭合”的。比如“在世之界”的“三个要件”，其中，“动能半径”就像就像电扇或飞机的螺旋桨。就拿螺旋桨比方吧，螺旋桨的扇叶也就是“动能半径”，它在“物理”上虽然是“开放”的，但在扇叶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手指头或外力是不可以触碰其“物理边界”。因为螺旋的叶片，即“动能半径”，在“机制”本质上是“闭合”的，手指碰上它就断。中国武术家可以把剑术耍成一团白光，说的就是这种“物理开放”而“机制闭合”的“空间结构”，中国的武术文化就是“空间结构精神化”的典型表现。

   回到“价值世界”的话题上，一个严密的管理系统，它的“三个要件”就是《在世之界》的现象学还原结构，这个结构的展开“心点”就是“空间结构的精神化”，也就是“法由心生”的那个“境界”，而支持和落实这个“空间结构”的，就是“动能半径”本身。“动能半径”自古以来都是由科学方法和实践机制组构而成。就是说，《在世之界》的现象学还原结构具有“物理开放”而“机制闭合”的“价值”本质。

     一个“边界”不明的系统是不可预见的。粗略分析一下，就自己看不见他者的“边界”，跨界的后果是不可预见的；自己看不见自家的“边界”，是否被他人跨界，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延伸这个判断，我们就会看见一切预测行为的可笑之处。看不见“丈二和尚”的完貌，可以为他画像吗？廓不出他的相貌，就没法刻画细节。算命先生能在发生“大屠杀”的南京街头给人掐八字么？能在将要坠毁的航班上预测某位先生的将来么？改革开放的实用软件能在十年文革的混乱编程中运行么？郭沫若曾说过，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六国术士们那些占卜和巫术就不灵了，且不说封建迷信那些话，单从信息论上说，对一个整体崩溃的系统，任何预测都是不可能进行的。

   回到《在世之界》，“心点”不淡定；“半径”不自觉；“边界”不明确，宇宙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世界，说存在什么世界观，都是胡八扯。“价值世界”的秩序如果是坍塌的，价值规律一定是混乱的，不可预见的。在这样的客观宇宙中，就剩下物质不灭定律了，有什么用呢？

   哲学如果还算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那就不仅仅在于它具有《在世之界》的“三个要件”，也不在于“三个要件”可以捎带解释着“跨界”时代、“跨界”形式、和“跨界”价值聚焦于“创意跨界”的精神本质。更在于，“三个要件”本身是世界观的“干货”，只有拿认识论揭示出世界的“三个要件”，这才可以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在世之界》因具备“三个要件”的功能，于是，才撑起了“价值世界”的一般特征。此刻，世界观跟“价值体系”才成为一个东东，这样的哲学才能与宗教区分开来。

   在世界观的最重条件里，本质完备的世界和世界观必须具有“边界”明晰的确定属性。哲学的元地盘，一如一个带有院落的家园，外貌上必须是完整的。作为本体地盘，它内在地具有“认识论”属性，外形上，具有可亲和可“热闹”的熟识特征。有其熟识特征，“百姓日用”可以不在意它的知识论属性，但讨论起来，它是不缺知识论内容的。如果需要明晰，可以随时进行思想挖掘。这样的哲学，“知识论”形态骑墙于“内行和外行”之间，“跨界”于“认识论的边界内外”。

