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革命情谊：刘少奇与宋庆龄
[我多年前的书稿，一直没出版，现整理部分于此]
1/少奇致谢
1949年9、10月份，宋庆龄为参加开国大典莅临北京，在下榻中南海不久，就不顾旅途劳顿，专门抽空择定日子，去一一拜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及其家庭。每到一处，宋庆龄都受到了大家的衷心欢迎。
那一回宋庆龄去拜访刘少奇家。刘少奇、王光美夫妇与她悉寒问暖，相互关心；刘家的孩子们则对宋妈妈亲自看望欣喜万分。宋庆龄环顾刘家的简朴摆设，并打量他们的平常穿着，对共产党人的以身作则、生活节俭表示深深的敬意。
三人分宾主坐下来，客套一番后，刘少奇又马上站起，向宋庆龄致以感谢，非常诚挚与恳切。宋庆龄也随即起身，连忙摇头说“没什么”，并请刘少奇坐下来说。
早在30年代，国统区一片白色恐怖。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政权，对共产党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图彻底剪除之而后快。各地遍步伪警与特务，对地下共产党活动大肆镇压与血腥残杀。
那时，刘少奇前妻何宝珍正在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并担任全国互济会营救部长。1933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上海地下党组织指示互济会尽力营救。在营救过程中何宝珍也不幸被捕，落入国民党监牢。令她抱憾终身的是，她再也没能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甚至不知道亲爱的丈夫和3个幼小的子女现在哪里？1932年冬天，刘少奇告别妻子，只身离开上海，潜往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他们像以往多次分别时一样，原以为不过是短暂的分手，非常平静，却没想到，这一走就成了永诀！
1934年深秋，何宝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献出了年仅32岁的璀璨生命。她的丈夫刘少奇此时还正在充满险恶的长征路上辛苦跋涉，3个子女则靠着别人的接济在各地艰难度日。一家人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
而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毛毛（即后来的刘允若），单独留在上海的一个，其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时，毛毛还只1岁多。何宝珍被捕时来不及安顿孩子，只好先将他送给一个贫苦农民家当养子，十二、三岁时进上海小厂作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拣破烂为生，直到1946年才被地下党组织在苏北农村发现。同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样，毛毛从小离开父母，沦落他乡，颠沛流离，风餐露宿，吃尽了千辛万苦。
当初，毛毛流落上海街头时，就有人以其系刘少奇儿女的名义向宋庆龄请求救济。那是1935年。宋庆龄明明知道，刘少奇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工人运动领袖、国民党当局通缉的要犯，帮助他于己不利；却出于对刘少奇所作所为的钦佩、对孩子命运的同情，竟毫不畏惧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爪牙的白色恐怖，毅然决定，让有关部门发给毛毛抚养费，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这体现了她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与民主战士博大的胸怀。
但是后来人们才弄清，宋庆龄亲自批准发给抚养费的那个孩子并非毛毛。尽管如此，刘少奇夫妇仍然对宋庆龄非常的感谢与敬仰。
回忆到这里，刘少奇与宋庆龄都唏嘘不已。当刘少奇向宋庆龄道谢时，她“只是微微一笑。庆龄同志也许以为这算不了什么。的确，比起她在党和人民困难之际挺身而出的许多重大行动，这件事太微不足道了。但小事见精神，我们更加钦佩她高尚的品格、情操和勇气。这一时期，庆龄同志营救了多少革命者和他们的后代。”
在比自己年长5岁的宋庆龄大姐面前，刘少奇虽位高权重，仍然非常诚恳与虚心。宋大姐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兢兢业业工作，为国为民干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啊！共和国深深感激她！
他们交谈了良久。宋庆龄还对王光美表示了关心与慰问。孩子们更是围在宋妈妈身边，亲热之极。宋庆龄非常爱孩子，在刘家感受到了一股家庭的温暖，高兴极了。
后来，刘家人去厨房做了几个菜，要请宋庆龄吃顿便饭。宋庆龄却起身告辞了。他们夫妇把她送出门外，并目送她远去，心里怀着深深的敬意。
2/亲如一家
在长期的工作活动与日常交往中，刘少奇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而刘少奇一家人与宋庆龄的私人交情也很深。刘少奇与他的夫人王光美亲热地称她是“宋大姐”；而他们的孩子，则友好地叫她“宋妈妈”。
