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到台北市政府，政府是开放的，门口设有请愿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政府，在此小憩，还有免费饮品。
2012年暑假到浙江舟山，那天经过政府门口，一群农民模样的人聚成一团，警察挡在面前，路边一溜停着警车，包括带有铁窗车厢的警车，有“特警”等字样。
这是基层政府门口多见的景观，请愿的农民主要诉求可能是土地权益。
在笔者所在的珠三角，“外嫁女”和“代耕农”是农村两个火药桶，“外嫁女”不肯放弃出生村社的土地权益，外来“代耕农”希望得到耕作地的权益，演绎出许多因身份而起的利益纠葛。如有的富裕村庄外嫁女外嫁不迁户，连后代也随母亲落户，为的是村社土地权益。“代耕农”的土地诉求则在户籍村民的严防死守下寸步难行，因此与户籍村民之间剑拔弩张。
在人口流失地农村，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不少土地被丢荒，大量村屋空置，部分房屋倒塌成废墟。
笔者所著《大国空村》里，呈现了家乡程湾及周边乡村凋敝的景象。在程湾，低洼地带、可能遭遇水淹的耕地，许多年都没人耕种，荒草丛生，看得人心疼。当然，村人心里有本账，种地是有成本的，一旦遭遇水淹，可能颗粒无收，就要倒贴钱，他们不肯在这些耕地上冒险。
然而，随着土地开发渗透到农村，随着农村土地、宅基地确权颁证展开，进城农民工视线重回家乡，围绕土地权益的争拗越来越多，甚至大打出手。
笔者家乡所在镇建设首期投资27亿元的华能应城热电厂，大姐所在村庄近乎整体拆迁，部分耕地被征用，按照镇里公开的补偿标准，每亩耕地征用补偿费是2.73万元，农户实际得到约2.4万元。先不说补偿标准高低，就是这每亩2.4万元的补偿，就经历了几轮较量，焦点问题是土地权属不清。经过第一轮土地承包和第二轮土地延包后，众多离开土地的进城农民工，回村发现自己的耕地没有了，村里账册上找不到自己的地。部分拥有城乡双重户籍的村民，被村民揪住不放，以他们在城镇有了户口为由，拒绝他们参与征地补偿分配。姐夫当年进城务工，买了城市户口，村里的户口也还在。分配征地补偿时，姐夫千里迢迢赶回城市户籍地，将买来的城市户口注销，以此向村人表明自己的农民身份。结果却是他没有预料的，村里象征性补偿了他2000多块钱征地补偿款，还不够往返的路费开销和误工费，更令他不胜其烦的是，他在工作地的社保资料必须更改，银行等留存的身份资料也要逐一更改。
最近，镇里修建连通热电厂的新路，征用了村里部分耕地，一个在武汉谋生的乡亲，父亲坟地在村口，必须搬迁让路。村里通知他，给他两个选择，一是补贴500元自行迁坟，二是村里找个地方迁葬。这位乡亲两个方案都不能接受，一则500元迁坟费不够开支，自己家在村里也没有土地，因为他们家分田到户后才迁回村里；二则村里迁坟用的野畈地委屈了先人。所幸后来修路避开了坟地，他家的坟地得以保留。
另一位乡亲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家的耕地给了一位从外地迁回的族亲耕种，后来一家人的户口也转成城镇户口。修路征地时，补偿款没了他的份，找到村里，被告知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他的耕地全部给了耕种的族亲。找到族亲，族亲不肯交回这些耕地，也不肯让他分享征地补偿。于是，他转而找村里讨要等额土地，村里以他户籍不在村里为由，拒绝重新调整土地给他。于是，他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将户口迁回村里，继续向村里索要土地。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户籍藩篱，与缺失流动性的农村土地、宅基地集体所有制，人为制造了农民与土地的纠缠，形成当下农村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纠葛，成为城镇化道路上的绊脚石。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国英，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第20131206期撰文《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延》，疾呼“国家要像保护类似农民的私人存款一样去保护他们的土地财产权”。
党国英又在《中国经济报告》 2014年10期撰文《农村产权改革中的政治角力》，痛心疾首地说：“全世界有哪个国家敢于设置一个制度，让一个大系统的生产性收益不是按投入量来分配，而是按身份或户口来分配？中国敢。又有哪个国家历经30余年改不掉这样一种制度？也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