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天人合一的华夏教育观（一）

                          ——讲于广东私塾联谊会

 

时间：2014年4月19日

地点：华农竹园宾馆

 

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全国各地搞传统文化、搞私塾的朋友们欢聚一堂。首先向湛老师致敬，因为甘泉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也是理学界的一位高人。有福有寿，非常值得我们仰慕。另外也要感谢唐会长，有大将之才，把大家聚在这里，而且是第三届，将来还会有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比我来说，我还是一个文化个体户，纯粹的草莽，也没有文凭，中学都没有毕业。一生历尽苦难，到现在还是死去活来的干活。当然也感谢杜老师，从台湾到大陆来办学，杜老师也是高人。能够有这么一批人致力于传统文化，我非常地高兴，也诚心诚意地向大家学习。

这次私塾联谊会给我的题目是中华文明的道统和学统，这个题目很大。本来我是想就私塾教育和少儿教育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但是给了我一个更大的题目，这个题目我是讲不好的，太大了。如果甘泉先生在世，请甘泉先生来讲是恰好得其人。请王阳明先生，二程，朱熹他们来讲是恰如其分，我来讲的确是有点名不副实。

大家都是搞中华传统文化的，那么首先要对我们的家底心里有数。平常都是号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对自己的家底心里有没有数？到底中华文明有什么内容？这个金山宝藏有什么东西？心里面要清楚。

五千年文明，从甲骨文以来实际上也就是三千多年。从四书五经、尧典算起，也就是四千年。四千年的积淀有个代表性的东西出来，这就是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当然，在佛教还有佛教的《大藏经》，在道教也有道教的《道藏》。

就《四库全书》而言，分为经、史、子、集，近八万卷，里面包含了两三千年的丰富的儒家的社会上的文明。

经是儒家的经。史，大家知道是二十四史，乃至清史稿就是二十五史了。因为中国是以史立国的国度，在史学里有着丰厚的历史记载，有着丰厚的文化特点，乃至于中华民族演变进程的各个环节。中华文明光辉的地方在哪里？在史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中华文明的阴暗面、凄惨之处也在二十五史里面有着清晰的记载。并不是说我们一谈中华文明就很骄傲，很光明，实际在历史之中，有很多的血和泪。当然我们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另外也要看到阴暗的一面。要看到自豪的一面，也可以看到很伤心的那些历史。这样才使我们能够敬畏历史，敬畏现代。

子书——诸子百家，包括士农工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一切，都在子书里面有所表现。当然还有集——很多文集、诗集，还有属于术数类的。整个《四库全书》是七万九千多卷，三万多册，不得了。我们活到一百岁也没法把它看完。经就是四书五经，有人说十三经，这个是把《四库全书》统帅起来的。中华文明那么庞大，历史那么长，用什么东西把它“统”起来呢？就像一幢大楼，有瓦块、水泥、木料、钉子等等很多东西，怎样把这幢楼建成？像湛甘泉先生办书院，老师是没有俸禄的，只是给点米。这个米你能一粒一粒拿回家吗？不行，要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就是“统”，才能把米拿回家。面对宏大的中华文明用什么来“统”呢？要用经来“统”，这个就是四书五经。离开了四书五经这个道统、法统，那么中华文明就散架了，就提不起来了。

儒家的道统、法统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因为宋明理学有它的前提，它与汉儒不一样，与先秦的儒家也不一样。孔夫子都说有君子儒，小人儒。到了战国时期，孟子的儒和荀子的儒也是有差别的。那么儒学也是有发展和变化的。现在很多人提倡儒学的复古主义，要回归到先秦，回归到孔夫子《论语》时代和《礼记》的时代里，这可能吗？《易经》里讲“时之义，大矣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新之谓盛德”。《大学》里面也讲“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它是有变化的。

从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首先是儒家，我经常说儒家是执政党，孔子所信奉的是文王和周公之道。文王和周公之道在西周、春秋是官方学说。礼乐是周天子颁布的，周公治礼乐嘛！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之间，大家都要遵守、奉行的典章制度。所以儒家学说在春秋时期是属于在朝的执政党，尽管有在朝的执政党，还有它的在野党、反对党，在野党、反对党是谁呢？就是老庄思想。

中华文明的思想有两条路线，两个支撑点，非常清楚。一个是《易经》的思想，一个是《道德经》的思想。《易经》和《道德经》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结构。儒家在朝执政，但是到了老庄，特别是在庄子，他是以在野反对党的身份出现的，对儒家进行了辛辣的批评。这个批评并不是说庄子或者道家对儒家有多大的意见，而是他清晰地看到了儒家光明之下的阴暗面。很多人把道家对儒家的批评看的好像是生死冤家一样，实际上不是。因为庄子对孔夫子是非常的尊敬，他对颜子也是非常的尊敬，所以有人说庄子就是颜渊的徒子徒孙，这也是学术界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因为庄子从来没有批评过颜子。因为颜子跟庄子一样都是穷光蛋，饭都吃不饱。庄子从他的角度对儒家的阴暗面进行了辛辣的批评。

