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家的杨小凯——纪念杨小凯教授逝世10周年

张明勇

2004年7月，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与世长辞，在经济学家这个群体里，不到60岁的年龄算得上是英年早逝了。杨教授的逝世，是华人经济学家的巨大损失，因为在这个群体中，像杨教授这样的学者可以说凤毛麟角。这个凤毛麟角一是说他的学术水平很高；二是说像他那样具有真正知识分子精神的学者很稀缺，尤其是对于国内经济学界。杨教授逝世后，国内的经济学者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吊念活动，不少学者和杨生前好友撰文纪念。在我看来，如果把杨小凯教授仅仅界定为经济学家，那是没有全面的评价他，因为杨的知识面和关注的领域，超过了经济学领域。因此，我更愿意用思想家来界定他。我这里用的思想家是指那些对社会有着深刻洞见，有一套认识世界的理论体系，同时能够将自己认为正确的知识表达出来。

本文不打算用篇幅来介绍杨小凯教授的生平，阅读者可以随时在网络上查到。本文只是想以思想家来评价杨，强调其思想主张。

杨小凯教授的身份是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上，他试图复活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将亚当·斯密及后继者发展的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结合在一起，建构一套他命名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的经济学体系。杨教授雄心勃勃，他认为自己的框架可以取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我们从其他学者的文章里知道，布坎南教授非常高的评价杨小凯教授，认为他领头的研究是经济学上最有希望的，并因此两次提名杨为诺奖的候选人。正如阿克顿勋爵说的“没有什么比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更让人恼火的”，新古典经济学如此深的作为经济学的正统，要改变这个正统何其困难，尤其是杨教授去世后，继续推动他们的理论研究的人日益减少。这对杨教授来讲应该是最为遗憾的事。

任何一位有分量的经济学家都会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尊重和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权利基础之上的。而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制度又必然要求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因为对个人产权侵害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政府（政府是合法拥有暴力的机构，如果政府可以任意侵害个人产权，这样的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我之所以推崇杨教授，就在于他深刻的认识到了这点。在杨的一系列文章中都反映了他对宪政民主主张，没有这个大的制度背景，市场经济只可能是“坏的市场经济”。

记得原来阅读张五常教授关于学术评价的阐述的文章，他有一句大意如此的话“不要告诉我这个人发了多少文章，告诉我他说过哪几句有份量的话”，当然，张教授是有能被记住的几句有份量的话。杨小凯教授也是应该被记住的，如果要我来说他的有份量的话是什么，我会选择他们文章中指出的“经济改革仅仅是宪政转轨的一部分”。这个主张全面的体现在杨小凯与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长文中，在后来的包括“后发劣势”等文章中，杨继续阐述了这个观点。这里引用一段“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中的文字，这是他们文章的主题观点：“它论证说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在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我们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一个例子来分析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我们可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

如果曾经关注过杨小凯教授思想的人，应该还记得杨和林毅夫教授关于后发优势之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学者都认为后发的国家具有一种后发优势。即后发的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管理等先进的东西，而省掉了自己做研发的漫长的过程，可以有一个“跨越式的经济增长”。杨提出后发国家这种注重“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改革”的模式是不能长久的，短期的技术模仿可能能够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落后的政治制度会给经济的持续发展拖后腿。一个典型的比较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中国是技术模仿型，即注重经济的增长（注意，这里没有使用发展这个词），而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自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也实现了高速的增长；俄罗斯进行的是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即不仅仅在经济上改革，政治上也进行了改革，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的表现不及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失败的。在这样的主流观点下，杨小凯教授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上，用一个短时间的经济绩效来对两种改革模式下结论是为时过早的。实际上，当我们把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都考虑进来，中国经济增长成绩并没有那么出色。没有宪政的市场经济很可能导致杨称为“坏的市场经济”的结果，也就是没有法治的“权贵经济”（吴敬琏教授喜欢用“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词）。

杨观念里的好的市场经济当然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当然作为理论的完整性，我们还要追问，“什么样法是符合法治要求的？”因此，作为社会科学家，研究的视野应当包括法律。杨已经将自己的研究范围从经济学开始扩展到政治哲学了，他阅读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哲学家的经典。结合对中国政治的思考，杨写了他关于政治理论的观点，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我觉得这主要在他的“中国政治随想录”的文章中体现出来。杨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缺陷，他指出：“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浅薄之处，正在于它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退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比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并不多出什么。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谁掌权（所谓国体问题，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不是政体本身的真正创新。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设计一种机制来控制‘控制者’。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浅薄和没有控制‘控制者’这类设计思想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不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精彩和深刻的观点。当然，这在一些真正的思想家那里算得上是一个共识。杨还反思了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一个政权可能出现的糟糕后果，即把独裁者赶下台后，新的独裁者就上来了，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描述的故事。

杨小凯教授还认识到宗教在一个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当热，这个认识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比如马克斯·韦伯很早就专门写了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的著作。杨教授有意义的观点在于认识到基督教的很多理念是跟宪政一致的，或者说基督教义里面包含了宪政的思想。对于一个在推崇无神论的世界长大的人来说，去了解、接触到接受基督教义，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杨教授亲身体会了他讲的信徒们给别人的“无缘无故的爱”，同时在研究基督教思想过程中感受到的宗教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杨小凯教授举了例子讲有信仰的人很多行为可能并不能使用经济学上的纯成本收益或者理性分析来解释，他们会有自己的原则、敬畏、底线，这在社会运行中表现为个人的自律。但在像中国这样的推崇无神论甚至打压宗教的国家，恰恰表现为人们更愿意使用成本收益或理性去评价一个现象。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目的为手段辩护”，难听点的话说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此，伴随着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是社会整体的道德堕落。我会认为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宗教，也即是国人无信仰。

