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1.苗实：我玩网络，网络玩我，快五年了。我玩网络，即我通过网络展示了自己，使多年所思所学得以释放，从而我的才华被成千上万的网友所认可；网络玩我，即网络通过我表现了自己的力量，把网友们的才智传导给我，从而彻底打造了一个新我出来。也就是说，我在网络上用自己的优雅文笔开疆扩土的同时，被重新塑造。说实在话，整整三十多年读书积累的能量，包括其中十八年的专业学习研究，基本上通过三大理论创见和两部书得以在网络世界释放。当然，释放能量的同时，也通过网络积聚了能量，从而与网络在互动交流和相互影响中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而且，这个发展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速，厚实和丰富。毫不讳言地说，在这个过程中，物质财富的回报可能有所欠缺，但是获得的精神财富却是无价之宝。

842.苗实：经济学上的事情，或者大玩数学，或者大玩投资，或者大玩政治，或者大玩媒体。可以说，这几种玩法都有其情趣。譬如，玩数学的，走的是学术路线；玩投资的，走的是务实路线；玩政治的，走的是上层路线；玩媒体的，走的是启蒙路线。所以，经济学里面也是“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下来就可想而知，玩数学的就是为了职称在奋斗，玩投资的就是为了钱财在奋斗，玩政治的就是为了仕途在奋斗，玩媒体的就是为了名望在奋斗。而且，这些都是天下正道，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在这个层面上讲，处在经济学世界之中的人，都是入世的凡人俗胎，不懂出世的高雅所在。

843.苗实：黄杏，蜜桃，西瓜，梨瓜，吃着都是甜，但是甜的味道不同。黄杏，是绵甜；蜜桃，是水甜；西瓜，是沙甜；梨瓜，是甘甜。这就同大家学习研究经济学一样，虽然都是学习研究，但是各有各的特色。而且，谁也无法替代谁。也就是说，每个经济学者都是有相同的经济学封面，里面却有不同的经济学内容，精彩纷呈。曾经，有不少人设置了这样的标准，那样的标准，企图一统经济学界。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标准只适合一部分人，而其他人又都是例外。所以，标准在起一定作用的同时，往往又出现失效的情形。当然，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研究人性的经济学者同人性一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难以形成规约所有经济学者的通行法则。

844.苗实：在《卜居》一文中，屈原说，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而詹尹回应道，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试问，今人是做屈原，还是做詹尹?若做屈原，为国为民，整天忧心忡忡，或许有益于国而有损于已；若做詹尹，卓尔不群，一味遁世避难，或许有益于己而有损于国。

845.苗实：我的终极理想是传播知识，让更多人变得明智起来，从而成就自己服务社会。而且，一个社会，只有少数人明智，不是一个好社会，而只有绝大多数人明智，才是真正的好社会。就我本人而言，从来就不贪图名利，只想通过我个人的深入思考，去带动与我有缘的人同样地深入思考，知善恶美丑，晓是非曲直，做明智的人。

846.苗实：一个人，如果命运多舛，受折磨的是个人，那么一个国家命运多舛，受折磨的就是成千上万的社会大众。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就需要努力奋斗，见贤思齐，以摆脱黑暗，走向光明。有时候，个人不幸，还有家庭的救助。而国家不幸，又有谁来救助？靠志士仁人，可以有，但是造成的动荡，生灵涂炭，又当如何？现在，光已经照到了我们，够幸运。但更为倒霉的是，我们选择了后退，以致于光又要远离我们，难道这不是悲哀吗？可能，只是极少数人心里明白，但是无能为力。大多数人呢？糊里糊涂，疲于奔命，根本就没有什么知觉。一句话，这就是国家的现状，惨不忍睹，不可救药。怎么办？连说真话都是难事，我看还是明哲保身为妙。

847.苗实：记得杨小凯先生的妻子吴小娟女士说，我们家的经济大权，开始是小凯掌握——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嘛。后来我发现，好几次买股票钱都亏得一干二净。然后我就对他的经济研究有点怀疑了。就把经济大权掌回来了。我想如果我不改变方向，我们家可能就破产了。当时我准备做投资，买房产。每次想去看房子的时候，小凯就说不去。“我一去，我会给你很坏的影响。”我当时不是很明白，后来明白了，搞经济学的，在实际上还是会有点差别。以后每次经济上的决定小凯都不出面——其实小凯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对于吴女士的话，我是挺相信的。毕竟，杨先生虽然也是学习研究经济学，但是他是大玩数学走学术路线的人。这样一来，与实际就产生了不少距离。如果涉及到具体的股票和房产投资，就更抓瞎了。