王光美在《永恒的纪念》一文中写道：“庆龄同志与少奇同志的革命情谊很深，与我和孩子们也很亲密。”宋庆龄于1949年8月底到北京来参加开国大典，第一次同刘少奇见面了。这两位长年来为着同一个理想而奔走、互相仰慕但素未晤面的伟人从此走到了一起，开始了近20年之久的共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党兢兢业业地工作。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互相尊敬、友好相处，也同普通人一样结为挚友。他们同甘共苦，推心置腹，患难见真情，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人间动人篇章。
王光美说：“从那以后，少奇同志经常主动去看望她，她也偶尔到中南海来访。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书信往来很多。少奇同志和庆龄同志不仅广泛地讨论各种问题，还互相提出意见，在政治上彼此关心。”
王光美还清楚记得他们夫妇1951年在上海拜谒宋庆龄时的情景。
1951年11月底，经中共中央安排，刘少奇到南方视察和休养了一段时日，顺便看一看全国各地的情况，而让老是绷紧的神经与疲惫的身体也可以得到一次放松。
刘少奇与王光美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走了8、9个省市。每当一处，他们总得找当地的同志谈话，到各处视察，也参观了不少革命旧址。在南京，他们参观了中山陵，并敬献花圈；在上海，他们又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故居。
当时宋庆龄还住在上海，刘少奇夫妇便前往她的寓所看望她。此刻，他们早已是老朋友、老同事了。他们既是主动去拜访宋庆龄的，同时宋庆龄也是主动在邀请他们到她家作客。可谓声息相通，不谋而合。
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宋庆龄第一次招待了刘少奇夫妇。
对刘少奇夫妇的来访，宋庆龄非常高兴，并亲自为他们煮咖啡。问候了一番后，宋庆龄即开口向他们表示感谢。
刘少奇大惑不解。
宋庆龄说：“感谢你这位党中央书记、国家副主席，能亲自前去南京中山陵，向孙先生表示凭吊，还给他献了花圈。”
刘少奇更加大为惊讶：他们才是一、两天前去的，她怎么知道得这么快呢？王光美则开口问她。
宋庆龄笑了笑说：“是孙先生的老警卫员告诉我的。”
刘少奇夫妇未免佩服她的消息灵通、为人心细了。
于是，话题自然转到了孙中山身上。
刘少奇说：“我是出于对孙中山先生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的。孙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他的口气非常诚恳。
宋庆龄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孙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神情、语调都明显流露出对党的无限钦佩和信任。
宾主之间交谈融洽、友好。
随后，宋庆龄邀刘少奇夫妇同往附近的虹桥俱乐部散步。三个人走出门，在大草坪上边走边谈，间或在长椅上坐一坐，有说有笑，就像一家人一样。
王光美回忆道：“庆龄同志待人诚挚、体贴。她曾经告诉我，她年轻时最喜欢读文艺作品，也酷爱音乐。她几次说要教我如何煮好咖啡，还轻声地告诉我，她煮的咖啡香极了。因那几年我常在农村工作，没能学成，遗憾的自然不是学煮咖啡，而是使我失去了更多向她学习的机会。 ”
在上海，这两个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民主人士，像一家人那样聚首谈心，共商国务。一个叫对方“宋大姐”，另一个则叫对方“少奇同志”。多么友善的关系！
在《宋庆龄年谱》上面，人们可以频频地见到“收到刘少奇寄来的贺词”等字样；而在有关刘少奇的回忆录中、在王光美的《永恒的纪念》等文中，也不时地提到，每逢年节，宋庆龄总要给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寄贺年卡、明信片，有一些甚至是由她本人亲自制作的，非常精美、别致。
3/主席过问“大姐”迁居
刘少奇与宋庆龄两人之间的了解之切、友谊之深，王光美在《永恒的纪念》一文中有确凿的证明：
“1963年，少奇同志出访东南亚四国。行前，我写信向庆龄同志请教应注意什么事。正巧她身体不适，却立即自拟一张单子，满满写了许多注意事项，还派秘书向我详细解释。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想到了。她知道少奇同志有过肩关节周围炎，肠胃也不好，因此特别叮嘱我，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时一定要关冷气，不要吃生冷的东西。现在想起这一切，我心里还充满感激之情。”
关心是相互的。宋庆龄对刘少奇、王光美这样关照，刘少奇他们也同样知道敬爱宋大姐。
建国初期，宋庆龄有两个家：一在上海，一在北京。因公务缠身，她不得不经常穿梭于京、沪两地。一般而言，5月到10月，她住在上海；其他日子，她则住在北京。工作繁忙之际，有时一个月中她要往返于两地好几趟。
50年代，宋庆龄主要是住在上海；而到60年代以后，她便常住北京了。此时她年事已高，行动受阻；留在京城里，有利于她颐养晚景。
这当中还牵涉到一个非常动人的迁居故事。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竟亲自过问宋庆龄大姐的北迁京城，并为她安排了一个甚好的住所。1963年以后，宋庆龄便正式定居于此，直到逝世。当然，此事后来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直接插手关心了。这样的荣耀，放眼全国，几人能有？
