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使转型经济成为伪命题吗？

我们真是在步入转型经济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在不掺杂偏见、定见与成见的情况下，即使是人们想心平气和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没有经过充分公议的有涉大众利益的问题，还是应当得到基本的阐释，不然，难道真要让大伙在轻率的轻信中瞎耽误工夫吗？

本来这个世界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当然，也就没有无端的存在与确定状态。中国经济曾被确定为投资拉动型的经济，这既不是哪个人的对或错，也不是人们曾经某次选择的失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的断言绝非心血来潮之下的顺口胡诌。比如人的基因，再如四川人的方言，尽管你可以强行改了它，但顶多只是一些诸如“椒盐川普”之类的笑话而已。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但凡高速成长的经济就必定会愈益贫富悬殊。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财富，如此之下，搞美国式的消费拉动型经济能行吗？这不成了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了吗？中国人最喜欢不动脑子的本本主义，过去是言必称苏联，现在是言必称美国，就是从来不研究中国自己。结果搞得自己唧唧歪歪，还就是从不汲取教训。

中国经济严格的讲根本就没法转型，如果硬要讲转型经济，那也只能在原有经济基础之上，尽可能的向正确方向努力，如此而已。

都有哪些方面可以使中国经济升级与健康化呢？

显然，首先应当利用经济减速，有计划的压缩货币超发的事态。经济减速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货币超发的缓解，这要靠聪明而大胆并且手握充分自主权的经济主管部门或机构自行裁量定夺。对此，人们也是只能拭目以待，谁也不敢就此打包票。必要牢记减缓货币超发情势可以减轻民生痛苦，又能减轻金融风险，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尽管好事一般都办不好，但还是值得去试试。

其二，高铁建设工程及车辆及附属设备制造业及其技术系统、高速公路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施工组织及其技术系统及其基建工程中的坡、坎、沟、桥、隧等特定的建设工程施工组织及其技术系统，无疑是日臻完善的成套的宏大工程技术。否认这些技术及技术运用创新当然是民族虚无主义在作祟，但坐视这些较为单一的技术创新成果，被紧紧包裹在较为落后的经营体制、投融资模式、低劣的海外营运能力、对国际政经社会综合分析和资本介入的生存保护能力之中，就是不智的战略盲视，这也是一带一路规划中必需予以全力避免的致命伤。既然国家打算重用这一经济板块，就应全力打造这一系统的运作能力，此其二。

其三，是国企经营改革不能一味的盲目大拆大卸，而应充分发挥国企的资源深度介入优势，并针对其经营弊端实施有的放矢的经营机制改革。国企改革也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外科手术式的重新拼凑或民营资本的硬性介入，一切的关键是避免拆卸现有的经营能力所必然引发的业绩下滑，同时引进切实有效的经营模式与能力。在国企现有资源及规模经营优势之上，实行技术创新与经营特长创新才是化解问题的关键，除此之外，一味的只管拆房揭瓦，无异于自毁长城，自废武功。

其四，是民营企业，无论是互联网流通革命，还是线上线下服务业创新，都应该着重鼓励知识产权凝聚与经营方式创新，对于其中的资本疑云，应当鼓励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捆绑介入、冲击、杯葛其中的资本现状结构。

其五，是面对制造业凋零的形势不能不闻不问，应当在维护现有资本与营运格局的前提下，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成果与出击国际市场的经营模式创新。应当看到民营资本在出击国际市场中的生存与创新实践能力是超乎寻常的，看到它们对国际品牌与资本制高点的捆绑占据的冲击是有力而卓有成效的。国家应当制定鼓励与扶持规划，来破解制造业与出口产能在面临国际打压形势下所受到的艰困处境，使民族制造业与出口业重新握紧坚硬的拳头。其中，鼓励技术创新与经营个色创新至关重要。

其六，是小城镇开发应当在以往的城市开发、市政规划以及城市营运之经济效益的总结之上，及时推出因地制宜的区域规划。其中的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技术应用的组织与正确分配技术份额上，经营创新主要体现在营运模式的创新上。能不能鼓励地方政府完全退出这一领域的土地开发，放手让民营资本及相关的国资企业，进入其中展开长治久安的项目资本化的投融资运作？地方政府只在规划审批及政策管理以及税收及后续营运上发挥政府职能，从而为理顺政府与经济的正确而长远的关系打开突破口。

当然，还有服务业创新，房地产变革，制造业配套优化，高技术研发以及军工技术升级及经营模式创新等等。中国根本不需要理会究竟是谁在拉动经济增长，搞好民生感受前提下的实用主义就该啃得动的就猛嚼，啃不动的就绕开，完全不必为此纠结。就地卧倒加埋头苦干比瞻前顾后加莫衷一是的好！该投资就投资，该出口就出口，该消费就消费，只有各自为战，做精、做细、做好每一个经济领域中的升级事态，才能做到尽最大可能的阻止经济下滑，到最后投资、出口与消费到底各是多少比例？那是上帝的事，不是沮丧的屁民们与迂腐的书呆子们所能管得了的。

老夏

2015.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