848.苗实：我本人虽然学习研究经济学多年，但是几乎不在股票和房产方面发言。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经济转型中制度宏观三农与区域问题，不是什么股票专家，房产专家。而且，股票投资和房产投资都是非常具体的实务，除了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之外，更重要的要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在这两方面没有发言权。如果随便发言，肯定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这样的话，既会误导投资者，也会败坏我的名誉。在前面我也说过，经济学家大体上有四种类型，大玩数学，大玩投资，大玩政治，大玩媒体。可以说，只有大玩投资的经济学家才能有充分依据来指导投资者。譬如，玩数学的，走的是学术路线；玩投资的，走的是务实路线；玩政治的，走的是上层路线；玩媒体的，走的是启蒙路线。这里面，杨小凯，谢国忠，林毅夫，和我，就可以对号入座，都有各自的特色。

849.苗实：知识分子集体远离敏感问题，对个人是好事，但是对国家和人民肯定是坏事，这是文化思想界取得的最大共识。在这种特殊国情的国家里，知识分子只能凭良心，说点真话。当然，这既需要个人勇气，也需要集体的共鸣，更需要政府的宽容。而且，无论是知识分子集体的共鸣，还是政府的宽容，对于社会的健康运行和改革的深化落实，都是最紧要的。所以，批评是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如果不幸被打断，那肯定是民族的悲哀，势必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850.苗实：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看不开，死活爱管国家大事，而且终了国家既不听，也不付费，有的搞不好，还坐牢，瞧瞧，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真没意思。早要知道，读书就是这样，还不如用省下来的学费把自家生活搞好，当一个自在踏实的农民多好。我安慰母亲说，别替儿子操心了，平安就好。从母亲的角度讲，这个话是大实话，人活着，能够过好自己的小光景就行了，没有必要为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瞎操心。但是，作为知识分子，都有家国情怀，渴望发挥自己，经世致用。什么是家国情怀？就是国为重，家为轻；民为重，我为轻；真理为重，名利为轻；大我为重，小我为轻。用古人的话讲，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横渠四句常在我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不敢忘忧国等等。所以，知识分子虽然自古多寂寞，但是亦能够安贫乐道，逍遥于学问之中。

851.苗实：何帆先生说，以我个人的观察，在中国，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往往和他批评政府的激烈程度成反比。我回应道，何帆先生，说句不客气的话，请别为自己的怯懦寻找遮羞布了。譬如，张维迎先生，他的敢言是令人称道的，而有的经济学家为了当官，出卖良心的也不少。而且，经济学家，以批评者的角色出现，或许不能说最能体现学术水平，但是起码可以看出学术功底绝非浅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旧体制遗毒深厚的国家。如果是一位获得诺奖并且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像何先生如此武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不扛改革大旗的人，或者不与旧体制作坚决斗争的人，不是说就肯定不是经济学家，至少作为经济学家的含金量不会太高。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经济学家内部，竟然有人用“经济学家的水平往往和他批评政府的激烈程度成反比”这样的拙劣公式来恶毒攻击敢于批评的经济学家。按照这个荒唐逻辑，沦为政府权贵之奴才的经济学家，学术水平最高。对此，孟昌先生评论道，何帆一定没有看过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更没有看过俄罗斯思想家的论著。经济学家分两种，一种是以批评政府为天职的思想家，是经济学家中的知识分子；另一种是经济学的职业从业者（包括他这个折子学派），不是知识分子，有时出好主意有时出馊主意。要知道，美国经济思想家以批评政府为职业，人家经济依然强大。