宋庆龄原来在北京的寓所，位于方巾巷中，这儿地区偏僻，交通不太方便；再说，周围环境也不怎么安静。按国家政府的原定计划，是要另外给她修一幢住宅。但当时正值建国开初，宋庆龄一再强调：百废待举，国家困难很多，不应该为她个人的利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她多次谢绝了。就这样，此事就拖延了10几年。
1960年，政府安排她迁入了西河沿新居。它位于前海西街18号，后来成了郭沫若的故居。这座院子原是北京著名药店达仁堂老板的房产，解放初期曾一度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房子的条件，原来是相当不错的；但当宋庆龄搬进去时，四周墙壁由于刚粉刷过，还有些潮湿，引起了她的关节炎旧病复萌，疼痛起来非常难受。
党中央早有规定，在其时的3年困难阶段，无论哪一级干部和部门，都不许新盖住宅。但是，考虑到宋庆龄同志的特殊情况，中央破例决定给她另建一处住宅。
于是，中央有关部门派人带着设计方案，专程去上海征求宋庆龄本人的意见。但刘少奇还不放心，让王光美以私人交情给宋庆龄写了封亲笔信，托专人捎过去。信中说：中央是照顾宋庆龄同志的身体状况，所以请她务必接受。她的身体，不但是她自己的，而且是全中国人民的。只有她的身体好了，才能继续为中国人民、为中国政权干更多的工作，有更大的贡献。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希望她不要推辞。并且，她要是还有什么需求，也请尽管向中央提出。
于是，一向严于律己、十分注意节约、大公无私的宋庆龄迅速回信，予以谢绝。
当王光美把这事转告刘少奇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后，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考虑到她的特殊身份，仍然决定要给她修建一所新住房。此工作后来就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在后海北边已经荒芜的满清王朝摄政王府花园里，葺旧更新，为宋庆龄辟出了一片幽静安适的庭院来。这是1962年。
这就是北京市后海北沿46号，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1963年4月，宋庆龄正式从上海乔迁来京，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那一年，宋庆龄整70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在这幢房屋中，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18个春秋。
4/“宋妈妈”的礼物
宋庆龄不但对刘少奇本人非常尊敬，与他有着很深的同志感情，而且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是很好的朋友，与他们的子女们也都有着十分密切、友好的关系。孩子们都亲热地叫她“宋妈妈”。宋庆龄也把他们当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几十年如一日。
宋庆龄爱孩子是著名的。由于她自己没有亲生骨肉，便尤其对少年儿童充满慈祥与关心。她曾对朋友说：“解放后我来到北京，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亲自来看望我，要我接受国家副主席的职务，我不便推辞。事实上，我最热心的是妇女、儿童和社会福利工作。”这不仅仅是她的谦虚，她还道出了自己真实的心声。
当然，宋庆龄与刘少奇子女们之间的交情，那更是非比一般。
据王光美回忆：50年代初期，刘少奇就曾不止一次对她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他还特地强调了：“她非常爱孩子。”
从此以后，刘少奇夫妇俩经常让自己孩子给宋庆龄写信，并把他们的图画、手工等作业寄给她看。宋庆龄到北京来以后，她便邀请王光美带孩子们到自己寓所玩耍。等孩子们到了以后，她非常的快活，总是把孩子们拉到自己身边，亲切、慈爱地问这问那，又亲又抱。她还让孩子们叫她“宋妈妈”，显得像一家人一样。
这时候，孩子们也无拘无束起来，在宋妈妈面前表演各种滑稽的文艺节目，请她看自己的作业、成绩单，互相比高低。他们甚至学舌，模仿大人们谈话中的英文单词，笨笨的发音，逗得宋庆龄忍俊不禁，高兴地笑出声来。满屋里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而每当圣诞节、新年前夕，刘家的孩子们就自动地给宋妈妈制作起贺年片、图画来，并附上文句略嫌幼稚、但非常天真的信件。宋庆龄万分喜悦，给他们回信说：“你们送我的东西，因为是你们自己制作的，都那么有意义，有趣味，漂亮，真是好极了。”
较大一点的孩子则经常向宋妈妈汇报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情况，甚至把日记寄给她看。宋庆龄一一给他们复信，态度认真，充满感情，鼓励他们上进，还给每一个赠送笔记本、糖果、小点心等礼物。她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毫无例外地签上了“宋妈妈”3个字。
宋庆龄在1961年12月8日给王光美的信中还提到孩子们：“ 涛涛、平平等小朋友经常记挂着我，又把他们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告诉我，在他们的来信中知道他们都是五好学生，使我感到很高兴。他们有这样优异的成织（绩），是与你的教导分不开的。你有这样好的孩子，使我为你高兴！”
而在另一封给孩子们的信中，宋庆龄写道：“平平、源源、亭亭、小小，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们 ”
