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炜华，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套用一句老话，“我的朋友谢作诗”火了。教授对男人合娶老婆解决3000多万光棍问题的论述成为媒体和市井共同关注的话题，可以说引来市井的骂声一篇，我相信教授就是“哇哇叫的野兽”这句市井名言会毫无疑问的落到谢教授的身上。作为谢作诗教授的朋友，一个长期研究婚恋与选择的经济学者，在这个时候不对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觉得有点对不起作诗兄，尽管我知道“砖家”的名声也会毫不犹豫地砸在我的头上。
首先，要强调的是，3000多万光棍是一个事实，而这些光棍的存在是社会的不稳定之源。如明朝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就与明后期严重的性别失衡联系在一起。尽管3000多万光棍应该不会使中国出现像明朝末期那样严重的社会动荡，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会使得社会民众，尤其是女性的不安全性显著上升，因此，该问题是现阶段我们不得不迫切解决的问题。
其次，如何解决？造成3000多万光棍的根源在于长时间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古人认为女儿双全为“好”，但一胎政策使得男孩偏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教授认为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会通过市场机制，即在婚姻市场提升女性价格，降低男性价格来实现，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该问题面临人口生产的滞后性，即人口从出生到步入婚姻市场至少需要20多年的时间。如何解决即将出现或已经出现的3000多万光棍的“性福”问题？谢作诗教授的性交易合法化和实行共夫制度可能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第三、共夫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如在南方一些山区，在解放前，典妻现象曾经比较普遍，即光棍租用贫困家庭的妻子，在租用期间所生小孩归光棍所有，以此来解决光棍的后代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共夫制度。
第四、将共夫制度用于解决3000多万光棍问题，近乎帕累托改进。从光棍的角度看，解决了其生理和后代问题；从贫穷女性的角度看，无论其是否参与共夫制度，因共夫制度的实施，对其需求增加，进而价格上升，提升其福利水平。从社会角度讲，社会的稳定性上升。该制度对中产阶级及以上男性和女性没有影响。该制度的唯一受损者是一些原先勉强娶得起老婆的贫困男性，因为该制度，女性的价格上升，被迫付出更高的价格或被迫与其他男性分享妻子。
第五，对谢教授提议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于道德层面。道德更多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声音。中产阶级自己有妻子和小孩，当然不会知道底层3000多万光棍和贫困女性的想法。从道德角度反对谢教授的提议是非常不道德的。
第六、从婚姻契约的角度看，只要男性和女性不是被迫选择共夫，那么自愿的交易有利于提升双方的福利。又因该制度对第三者不会造成严重伤害，即负外部性较小。政府对该契约的干预，即禁止，对社会福利是不利的。
3000多万光棍的问题将迫使中国进行相应的制度改进，但谢教授设想的共夫制度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如从人的生物性看，一夫多妻而不是一妻多夫是常态，如果放开一妻多夫，那么要不要放开一夫多妻呢？
从个人的观点看，在不需要大的变动制度的前提下，存在一个显著的帕累托改进机会，即减少对涉外婚姻的干预，建议尽快实施。
(俞炜华，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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