852.苗实：新浪微博网友earner认为，全世界政府的特点都是总要对某些特定的个人行为做束缚，所以从个人自由的崇尚来看，政府先天有伦理上的缺陷。因此,一旦批评政府,就立马站上了道德制高点，变得高大上。国内很多学者就是如此，专说受众爱听的，迎合民粹，捞取所谓的社会声望。对于这位网友的说辞，我还是有话要说，中国的政府本来就没有正常的约束监督，如果再没有舆论的压力，就更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到那时，老百姓还有活路吗？退一步讲，批评者完全可以转行，马上消失，但是政府的恣意妄为的问题如何解决？可以说，经济学家作为批评者出现，实在是中国特殊体制下的无奈之举。

853.苗实：网友Libras指出，中国缺学术做的好有思想的经济学家，更缺精神上独立的经济学家。批评政府，从学术角度讲，成本最低，但是从生存角讲，度成本很高。网友逊鲁爷接着说，正向行驶很难显示水平，逆向行驶就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一个人博得了眼球，你要分清，是由于他的水平；还是他的声高；还是他在逆向行驶。我认为，经济学家作为批评者出现，看似为了社会声望，实质上是踏踏实实在做思想启蒙的工作。在中国，权力没有走进制度的笼子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大多数老百姓没有觉醒。我看，还是清大教授孙立平说得好，民主也好，说宪政也好，说普世价值也好，就是一点，老百姓要限制点公权力，要规矩。不就是这么点事儿吗？以各种借口拒绝宪政，不外乎要保住权贵们手里的利益和特权。你无论编出什么样的理论来，反对的不就是这么点东西吗？动不动以亡国来威胁国民，按今日之亡国论，那中国不知道亡了好久了！

854.苗实：林毅夫先生说，我想，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希望从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实际上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跟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有抱负，是为了帮助他们国家的现代化。但是从绩效来看，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他们国家社会现代化的，非常少。原因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太相信主流理论。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这种理论在发达国家本身就不是说不变的真理。因为它是不断被扬弃的。也就是说，他对发达国家的现象，不见得就都能解释。这是主流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看，更容易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经常会出现“好心干坏事”的现象。说句实在话，林先生的观点恕我不能苟同。现在，我就想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结构经济学这个理论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来自哪里？有没有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有没有出现“好心干坏事”的现象？请如实回答，不要回避。

855.苗实：现在，我才认识到，经济学家，是不出名的经济学家最好。而一旦出名，就会走下坡路，甚至变成最坏经济学家了，尤其在某国更是如此。譬如，某国的某人，不出名的时候，踏踏实实做研究，还能说点真话。等后来出名了，就尽说假话，真不知道他这样骗人骗己误国误民有什么好。当然，也有例外，至始至终，没有变化，难能可贵。

856.苗实：人大经济论坛编辑一品帅锅发帖说，今早起床，像往常一样，拿起手机看新闻，今日头条：德国7：1 狂虐巴西，我很是震惊，原因很多，其中有条就是，之前有大数据分析，巴西的夺冠胜率为48.5%，德国只有11.4%.今天的结果是不是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大数据预测都是胡扯的。个人以为，这种大数据分析应用在生物、化学等纯科学领域应该是合适的。如果有人参与的领域，大数据还是不适合的，因为人性，数据是无法预测的。记得牛顿晚年尝试过通过各种模型、数据投资股市，结果赔的一塌糊涂，结果他感叹，能通过数据估算星球之间的距离，却无法测算人性的贪婪。我认为，编辑先生说得有一定道理，不过，既然是预测，就有不确定性，并不是百分之百能怎么样。譬如，中国人学习研究周易，搞预测，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参考。网友fwushi888评论道，早就有统计大家说过，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但还是有用。一次错误，并不能说明大数据就没有用；多次正确，也不代表大数据就很有用。

857.苗实：佛学家楼宇烈先生说，思想本身不是抽象的理论，一定要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而现代社会，我们要充分发挥佛教净化心灵和社会的作用，对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我们会经常提出批评意见。我认为，楼老所言极是，经济学界同佛学界一样，对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应该且必须提出批评意见。譬如，看到有人在经济发展中起不良作用，为中国经济走向错误的道路提供理论支撑，有识之士就必须站出来，进行有益的批评。

858.苗实：佛学家方立天先生说，搞学术需要很静，需要过寂寞孤独的生活。你对外界的很多物质诱惑都想去争取，就会影响你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去探讨学术。所以，一些外部的名利，你要想开一些，不要去争。但是，我通过不争而争，争什么？争时间，争成果。说实在话，方老的心得是学人的共识。如果真要做学问，就必须淡泊名利，埋首书斋。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只有像方老一样，不争而争，才能出成果。过去，我为什么能够提出三大理论创见，写出两部作品，就完全得益于“不争而争”的为学大智慧。