给刘少奇、王光美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们二女儿平平16岁时，在放假期间去了农村，参加青年开山突击队义务劳动，耳闻目睹了许多新鲜事，有许多感受。回家以后，她把这些感受用书信形式写下来寄给宋妈妈，认真向她报告。
宋庆龄在接信后的第二天，就马上给平平回了一封信去，长达2000多字。在信中，她赞扬平平做得很对，青年学生就是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生活实践中去，多看看外面的大自然，多从事一些户外劳动，这对自己的成长非常有利。信的最后，仍然是工工整整地签着“宋妈妈”。
王光美在《永恒的纪念》一文中写道：在宋庆龄同志身边工作了40余年的老保姆李燕娥后来曾告诉她，1981年5月，宋庆龄在去世前的几天，还于重病之中念叨着平平。宋妈妈想念她的平平了，希望能再见上她一面。
每年当中，宋庆龄与刘少奇一家人之间都要互相赠送一些照片或小礼物。宋庆龄从国外出访归来时，总把一些纪念品转送刘少奇夫妇与孩子们留存。
有一次，刘少奇带着孩子们去看望宋庆龄，他们对宋大姐、宋妈妈给自己送了那么多东西表示谢意。刘少奇风趣地她说：“你老是送我们东西，我没有东西回送，怎么办？多不礼貌！”
宋庆龄爱昵地摸着孩子们的头，笑着回答了他一句：“孩子们自己做的小东西，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
大家都爽朗地笑起来。
王光美回忆道：“我们相聚相处，常常谈笑风生，甚至颇有戏剧性。为了克服口音带来的困难，少奇同志就让庆龄同志说英语，我翻译过来，少奇同志也偶尔用简短俄语来表达。谈话中，上海话、湖南话、普通话相间，又加上点儿英语、俄语，很有趣味。 ” 而宋庆龄英文、俄文、法文、德文 都懂，在交谈当中也便一点障碍都没有。
当然，还有孩子们在旁边学舌，就更有趣了。
王光美说：“回忆起来，庆龄同志给我们的关怀与鼓励，远比我们给她的要多得多。”宋庆龄就是这样一个人：只知奉献，不知索取；充满爱心，善良和气。
宋庆龄给予刘少奇子女们长期的关心和扶持，令他们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感激不尽。她虽然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甚至连普通亲戚都不是，可他们一直叫她“宋妈妈”。跟宋妈妈在一起，他们有着无穷的乐趣，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留下了大量甜蜜的回忆，当然也在各方面得到了宋妈妈的鼓励和引导，有了很大收获和提高。
而宋妈妈送给他们的那些小礼物、亲笔信，他们也始终视为珍宝，非常爱惜。宋妈妈对他们的教诲和期待，时时鞭策着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上健康地走下去，茁壮成才
5/患难见真情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逆潮汹涌而来，一批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纷纷遭到了打击。就连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人大委员长，素有“第二号人物”之称的刘少奇；以及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素有“国母”之称的宋庆龄，也似乎难逃其灭顶之灾。
1966年8月，“文革”刚开始不久，运动的锋芒就像洪水猛兽一般向宋庆龄扑来。在南京，孙中山的铜像被红卫兵移走，随时准备毁掉；在上海，宋庆龄父母的坟墓被郊区“造反有理”的农民挖掘；在北京，那些自称“唯我独尊”的红卫兵们，又企图以“出身于剥削阶级”、“妹妹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妻子”等理由，准备冲击宋庆龄住宅
而这时的刘少奇，连自己都已被打倒，“泥菩萨过江”，遭戕在即，又哪里还能照顾得上宋大姐？
千钧一发的危机关头，周恩来总理挺身而出，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坚决护卫宋庆龄。8月30日，由周恩来亲拟的一份应予保卫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之中，宋庆龄排在第一位。9月1日，周恩来又亲自苦口婆心向首都红卫兵做工作。
同时，在宋庆龄住宅内外，周恩来又亲自布置，增派警卫。这样，宋庆龄家在“十年浩劫”中才终于免遭大难。
但是，宋庆龄的精神痛苦还是很多很多：有人写信强迫她改变已保持数十年的发型；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会，被诬为“修正主义的样板”，工作人员遭迫害；她的表妹不堪凌辱，跳楼自杀
想不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宋庆龄手中没有实权，却设法从蒋介石的法西斯魔爪下，保护、营救了许多革命者、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如今新中国成立了，身为堂堂国家副主席的她，却连无辜而柔弱的表妹都没法保护。这不是对“文革”自诩为“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之谬论的绝妙讽刺么？
宋庆龄羞愧、悲愤交加，自觉无脸以见亲朋好友，更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母亲，因而气得大病了一场。尽管如此，宋庆龄仍然发扬解放前不顾自身处境恶劣，只关心他人安危，帮助同志们解除苦难的高尚品德，与阴谋家、野心家们周旋。