如前面提到的，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并且这个法指的是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利不受侵害的正义的法，是宪政民主的法。这当然是杨小凯教授推崇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的研究不仅仅只涉及经济学，还有相关的社会科学（当今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工是学者只在自己的知识领域来看世界，免不了盲人摸象），杨小凯教授也涉猎了不同的知识领域，他不仅仅是在经济理论上做了创造性的贡献，他的兴趣也包括政治哲学、经济史等。但他的文章表现出来的是其理论的一贯性，比如前面讲的他关于政治哲学的看法。杨教授还研究了中国近百年的经济史，写了“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杨对百年来的中国经济的表现做的阐述不是历史资料的整理，而是在自己的那套理论下的审视。在这篇笔记中杨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国家机会主义”，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不好的表现的原因恰恰在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也包括对很多事件的评价，都涉及到一些很根本的问题。比如他写道：“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于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所以清朝末年农业的落后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没有保护专利和企业私人财产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和外国工业的入侵造成。”……“五十年代推行的新制度以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及侵犯财产为特征。这种新制度在18世纪的欧洲早被证明是极没有竞争力的制度，所以十八世纪推行类似制度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无法与推行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英国竞争。”……“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后果。”……“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这表明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猖獗的腐败。”……“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中国的宪法在给共产党以政治垄断权，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的提法等方面与其它社会主义的宪法相似，中国的宪法与苏联的宪法的区别之一是在它的序言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被当作中国权力结构合法性的来源。”……“规则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从相同的党组织所安排以及制度化了的国家机会主义，其追求党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在这篇杨小凯教授写的笔记中还有很多精彩的观点，我不可能在这篇纪念小文中摘抄太多。一个思想家的东西不是那种赶潮流、讲时髦的，而是永恒的。这些杨生前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激动，这就是他区别于一些所谓的学者的地方。我自己是一个老师，几乎每一次给学生推荐阅读文献的时候，我都会说杨小凯的文章是必读的，因为他是华人少有的思想家。同时，我非常反感那些一味追求所谓的“前沿理论”的学生的行为。好好的阅读一些思想家的东西，再理性的思考，这才是当下国内的学生需要做的，基础都没有还奢望创新，这不是很荒诞吗？社会科学很难有什么不得了的创新，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思想家的著作，还能让我们去思考、还能给我们一些思想上的冲击。因为思想家研究的人类世界，是有一些永恒的东西的，他们对社会的深刻的洞见，远远超过现在一些著名学者。如果没有广泛的阅读和积累，没有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很难说是好的社会科学，所以很多时候看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文章，你会觉得多么的肤浅。杨小凯教授是例外。

从我个人的阅读兴趣来说，非常高兴能看到杨小凯教授专门写的哈耶克的文章，杨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推崇哈耶克的思想，并高度评价了哈耶克。因为我自己对奥地利学派很感兴趣，当然对哈耶克的著作也喜欢阅读。毫无疑问，哈耶克是那种非常深邃的思想家，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者并且在好几个领域都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任何一个对某一领域感兴趣的人，都希望那些具有天赋的学者能进入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因此，当杨小凯教授研读哈耶克后，我会很期望他能继续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兴趣，进而继续研究这个学派的相关学者的著作，并且我相信，杨会对自己的研究做出边际上的贡献。

杨小凯教授一生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坎坷。但他几乎没有对过去的不公正的待遇进行抱怨，甚至也不太愿意人们过多提及。杨的事业在美国开始，尤其是他到澳大利亚任教之后，杨继续着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也吸引了一批学者对他的理论的兴趣。正当他们的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时，杨被查出癌症晚期，在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不停的撰写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跟时间赛跑，怕自己不能完成写作计划。好在在杨生前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这大概是杨去世前能感到欣慰的吧？在知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知识领域，其创立者的贡献总是最大的，一旦这个创立者生命结束，可能就意味着这个领域开始走向衰落（就我有限的知识所知，好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一个例外）。杨小凯教授创立的超边际经济学似乎也没有逃脱这个怪像，杨去世后，这个学派似乎迅速的被人遗忘。我这个小角色说话没有什么份量，但我仍然要向做超边际或曾经做过超边际研究的学者表达，认准了自己觉得正确的理论，就要坚持下去。对杨最好的纪念和最好的安慰就是将他的理论继续研究，不要去在乎现在什么理论流行。

记得前几年刘军宁先生曾经写过关于先知和帝师的文章，我非常欣赏。先知是只传递上帝的旨意，帝师却会去揣摩君主的喜好，可能会说出自己不认可但帝王喜欢听的。用在知识分子身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只说出自己认可的真理，而不管听众是否喜欢。有些学者会取悦于统治者，有些学者会取悦于大众。杨显然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前者，杨肯定是鄙视的，但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劝那些学者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良知，杨在谈国内的经济学家时曾写到“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对于后者，杨从来没有为了取悦于大众讲自己不相信的话。

作为后学，我对杨有着最大的尊敬。杨小凯教授活着的时候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那是我还只是一个本科学生，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眼见过这位知识前辈。我相信杨绝对是人品非常高尚的，在他去世后，国内的学者举行了多次纪念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可以说囊括了国内几乎所有响当当的的经济学者，很少有经济学家有如此号召力。杨去世后，杨的妻子吴小娟女士写了长文纪念，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杨小凯。

杨最后皈依了基督教，上帝爱他所有的子民，当然，上帝也爱杨小凯！

纪念杨小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