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房价高涨、与政府腐败关系紧密，地产商人在公众中形象往往没有互联网大佬受人欢迎，但国内顶尖的地产商人，却与互联网一样重视企业文化与员工的价值观培养。在《万达哲学》中，王健林分别从企业家精神、执行力、创新、商业模式、文化产业等方面讲述了自己26年的商业思考与经营过程。这其中，坚持与责任和他身为军人的履历高度一致，但最重要的，则是与自己的经营伙伴一同成长，打造一个生态圈，而并非是斤斤计较单笔生意的得失。这一点，和阿里巴巴的马云几乎完全一致。万达的商业地产项目，都充分考虑到了商户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同时，以租代售的订单地产商业模式，通过先租后建，既把握住了重要的商业资源，又规避了商业地产的招商风险。这一切，都是万达广场能成为城市地标、万达院线成为文化产业成功的深层原因。所以，价值观应该是一种经营的大智慧，通过把握未来的潮流，与自己的合作伙伴一起成长，否则，杀鸡取卵之后，必然是唇亡齿寒。

可能是出身官员、学历较高的原因，冯仑的《行在宽处》似乎更多充满了说教色彩，不是在讲商业智慧，而是在讲他的人生哲学。格林斯潘在与兰德彻夜长谈后，醒悟到“资本主义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是合乎道德的”——这一点，与冯仑这本书的主旨多少有些类似。“行在宽处”本来是李嘉诚的名言，和王石一样，他们都是冯仑心目中的大哥，在冯仑看来，他们做生意成功，首先在于做人很成功，不争名利立足长远，所以如同道德经所述，不争而得天下。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他们作为商人的一面，面对股东和客户的利益冲突，当然会选择客户，但如果在股东和公众之间出现分歧，商人还是会选择利益。比如：地产商都反对政府经营经济适用房，李嘉诚逐步撤离资本转投海外，这一点，就很难用价值观来解释。

所以，在韩国投资专家郑铁珍看来，有钱人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对世界趋势的洞察，了解操纵世界经济的幕后势力——“那些家伙”的阴谋主张，在《投资的诡计》中，他认为，“骗人的经济”中，你需要揣测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时机，大萧条时，用生存投资——黄金来应对，始终关心农产品和货币，因为虽然美国受到重创，但“那些家伙”依然存在。这一点，和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任总裁任志刚先生在《居安思危》中所言完全一致——“历史往往重演。声称为促进金融效率但实质为金融中介机构赚取短期利益而设的金融创新，最后必定引发金融危机。金融中介机构为实现利润及花红最大化的私营利益，与通过高效金融中介活动支持经济发展的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有必要妥善处理，才能够可持续地维持金融稳定。”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价值观与经营智慧的冲突、长远利益与短期目标的取舍——如果大部分的商人都对公众讲价值观、长远利益，而自己却采纳经营手段换取眼前利益，最终必然会引发毁灭性的社会变革。

    最后，在《绝处逢生：美国前国税局长工作笔记》中，作者采取了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试图向读者证明，政府和企业、价值观与利益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改变组织结构得以解决，在维护价值观的基础上，这位美国商人的后代在成为国税局长之后，以经营公司的模式来运作国税局，通过调整组织结构与业务流程（改大区制为客户部制），平衡高层空降与内部骨干留用的关系，平衡了公务员与企业家、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这是商人将自己的经营智慧用来维护价值观的典范，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成功的商人来说，价值观不是自己去布道，那只会让人觉得你得了便宜还要卖乖，而是通过自己的经营智慧，去脚踏实地的解决一些麻烦，从而使一个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的社会共同体重新寻找到运转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