在“文革”10年中，宋庆龄情绪忧郁、百思不解，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是，她的心始终与中国人民在一起，时刻惦念着国家命运、苍生前途。王光美说：“庆龄同志对中国革命事业，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直到最后一息，她仍带着安详的微笑，仿佛表达她永远蕴于心中的那句话： 伟大的中国人民啊，我是多么地爱你们！ ”
宋庆龄在“文革”期间对刘少奇子女所给予的关心和照顾，也生动、确切地体现了她在逆境中不畏强暴，同情、关怀弱者的高贵品质。
刘少奇的命运就要比宋庆龄更悲惨得多。“文革”尚未开始之前，他就被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过多次了。他也多次认了错，尽管毛泽东原谅了他，可他的处境仍然是每况愈下。别有用心、妄图篡党夺权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林彪，其上爬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刘少奇。他岂会放过刘少奇？
1966年8月，“文革”正式拉开帷幕，毛泽东亲自撰写“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刘少奇以“莫须有”的罪名，位置突然从第2位降至第8位，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派人物”，他的提议辞退国家主席职务、呆在家里反省悔过也不成，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反动派要致他于死地。
当1966年11月份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时，宋庆龄仍然在会场上看到了正接受批评的刘少奇。这时，虽然林彪已被安排为接班人，但刘少奇在党内仍是第8号人物。两人四目相对，默默无言，唯有眼神中的关切和安慰。
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伟大、光荣的一生。宋庆龄站在一边，强打精神，雍容大度，面带微笑，向正遭受委屈、面临陷害的少奇同志表示感谢、祝福。
但是，1个月以后，到1966年底，各方面打击即接踵而至。12月18日，谢富治密召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商议建立“王光美专案组”；24日，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公开宣称“刘、邓是党内最大走资派”；25日，蒯大富发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26日，康生公然称刘少奇是“赫鲁晓夫”；27日，北京高校联合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31日，江青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让她与父亲划清界线
从1967年元旦开始，刘少奇、王光美夫妇直接受到批斗。1月3日是第一次；1月6日是所谓清华“智擒王光美”；4月10日，清华召开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7月18日晚上，刘少奇夫妇在中南海受批斗，并说出“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8月，刘少奇被打得腰伸不直，右腿受伤，从这天以后直到逝世，刘少奇都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亲属；9月，刘少奇的子女们被赶出中南海住宅，回各自所在学校接受审查、批判
在这种国家主席未能在位的反常情况下，作为副主席的宋庆龄只好代为主持国事活动。
对刘少奇的挨受批判，后来据罗叔章告知，宋庆龄得讯后曾当场表示：像他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她极不理解：“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大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在当时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很难得、很可贵的了。
1966年底，刘少奇境况危险，但宋庆龄仍视他为值得尊敬的老党员、老革命家，并将一本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赠送他们夫妇，上面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这本书现今还在刘少奇纪念馆内展出。
1967年元旦前夕，尽管刘一家已处于逆境，宋庆龄还是出乎孩子们意外地像往常一样给他们寄去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等，仿佛一切都与过去没什么不同。这是对刘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无声抗议，是对受害者最珍贵的同情和支持。
当刘少奇的子女们见到贺年片上那刚劲、熟悉的笔体，那无比亲切的“宋妈妈”3个字时，心情何等激动！他们犹如荒漠中突遇甘泉，感到温暖和慰藉。在彼时彼地，它所蕴涵着的同志情谊，显示出了怎样的胆量和品格啊！
