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13日，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德国吕贝克市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7岁。格拉斯是联邦德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于1999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他的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是对格拉斯通透新颖的语言、诡谲魔幻的叙事的以一言蔽之。即是说，格拉斯的语言诙谐戏谑，但总有力透纸背的能量；格拉斯的想象奇崛怪诞，却总是深深扎根于现实主义，格拉斯的作品背景永远都是历史、历史、历史，尤其是那段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历史，为的是要不断地警钟长鸣，警醒社会、警示现实。格拉斯曾说，对于他这样一个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又活到了战争结束的德国人而言，叙事线条是确定的，没有选择题材的自由，因为“在写作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死人在看着他”。这是他对自己文学精神的以一言蔽之。
格拉斯于1927年10月16日出生于但泽地区（今波兰格但斯克）一个普通市民家庭。这个但泽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一方面是德国人，一方面是波兰人。那一会儿是波兰，一会儿是德国的二元体制，使这个地区充满了历史的见证与历史的矛盾。格拉斯的个人经历也很坎坷和复杂。二战中他尚不满16岁就被征兵国防军，受伤在医院经历了德国投降，伤愈后进了战俘营，获释时已无家园可归成为难民，战后年代当过农民、矿工、石匠、乐队鼓手、黑市商人……1951年进杜塞尔多夫造型艺术美术学院学过雕塑与版画，1953年至1956年又上了柏林艺术院，是个搞雕塑出身的作家。
格拉斯的文学创作始于1956年，起初主要是诗歌、短篇和荒诞派戏剧。1959年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出手不凡，既是他文学事业上的突破，也是他要倾吐，要呐喊，要反省，要批判，要用文学清算罪责和反思历史的开始。那个既是故事主人公，又是第一人称叙述人的奥斯卡·马策拉特，先是在故乡经历了历史的大动乱，又作为乐队演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作为难民来到西部德国经历了那里的社会发展，最后安身在一家精神病院闭门思索，写回忆录回顾外祖父、外祖母和父母的生活，回忆自己在1930年至1950年间三十年来年的人生。怪诞与现实穿插，往事与当前交织，反讽与实录杂糅，简洁与艰涩混合:“希特勒为何得逞上台？”“法西斯主义根源何在？”“纳粹政权为何能够长时间的胡作非为？”经历了民族大灾难后人们痛定思痛提出的重大问题，就由奥斯卡·马策拉特这个当代德国痴儿的独特视角切入，既映照德国人灵魂、道德，也塑造德国人灵魂、道德，还别出机杼的创新了小说的写作模式。
即是说，《铁皮鼓》作为格拉斯的成名作和最重要的代表作，除了思想层面上的认识价值外在艺术的追求上也非常色彩丰富而绚烂，经得起玩味和咀嚼的魅力因素有很多。所塑造的那个奥斯卡形象，既有身体缺陷，又有超常能力，为抗拒成年人世界把自己改变，拥有尖高嗓音和铁皮鼓来进行抵御和制造距离，看似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实际却与时局和社会有着紧密的同步关系，用孩童的低能和愚顽来伪装自己和掩人耳目，用从下而上的观察目光把过去和现在连在一起构筑一体，便是在联邦德国文学中至今仍然独一无二的，极度夸张而又陌生神奇的，瞬间就能把主题推向极致的“这一个”。