   或曰，骑墙，本身就是“跨界”。在这个流行“跨界和砸墙”行为的时代，“跨界”一词可以提醒人们，世界的价值“边界”是一种隐性的存在，除此之外，“跨界思维”没什么价值。但在“价值世界”的语境中，“三个要件”可以赋予“跨界思维”以深刻的内涵。世界的“边界”存在，是世界的皮肤，具有沟通内外的呼吸和排毒功能。哲学的知识论面庞，是点进世界的触屏，触屏之下是关乎“价值世界”的智慧集合，触屏的桌面上，存有关于“价值世界”的全部链接。这样的哲学，就像我们的先人，有名，有字，有号，但又是同一个“在世”者。又像中国中医的望闻问切，一看外貌，有病没病，病位大致在哪儿，在把脉之前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4·认识论内涵和知识论外延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对于时代的发展节奏，哲学的知识论形态，即它的外延力量很可能要重于哲学的内涵呢？老生常谈，就还用“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打个比方吧：在每个鸡蛋都是受精卵的情况下，当然，温度条件适宜才是孵出小鸡儿的必然条件。借毛泽东的语式说，“内涵”既然是“外延”的延伸根据，但“外延”可是“内涵”的生长条件啊。从这一点上肯定，知识论是哲学的外延形式，知识论形式的存在本身就是自身的认识论内涵的强力表现。

   以往我们常说“树大根深”或说“根深叶茂”，这些家常话似乎暗示我们，“根深”是“叶茂”的绝对根据。这倒不错，可反过来想想，在“根深”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叶茂”就不会成为“根深”的条件么？意思是，在哲学的“价值世界”中，认识论“根深”当然是哲学“门道”的存在绝对前提。但在前提不变的情况下，知识论的“叶茂”，热热闹闹地，也会成为哲学越发“根深”的必要条件啊！从知识生产力上说，哲学依赖自身的知识论外形，比较认识论，其外延力量自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我们知道，生命的繁衍传播，除了可以依赖种子和块茎，也可能依赖插扦。如果说依赖种子和块茎属于生命传播的“内化”繁衍形式，那么，趁着季节的抽枝展茎，依赖插扦快速复制自己的植株也是一种不错的“外化”繁衍形式。作为万类生命的知识抽象形式，哲学自身的生命形式也应具有类似的展发姿态。更何况，哲学以自身的“外延”形式展发自身的生命力，不见得就会消弭自己的“内涵”。比如说，哲学的“三个要件”即“在世心点、动能半径和适应边界”已足以保障哲学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洗练出哲学的体性中的“三个要件”，足可以展开繁衍自身的永恒生命力了。

   那么，为什么非要强调哲学的知识论形态呢？知识论形态对哲学的发展就那么重要？

   这就跟民族智慧的时代遭际有关了，否则几乎没强调的必要。哲学的现代具有学科概念和学术形式的世界性。但由于哲学的世界性想要植入一个民族的观念土壤一定无法绕过这个民族的文化母本，与其母本肯定会发生一定的关系，或嫁接关系或共荣关系。就是说，哲学话语的世界性一定无法绕开他的民族哲学与世界话语相交集。在相应程度上，民族哲学的时代特征是哲学话语的晴雨表。在这个旧哲学快速被时代需要解构的时代，传统国学的复兴也预示着哲学话语的某种气候走向。时代哲学的全球化如果缺少中国哲学的整体论特征就跟全球化要求脱节了。但《在世之界》立于哲学学科的世界性这一要求上，为时代找到了哲学话语的整体论凭籍。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哲学与全球化要求的脱节之处。

   通过全球化语境的整体考量我们发现，热爱和平，看重本质和谐的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个特色，无论从哲学意识形态还是到“百姓日用”，一律重“内涵”不重“外延”，甚至作为逻辑工具的“认识论”和作为家常形态的“知识”是否具有“知识论”形态都浑不在意，这个结果造成了集体心理上的夜郎自大，每每谈起中国便自诩“天朝”，根本不去反思“天朝大国”在历史上曾经遭遇的外侮与其被裂土分疆的精神根源。中华民族在精神体系的拓展格局上常常因为看不见“边界”坐标或盲目扩张，或茫然坐等。一个热爱和平看重和谐的民族，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自家民族的精神“边界”问题呢？《在世之界》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在哲学的沙盘上，它就是一个如何处理“心点、半径、和边界”的问题。将此题回归“百姓日用”层，它就是一个可全民讨论的“知识论”态度，就是如何把“看门道”变成一个“看热闹”的家常问题。

   为诠释这种集体心理的合法性，《在世之界》在哲学的话语地盘自然担负着说明其知识论边廓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