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人生》时，因为作者在开篇引用了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于是就顺着这段引言的思路想当然地认为主人公高加林就是一个因为背叛爱情，所以丧失爱情，因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工作，因而丧失工作的“咎由自取者”。今天，重拾起这部作品，内心中却多了一丝茫然——高加林究竟错在哪里呢？一句“咎由自取”就可以解释他的遭遇吗？

     高中毕业后，高加林没有考上大学，失去了唯一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城市里的机会。回到农村后，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他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因为工作清闲，他可以有时间进行他热爱的文学创作，不久他便小有成就。但是，好景不长，大队书记的儿子三星也回到村里工作，同样都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但毫无疑问，民办教师的工作“更适合”领导的儿子来干。高加林“失业”了，接下来就只能种地，做个农民。高加林不鄙视农民，但这不是他的理想，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命运待他还算不薄，失意时，他“收获”了巧珍“金子般”的爱情，这也算是他艰苦劳作生活的巨大精神安慰吧。从此，好事接二连三地光顾他，高加林的叔叔从军队转业到了地方，当上了地区劳动局长。没等高加林开口，县里的劳动局副局长就给他安排了县委通讯组通讯干事的工作。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工作，无疑比民办教师更理想，凭借他文学方面的造诣和专注、敬业的态度，他很快就因工作出色得到各方面的认可，成为当地一颗闪亮的“明星”。这位有为青年，又吸引了县里的播音员，高加林的高中同学黄亚萍对他青睐有加，一发而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他。经过一段痛苦的煎熬，高加林毅然告别了“金子般”的巧珍，因为选择黄亚萍意味着事业上的更大发展，他可以凭借亚萍爸爸的关系去省电台当记者。虽然此时的黄亚萍也有一个家事背景、工作条件都不错的男朋友克南，但她也立即和这个略带小市民气的男人摊了牌。

     就在两个人憧憬着去南京谋求更大的发展时，克南的妈妈，这位药材公司的副经理“义无反顾”地向地区纪检委揭发了高加林走后门找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克南的工作，同样是凭借关系安排的）高加林不但没去成南京，连县里的工作也没有保住，但这一次他表现得出奇的冷静，没有像丢掉民办教师工作时那样痛不欲生，他果断地和亚萍提出分手，他深知自己即将恢复的农民身份是不配和县里的播音员亦或即将成为省里的播音员的高干千金谈恋爱的。

     高加林又回到了那片生养他的土地，这时的他又想到了“金子般”的巧珍，如果有了她的陪伴，也许农村的生活不至于那么难捱。无奈，巧珍已嫁作他人妇，高加林顿感生活的无趣，失去了生存的勇气，但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德顺爷爷春风化雨般的教诲，让这个在城市里迷路的青年，又找到了来时的路。热爱家乡，热爱生养我们的土地，热爱劳动，农村一定会好起来的。面对德顺爷爷，面对这片祖辈生活过的土地，高加林发出了“亲人”的慨叹。

     我们要问的是，难道只有回到那片土地，做与自己人生理想相悖的事才是最好的归宿吗？选择能够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的人生道路有错吗？是的，通过门路，通过关系，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是不道德的，但是当时的社会为高加林这样的有志农村青年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制了吗？我们无法想象，在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如果没有一个当大官的叔叔，他如何在城里获得通讯干事的工作，尽管可能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胜任这份工作，但他的农民身份就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改革前中国社会的结构的明显分化是城乡两大社会群体和城市内部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间的划分。这种分化不仅是职业和阶层的差异，更是一种身份等级的差异，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身份等级间界限分明、进出规则清晰、一旦具有某种身份就很难改变。”（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难道如君子般“固穷”，绝不做任何“穷斯滥矣”的事就“道德”了吗？当我们能够证明一种不正义的机制导致个体若不采用不道德的行为则无法获得他的基本权利，而且该不道德的行为并没有明显地、直接地伤害到其他个体时，该个体就不能从道德意义上被指责和惩罚（现实中被不正义的机制惩罚是另一回事）。巧珍是在高加林人生最失意的时候出现的，她和《绿化树》里马缨花的作用基本相似，她们都拥有金子般的心灵和超凡的生存能力，因而成为章炳麟和高加林这些缺乏劳动技能而又需要大量时间阅读创作的读书人在农村生活的最佳选择。这种感情的缺憾就是对封闭环境的过度依赖，环境一旦开放和转移，这种带有“强大实用功能”的爱情自然就会破产。但是，具有某种功能，和存心想要利用这种功能是完全不同的。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让当事人做何选择呢？如果社会给高加林提供了公平地实现抱负的平台，也许“陈世美的悲剧”就不会重演了，因为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个体会更加自主，更会以自身的真实情感作为情感抉择的依据，而不是其效用和结果。正如李银河所说的，“中国的问题既不是要让那些改变了经济地位的青年不再去爱原来的朋友，也不是鼓励经济地位不同的青年——比如城市和农村青年都相互恋爱起来——一对一对结了婚，而是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缩小城乡、工农、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使每一个人（例如城市青年）都能不以同另一个人（例如农村青年）结合为难事”。因此，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正义，关键就在于该社会是否为公民提供了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甚至价值观的公平机制。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