道家的学说，从后面来领会的话，形成了中华民族政治思想文化的儒道互补结构，所谓的“内圣外王”，老子的外王之术，王霸之术。实际上法家的、兵家的思想都是从《道德经》里面流出来的，大家如果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很清晰，司马迁是把老、庄、申、韩并在一块来谈的。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把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几位并在一个传记里面，可见其中的渊源。

人有一个特点，人类社会有一个特点。第一人是自然的人，我们都是地球动物世界里面的一员。人不是地球唯一的法人代表，其他的众生也是地球的法人代表。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产物，人首先具备的是自然性，人类经过几十万年的发展以后进入社会，于是有了社会性。所以在《易经》系辞里，在《庄子》里都很清楚地表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演进，从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伏羲氏到轩辕氏，是从原始的人类步步进入社会性。到了黄帝、尧舜乃至夏商周三代，就完成了社会化的高度发育。儒家是基于这种中国特点的社会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是社会性有序的关系。《大学》里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基于社会性而设立的。我们如何把这个社会料理的有序、健康？包括刚才杜老师讲的大同小康也是在社会里面发展的。

但是道家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自然性。人首先是自然的人，没有自然的人，社会没法建立。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千万别忘记自己本身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的人。离开了自然的人的基础，整个社会性就崩溃了。包括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工业生产、大化工的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如此惨烈的毁坏。把大自然破坏了，还有人类立足之地吗？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所以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尖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的学说、思想有强烈的自然主义的内容在里面，而且是真知灼见，被现在的环保主义者封为祖师爷。我们在谈中华文化道统和法统的时候，除了要看见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这个主流之外，还要看到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的存在。

当然，进入东汉以后，还有印度文化对中国的介入，就是佛教文化。佛教文化进入中国，有它的特点。在东汉、魏晋的时候，佛教是很可怜的，发展也不像某些佛教史上说的，或有些寺庙所谈的那样，好像从汉明帝开始，佛教到中国就很兴盛了。

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有一个缘起，就是西晋永嘉之乱，晋氏南迁，衣冠南渡。北方五胡乱华，中原成了游牧民族的战场，汉文化南迁到长江以南。北方的少数民族才不愿意尊奉孔子，因为他们是“夷狄”，不是华夏，先天有自卑感。不可能用孔夫子的这套理念来治理战乱中的五胡十六国，那怎么行呢！于是请了一位也是夷狄的“佛”。所以佛教在北方的建立离不开对华夏文明的排斥。所以不管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可是不愿意尊崇孔夫子的，因此就把老佛爷请出来给他们站岗，他们也要搞意识形态的工作。

另外，南方的宋齐梁陈个个都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上位的，他们有脸去讲孔子的这套理论吗？他们敢于讲儒家的正统吗？所以很多搞学术研究的，没有意识到儒家正统的这斤观念。孔夫子春秋名分的概念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君主是有致命杀伤力的。用现在的话说，他们不具备合法性，没有道统、法统，也没有治统。为什么呢？王莽篡汉是禅让，曹丕继承汉统也是汉献帝禅让给他的。司马炎继承魏统也是魏国的末代皇帝禅让给司马氏的。禅让是合法的，他们是用合法的手续搞的。而刘裕篡晋就不合法了，尽管表面上搞了禅让。因为他年龄大了，六十多岁了，而东晋的末代皇帝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他就弑君了，就把禅让给他的皇帝杀掉了。所以这就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在整个南朝期间，在宋齐梁陈期间就成了常态化的东西。既然是常态化的东西，大家都不敢再把孔夫子的儒家伦理放在首位，不得已而侫佛。我造了那么多罪，造了那么大的孽，自己下辈子怕下地狱啊！于是供佛、奉佛。所以南朝和北朝同样的原因放弃了儒学而改尊佛教。

因此南北朝的佛教是飞跃的发展，一直延续到隋唐。真正把儒家道统、法统重新恢复起来的，肯定是在宋代。在唐代的时候，上朝的时候还要争儒家在前面吗？还是道家在前面吗？还是佛家在前面？唐朝王室是姓李，把太上老君认为是他的祖宗，所以把道放在第一，佛放在第二，儒是第三位。到了武则天革命，改唐为大周，她不姓李嘛！她就信佛，因为她是用《大云经》来制造她天命所归的。所以在她那个时代，就把佛教立在第一位，所以佛道之争、佛儒之争、道儒之争可以说从南北朝一直到唐代都没有消解。