859.苗实：A.问学无间断，思考真理旁，同好互切磋，致用为至乐。B.没有树高，没有花香，作为一颗小草，愿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860.苗实：李泽厚先生指出，中国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不能说现在就是中国模式，那是非常危险和错误的。说现在就很好了，就可以固定下来是不行的，我们还在探索之中。我认为，李老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应该是理想一点，譬如英美模式，但是学习借鉴归学习借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足下之路在于自己的探索。当然，探索是一个在先进国家现代化之理想的引领下和接受现代洗礼之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自我不断修正的长期过程，时机成熟以后，或许会形成包含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861.苗实：对于论文，我是这样认识的，如果评职称，进入体制内，那就必须写，而且要写好。否则，就无所谓了。就我而言，在体制外自由自在惯了，担心一旦进入体制内被管制起来，到时候灵感和思想尽失，这样真计较起来就太得不偿失了。毕竟，咱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说真话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反思的功能，试想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当然，在体制内，有相当丰厚的收入，可以提高生活水平。不过，我个人倾向于安贫乐道，最怕人管，还是适合在体制外。 

862.苗实：治理腐败也好，促进增长也好，不是说政府不能做，而是说还可以做得更好。怎样做得更好呢？无他，放权让利。也就是说，让人民群众有权利来约束监督政府，让人民群众有自由自发勤劳致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这样才能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863.苗实：人走路的时候，右脚迈出，左脚跟进，才能不断向前。但是，有一天，我遇见一个怪人，右脚向前，左脚向后，以致于原地踏步。我问他，为什么异于人？他说，这样稳当，不会栽跟头。我说，您这样别出心裁，实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看似聪明，实则愚蠢。如果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只能原地踏步，永无进展。他听后，骇然。智者笑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醒者自醒，何须人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864.苗实：林毅夫，双向逻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就新结构经济学；张维迎，单向逻辑，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捍卫中国市场经济。所以，我虽然可以站在林毅夫的角度理解林毅夫，但是鉴于中国经济的具体困境，我更乐意站在张维迎的角度批评林毅夫。

865.苗实：在当下中国，盐里面没我醋里面没我，所以有机会做得好学问。而且，要想继续做得好学问，就必须坚持不粘锅，走自己的路，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大红大紫，不可取。远离尘世，非我求。居于陋室，天马行空。学院派的最高境界是发一流期刊，而我非学院派，行走于民间，所以我的最高境界是实话实说，真人真语。毕竟在我看来，一句实在话，胜于千万言。古人云，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866.苗实：经济学上讲稀缺性，做学问更是如此。可以说，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如果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至少从学术上。写文章，即便是有一个闪光点，也比千言万语拾人牙慧，要有价值。鉴于种种原因，实话实说，真人真语，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于富有稀缺性。当然，如果论文的稀缺性大于实话实说的稀缺性，那么论文就更有价值。否则，实话实说就更有价值。所以，不能断言，论文就一定比实话实说更有价值。更进一步讲，我作为一位体制外学者，之所以价值连城，就在于极其具有稀缺性。譬如，我既有扎实的经济学专业功底，又有深厚的文史哲学养；既深谙西学的底蕴，又通晓中学的传承；既有城市生活的经历，又熟悉农村的各种变迁。用一句话讲，就是我是天底下知识分子群体中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当有人不留情面地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则回应道，大家都说大熊猫是国宝，那是相当珍贵，而我本人作为独立经济学家，比大熊猫还珍贵。