王光美回忆说：“庆龄同志不仅关照我们的孩子，同时也关心所有的孩子。 最近，庆龄同志虽在病中，还写信给全中国的儿童，愿可爱的小树苗茁壮成长。是的，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她的孩子和后代。”更何况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魍魉岁月！
1967年，刘少奇、王光美都被关进了监狱，进一步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在狱中的父母思念子女们，在外面漂泊的孩子们也千方百计地要寻找亲人。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起了宋妈妈，只好给她写了封信。接到信以后，宋庆龄十分难过，她当时虽然也身受冷遇，但毫不畏惧地又一次无私地帮助了孩子们。
宋庆龄把他们的信转交给了毛泽东主席，并附上了自己的亲笔信，请示他给予关照。同时，她又尽自己所能，努力保护孩子们的安全，照顾他们的生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她给他们写了回信，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中国建设》杂志去看望孤苦无依的孩子们。
骨肉分离了长达5年之后，直到1972年，那时刘少奇已经在河南被偷偷折磨至死将近3年了，林彪自取灭亡也已过去了1年，刘少奇的子女们才终于获准，到牢狱里去探望尚被监禁的妈妈王光美。王光美看到他们一个个精神面貌与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不免悲喜交集，半晌才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她的孩子凑到她耳朵边，悄悄地说：“妈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 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这精神该是多么难能可贵！
“宋妈妈！”患难之中的孩子们，永远不会忘记给予他们无私帮助的宋庆龄！
当王光美知道是宋庆龄大姐在暗暗关怀自己的孩子时，心中充满无限感激之情。她深深地感到：“孩子们一句话解答了他们何以能健康成长的原因。人民是他们的父母，宋庆龄同志又一次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伟大人民的象征。”
直到1976年，“四人帮”尚未打倒，刘少奇尚未平反，宋庆龄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南长街给暂住在那里的刘家的孩子们转送物品。
1967年初，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扣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高帽子，惨遭批斗、隔离看管；他的夫人王光美，以“特务”的罪名被不由分说投进监狱；1968年10月，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行，被“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69年底，刘少奇在开封被迫害致死，难以瞑目 对此，宋庆龄不解、难过。但是，在那样一个暗无天日、群魔乱舞的时代，连她自己都身处险境，又有啥办法？她只有把自己的爱，那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心思，全部贯注到孩子们的身上去，保护他们，关照他们，帮助他们，这才是她唯一可做的事。她也不顾一切，大胆地去做，给孩子们以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6/抱病悼故人
“文革”结束了，8亿中国人民似乎做了一场大噩梦。太阳重显蓝天，一切被打倒、被粉碎、被搅坏的东西，都得恢复过来。
这是一个令无数人难忘的日子，这是一个大家盼望了多年的日子，这是一个值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大书特书的日子。
1980年5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追悼会。其实，这个日子早该来了！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这个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早该真相大白了！
1971年9月，林彪自毁，遗臭万年；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宣告“文革”彻底结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文革”中的一系列问题，为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许多党内外干部群众纷纷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重新评价刘少奇。1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1月，复查组证实，《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并发表公报。