但是就在这历史文化互相碰撞之中，也互相交流。隋唐的佛教发育非常充分，而且是大幅度的中国化。这个中国化的契机，那就是黄老之学，特别是老庄的学问。因为佛教的翻译离不开庄子玄学的这套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更离不开对庄子的借鉴。所以说是禅宗启了迪庄子，不如说是庄子启迪了禅宗。到了宋代，就完全把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在唐代的时候，佛教华严宗与禅宗的传人圭峰宗密大师，就写了一部《原人论》。包括李翱、柳宗元都有相应的《复性书》，都是把儒释道三教的理论汇合在一块。汇合一块以后，就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三要素。

宋明理学的发展实际上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北宋初期也未必儒家就当老大了，是经过从周敦颐到二程的这样的阶段。而这批人又往往认真地对佛教、对禅进行了深入的学修。他们吃透了佛教和禅宗里面的精神内容，有了自身的高度，然后对儒家经典进行了一番新的解说。所以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里面可以看到佛教禅宗的影子。因为我将近十年的时间很认真地对老子的《道德经》、《庄子》进行了细细的解读，所以去年就有八本《禅说庄子》，今年还有八本出来，就感觉禅宗的很多东西都是出自于庄子，这个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要明白宋明理学的兴起是在儒释道三教充分交融的情况下，儒家的士大夫重新把儒家的大旗扛起来，把儒家的道统、法统扛起来。把汉民族的精神力量焕然一新。自从宋朝起来以后，中国的分裂割据战乱就大大地减少，整个国家大一统的能力、国家的凝聚力、民族的凝聚力就强过了汉朝，也强过了唐朝。这在历史上，我们认真去感觉，应该有所体悟的。

那么谈到教育上的事，谈道统、法统必须立足于我们自身，口上说不管用。我们谈道统、法统，不论谈儒释道，都可以归结于圣贤之教。我们不是出家人，不是和尚、道士，肯定要在社会上生活，就要学儒家的东西，儒家的法、圣贤之教、君子之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成都搞了一次成人教育论坛，我就去捣蛋。我说你们搞什么成人教育啊？你们也仅仅是岗位培训、技能培训啊！说得不好听就是成人扫盲班。我说什么叫成人之学？成其为人的教育才是成人之学。什么叫成其为人的教育？我们怎样成人？成什么人？要成君子，要成圣贤，并不是有点技能，会点英语就牛了，那不行！

圣贤教育有它的方向，就如《易经》里面说的“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易经》是六经之首，那么圣人作《易》的着力点在哪里呢？是“将以顺性命之理”。一个人的性和命是怎么样的？我们讲身心性命的一体化修炼，身体要好，身体是自然的，是父母给我们的自然体，它是承载我们的心灵，承载我们的思想，承载一切的平台。如果离开了身体，什么都免谈了。有了身体才能有性，心性之学首先立足于性，虽说人之初，性本善；但人之初，性也本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一个“性”字就使人千差万别了。还有命，这个命一个是指生命，一个是指我们的命运。都想自己的命运好，都想能够长生久视，像甘泉先生一样，九十五岁才走，那多好啊！所以我经常说王阳明的福报没有甘泉先生好，王阳明先生五十多岁就走了，甘泉先生九十五岁才走。那是什么感觉啊！所以福德不可思议啊！

易是顺性命之理。那么怎样去顺性命之理？《易经》里面说“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另外还要“和顺与道徳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老实话，我们谈传统文化怎样来谈？我们有没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功夫？这个功夫并不是仅仅地背一背《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简单地读一读《四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刚才湛先生仔细地讲了甘泉先生的年谱，使我们看到了古圣贤的实践精神、实修精神。佛教讲实修实证，儒学儒家的也讲实修实证。如正心诚意。什么叫正心？什么叫诚意？如果“正”和“诚”作为动词讲，那么在因位之中，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都是烦恼众生，都不干净，都还是小人，不是君子、大人，更不是圣人，那么就需要“正”和“诚”对我们的心意进行洗涤。我们看宋明理学里讲的慎独功夫，那是可以提到佛教里面明心见性的高度。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跟佛教的戒律一样，对自己的身心性命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一念之动都在我们的监护之中，“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包括“勿自欺”，这些一切都是纳入修行之中，修养之中。以圣贤之道作为镜子来规范我们的举心动念，所作所为，这样才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所以这么多年我多次在外面讲《易经》的鼎卦，“正位凝命”这四个字。因为对《易经》而言，很多人都流于术数去讲，搞预测。我说那些都走偏了，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儒家的正道上来看《易经》，还是应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和立场上去理解《易经》。不能象术数家那样去搞《易经》，那就矮化了《易经》，尽管术数易也有它应有的地位。我们要把《易经》归位，还是应该归在修齐治平之上。《易经》的大象辞、系辞、说卦、文言都是给我们建立了非常高的有价值的人生观。另外我们通过读《易经》，也看到儒道两家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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