867.苗实：我今年四十岁，读书整整三十三年。在这个过程中，父母投入50万元左右，我个人投入60万元左右（即从二十岁算起，每年三万元），加起来就是110万元左右。可以说，做学问，搞研究，资本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相当的资本做铺垫，还想实现学术理想，万万是不行的。说白了，学者也是企业家，跟投资企业一样，必须有经营头脑。否则，难以取得持续性发展。尤其对于体制外学者，这方面的要求更高。那么，就会有人问，这样的投入产出划算不划算？我可以回答，相当划算。你看，我的投入是110万元左右，产出是三大理论创见和两部作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讲，三大理论创见和两部作品是无价之宝，可以产生超级社会生产力。当然，单单从我这个个人到个人，似乎吃亏很大。毕竟，暂时看，我个人的经济收益煞是微薄。所以，不少人就讲，你对社会奉献很大，可是回报很少，这样做，用经济学语言讲，就是正外部性巨大。更进一步讲，就利己和利他而言，我个人倾向于利他，而不是利己。也就是说，学术是天下公器，知识分子必然具有公共性，而能够有这样的奉献精神，理所当然，不足为怪。就学术这个层面而言，如果倾向于利己，就循规蹈矩，做体制内经济学者。否则，就自由自在，做体制外经济学者。毕竟，相对而言，体制内经济学者的资源多，收益丰厚，但不敢说真话，社会影响很小。而体制外经济学者资源短缺，收益自然少得可怜，但是敢于说真话，社会影响巨大。这里的社会影响，不是指虚假性社会影响，而是指实质性社会影响。此外，体制内经济学者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可为荣，体制外经济学者以获得社会上的认可为荣。譬如，前者就以林毅夫为代表，后者以张维迎为代表。需要注意的是，张维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走的是体制外经济学者的路子。

868.苗实：中学为体中学为用，已属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过渡；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方为新。1830年以前，是旧时代；1830到2012年，是过渡阶段；2012年以后，是新时代。从这个角度讲，林毅夫已经落伍，被新时代所淘汰，而张维迎适应了新时代，终将引领新时代。所以，我强烈呼吁全中国年轻人，要远离林，拥抱张。要知道，林毅夫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个过渡阶段的发展经验提炼为新结构经济学，目的是固化并延续这个过渡阶段。可以说，他反动就反动在这里。毕竟，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就必须赶快结束或抛弃过渡阶段，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只有如此，才能摆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真正开启有效市场与有限政府之最佳搭档的新时代。

869.苗实：做学问的人，只要能够出产思想，完全可以无钱，完全可以无名，完全可以无势。正因为无钱，才不贪婪，顺其自然，用心读书；正因为无名，才不浮躁，安安静静，一心为学；正因为无势，才不蛮横，平平淡淡，真理相伴。所以，学者，是内圣，外不王，身在尘世中，心在尘世外。更进一步讲，作为学者，无钱无名无势是福，有大钱有大名有大势是祸。可能，我说得不完全对，但请天下明智者权且听之。或者说，有大钱有大名有大势，对学者而言是偶然，但是尽力避免，方为上策。过去，我埋首书斋多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现在出来与众同好交流学习研究心得，虽然看起来也不是坏事。但是，我已深受世俗影响，乃至左右，这不能不说是我的一点小失策。如此看来，我还是不踏实，历练不够。有佛语云，此刻正当修行时，作为居家的佛门弟子，惭愧啊。记得李泽厚先生说，我与外界不交往，也是自我保护。很多大人物都看中我，包括康生，也曾通过我们社科院领导意思是看中了我。但我不理这个茬假装不懂，也就过去了，不然会很麻烦。周扬，胡乔木、邓力群都对我不错，也看中我。邓力群还特地把我找去，让我写一篇文章，我没有当场拒绝，反正我不写，他也没有办法。

870.苗实：做事情，心安理得，就是正好。而做学问，更是如此。柏杨先生说，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我看，柏杨先生就是听从良知，真人真语，为人民服务，从而心安理得。在中国，就有不少体制内经济学者大唱赞歌，以求仕途发达。而说人话的这一小波人中，以体制外经济学者居多。为什么是这样？可以说，虽然都是学习研究经济学，但是立场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就很自然出现这样的局面。当然，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各有利弊，范围不同，他们既不是十全十美，也不是一无是处，更不是相互分割。记得，北大的陈岱孙先生说过，正宗与异端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在不断变化。也就是说，此时正宗，彼时异端；此时异端，彼时正宗。为什么会如此？我看，就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也就是说，自由放任过头了，政府干预就自然占了上风；政府干预过头了，自由放任就自然占了上风。可想而知，只有轮流坐庄，不断交替，社会才能趋于和谐，不至于混乱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