198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部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人士联合组成了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并向全国发出公告：“为深切悼念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定于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同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其它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它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5月17日这一天终于来了！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遇难日）始，已经过去11年多了！全国亿万万同胞已经望眼欲穿，盼望了10数载！
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金水河沉默、大会堂庄严。
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的代表数万人，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壮丽、肃静的大会堂内，出席刘少奇追悼大会，向刘少奇同志致敬。
追悼会由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同志主持。邓小平的声音在偌大的厅堂里回荡，像一记又一记清脆的重锤，敲打在每一个聆听者的心上
在这些与会人群中，醒目地站着两位女性：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德高望重的宋庆龄；以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起初，当宋庆龄突然出现在吊唁队伍之中时，王光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而当她终于证实，那颤巍巍地由秘书搀扶着、远远地蹒跚而来、慢慢走近的龙钟老太，正是宋庆龄大姐本人时，她一下子激动得喉咙哽塞，眼泪夺眶而出。
王光美赶紧迎上去，将宋庆龄抱住。她不知说什么才好。要知道，宋大姐已经是87岁高龄了，而且还重病缠身。但她仍然排除千难万险，按时赶来了。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王光美后来回忆道：“我看到，庆龄同志的眼中又闪现出我曾见到过的胜利喜悦的光亮。我们紧紧地拥抱，紧紧地贴在一起。”
然后，王光美搀扶着宋大姐慢慢地、默默走向灵堂。宋庆龄虔诚地向刘少奇遗像三鞠躬，并将自己敬献的大花圈摆到刘少奇的灵位前。王光美又一次向敬爱的宋大姐表示深深的谢意。她的子女们也一一对宋妈妈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并激动、亲热地与她握手、拥抱。
当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时，王光美与宋庆龄静静地站立着。她俩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只是偶尔互相注视了短短的一刻。是啊，有什么语言能表达她们彼此内心中那千锤百炼、患难与共的，比天高、比海深的同志情谊呢？
王光美又回忆起此前几年的一系列情景来：
1978年底，阴霾过后是天晴。王光美被无罪释放，重新获得了自由。像这样天大的喜讯，对于她的孩子们来说，要做的第一件是就是告诉他们最敬爱的人 宋妈妈。宋庆龄知道后，同孩子们一样的高兴，马上给他们回信，祝贺他们母子重逢，全家团聚。
不久之后，在一次集会上，王光美与宋庆龄终于又见面了。她激动地握住宋大姐的手，不停地笑着。宋庆龄也笑了。她俩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像是第一次见面一样。
王光美感慨道：“是啊，有什么语言能表示出我们的情意呢？又有什么方式能表达我对她的敬爱和感激呢？ 只有这同志式的握手。”
1980年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彻底为刘少奇平反并恢复名誉以后，他过去共事多年的老友沈其震闻讯作了《淘浪沙》词一阕，以表思念之情。外国朋友路易 艾黎又将其译成英文，并送至国外的报纸发表，其中述其沈其震建国前经常出入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情形。
1980年4月8日，沈其震将该报纸寄给同样是自己故交的宋庆龄，并附信再次向她“当年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宋庆龄收到信之后，不到1个星期，就写了饱含深情的回信。在这字里行间，洋溢着宋庆龄对受不公平迫害、镇压的一批党的老干部的思念、关切之情。在这些人当中，又何尝不是包括了刘少奇？
1980年5月15日，在王光美动身去河南迎接刘少奇骨灰的前一天，她接到了宋庆龄写来的英文亲笔信。在信的一开头，宋庆龄就称她是“我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令王光美万分感动。宋庆龄大姐信中说：她顺便还给王光美寄去了一点小礼物，吃、用之类，“却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王光美知道，此时的宋庆龄，一定像他们一样，正在缅怀刘少奇，为刘少奇默哀。
而如今，她俩正并肩伫立于刘少奇追悼会现场，为他送灵，向他默祷。
最后修改于 2015-07-18 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