之后的作品，无论是艺术手法还是审美形态还是感知方式再怎样的调整和递变，格拉斯始终都有一种鲜明的思想内涵在流通和贯穿，如一不变。这就是即便是到了战争已经结束了几十年后，譬如是到了他的《我的世纪》（1999）或者《蟹行》（2002）或者《剥洋葱》（2006）中，格拉斯仍以对历史的谴责和对时代的批判为写作动力，仍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展示自觉、严肃和深刻，仍在一遍又一遍地用真切的心理剖析和详实的细节描写等刺痛读者，仍在不停地对战争和策划、挑起、制造、导致战争的人、集团、机制、秩序、制度宣战和开火，不让它们画上句号尘埃落定成为过去。那义无反顾的反对战争的姿态，如像伯尔在其名篇《噩耗》中的宣言:“只要还有一个由战争造成的伤口还在流血，战争就绝不可能是已告结束，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作为战后德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格拉斯的创作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猫与鼠》、《狗年月》、《母鼠》、《比目鱼》、《说来话长》等等，不可一一列举，这里只作一个简单的概言：与同时代谨小慎微、温言款语的思想保守文人三缄其口、息事宁人、逃避历史、低呤浅唱的文学相比，或者与那些热衷语言实验者的刻意先锋和形式玩味的文学相比，格拉斯的作品关注历史，关注生存，关注现实，关注普通人命运，关注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精神上渗透着人文关怀，叙事上回归情节性和故事性，文笔清朗，气度洒脱，不停在努力创新文体、语言和美学趣味，收放自如，特色显著，非常耀眼地独开一面，是当代德国文学的一道标志性风景。因此奥地利当代女作家，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尔夫丽德·耶利内克这样评价说，“他（格拉斯）使人坐不住，使人喘不过气来。他所显现出来的那种改革创新的精神是我在乌烟瘴气的纳粹统治之后的德国文学中再也没有找到的。”
以一泻千里的政治性、社会性思想意识而振聋发聩的作家身份之外，格拉斯也以追求社会政治理想的澎湃激情活跃在德国内外的社会舆论舞台。他政治嗅觉敏锐，见解犀利，议论痛快，立场鲜明，有对社会发展和当前政治提出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胆识。他一直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曾用自己的知名度为某个政党宣传呐喊，曾用自己的笔墨对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德国文学“政治化”推波助澜，曾在环保会议上大声疾呼，曾为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辞气浮露，曾对德国的统一表示批评的立场……
如2012年4月4日，格拉斯以艺术家的行为方式关注国际政治，在南德意志报中发表了题为《不得不说》的散文诗，指责某国正计划一场毁灭他国人民的核打击，认为该国的核武器严重危害了“仍然龟裂的世界和平”。诗中，格拉斯还批评了德国向该国提供潜艇的行为。此诗一出，顿时在对待该国问题上讳莫如深的德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招来政治家、记者、作家、学者、社团组织等对他的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指责口诛笔伐。格拉斯仍然持续强劲笔无藏锋，表示“绝不撤回自己的诗”，批评德国社会在对待该国问题上的统一一致态度有损民主国家的媒体自由与尊严。
当然，格拉斯的国际国内社会政治活动立场和观点正确与否，需要从许多因素和关联的角度进行评说。我们这里主要铭记的，还是格拉斯作为一个以审察社会、思考社会、唤醒社会为己任的文学家。他的艺术境界宽阔，心灵视野宽阔和社会视野宽阔。透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二战结束后德国文学的一个很长时期里的主导潮流和本质性、代表性发展，可以感受一个德国作家的知识分子精神信仰和立场，可以体会他传达给人们的理想追求，可以认识他对文学艺术应有某种承担，可以体验他对文学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的自信和乐观。这在文学“载道”日渐疏离的今天，更值得强调和记忆。
还要强调的是，格拉斯始终是一个真诚于艺术责任的艺术家，即便是到了老年，也不关乎历史和反思历史的锐气减降，激情衰萎，反而是说，“只有目前，当我垂垂老矣，我才找到恰当的形式，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谈论这件事”，说的是可能感觉生命将要走向尽头，更要将常人所不敢言、不敢想之事诉诸笔端，不给自己的文学使命留下遗憾。也是在这层意义上，美国小说家约翰·欧文说：格拉斯用狂暴、爱、嘲笑、闹剧和痛苦来写作。他直面过去、直面人生。纵然痛苦，纵然泪流，他依然像剥洋葱一样剥开了自己的全部，也剥开了德意志民族的深层。当他垂垂老矣时，他终于得以讲述自己的故事。现如今他已斯人远去，而我们将伴着奥斯卡铿锵的铁皮鼓声把故事继续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