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先生讳功，字元白，也作元伯、苑北，为清雍正帝十世孙。生于一九一二年，二〇〇五年辞世。启功先生一生做了七十余年教师，是一位品学高尚的读书人。

 

以上，是对启功先生的一个简介。可是，了解一个人，追慕一个人的学问和成就，却并非如此明确和简单。常言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晦吉否泰。启功先生仙逝将近十年，身后知己无数。我相信，那是因为，启功先生的精神遗产已经进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之列。回看先生的生平，不由让人慨叹：其命运是何等跌宕起伏，晦吉否泰，造化弄人。

 

我想把启功先生的生平分为四个阶段。

 

自古以来，末世王孙常命运多舛，绝顶聪明者，因身怀文化贵族的绝艺，侥幸安身立命。耿耿昂昂如八大山人，以丹青自放于江湖；恭顺温和如赵孟頫，以翰墨承恩于庙堂。启功先生的才情与命运，庶几有某些相似。

 

自清朝定鼎，爱新觉罗的子孙都是世袭封爵的。因为世袭累降，启先生家族却从曾祖一辈辞封爵而下科场，曾祖与祖父两代科第高中，官至翰林，遂成为标准的书香门第。

 

启先生的父亲一脉单传，未及求得功名，竟夭折于弱冠之年，家业无人承继，初显衰落。童年启功成为致仕祖父的孤孙，在爷爷膝下识字开蒙，学习书画。启功后来的成就可说源于家学。

 

启功十岁，祖父又驾鹤西去，家道愈发窘迫。自十岁至十八岁，启功、寡母和没有出门的姑姑，靠祖父门生的捐助过活。少年启功一面经历着经济的窘迫与贫困，一面却有贵族子弟的读书见识和向学志气，坚持古典的私人拜师，读书学艺，并奔走于旧式私塾与新式学堂之间，断断续续完成了中级学业。十五岁后，启功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畬、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并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师受业。不及弱冠，启功就能够做家教、卖画，供给家用了。

 

这是启功学问的根基，前朝王孙懂得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把启功早年这一段贵而不富、读书为高的日子称为晦字阶段。

 

一九三三年，经贵戚推荐，二十一岁的启功带着自己的文章和书画，来到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门下，从学并教书。陈垣先生慧眼识人，认为启功写作两佳，孺子可教；也以一代学术大师的眼界，授之以治学正道。

 

启功因为没有高等学历，初到辅仁大学曾被两度解聘，又两度被陈垣校长诚意聘回。青年启功只能更加发奋向学，报之于恩师，相继发表关于山水画南北宗、晋人草书、《急就章》《兰亭序》研究的一批论文，三十出头，就获聘故宫专门委员、晋升为辅仁大学副教授。

 

这个时期，启功先生适应了现代大学的治学方法，其绘画、书法和诗词诸艺事也在北平文化界崭露头角。也是这个时期，启功先生敬业乐群，向学立身，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加入北平文人画会，几番画展拿奖，书法也得到前辈大家的推允，形成了结体精严、方笔瘦硬的独特书体。

 

启功先生后来回忆说，在辅仁大学的二十年间，方向明精力足，教学相长，窗课日进，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二十年。

 

我把自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五二年，称为启功先生的吉字阶段。

 

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为始，至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开始为终，此乃动荡不宁的多事之秋。启功先生也似乎进入左冲右突的命运三峡，劫难接踵而至。新的高校，一切按照苏联专家的标准办事，二十年的教学方法和经验略有无所适从之感。一九五七年，母亲、姑姑相继谢世。启功先生借调中国画院，庶几达成做职业画家的理想，未料遽然被打为“右派”。一九六六年，身为“死老虎”的启功先生，又被裹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之中。告别讲堂，敛形忍辱，工资减发，生活困顿。一九七五年，“文革”未及结束，老妻久病不治，最终撒手人寰。一九七七年，启功先生写下戏谑而凄凉的《自撰墓志铭》，他能否想到，“江河血泪风霜骨，贫贱夫妻患难心”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我称这一时期为启功先生的否字阶段。

 

否极而泰来。自一九七八年开始，直到先生仙逝的二〇〇五年，是启功先生最后一个人生阶段。这个时期，可以用“天下谁人不识君”来概括，启功先生自己也说命宫“贼星发亮”。这个时期的启功先生，年纪越来越老，事情越来越忙。他希望自己多为文化事业做些事，也知道个人的利益、幻想已经没有意义了。启功先生乐呵、自如，表面万事顺遂，内心万古寂寥。先生打趣说：花生米是有了，可是牙没了。

 

我称这个阶段为启功先生的泰字阶段。

 

启功在晦字的幼年坚定向学，谨遵先贤教导，立下成为文人画家的志向。彼时，他尚未意识到，追求无止境的书艺才是他贯穿始终的宿命功课。

 

“吉期书体”，现在仍能看到很多墨迹。启功先生吉字阶段的书法，散发出清雅纯粹的书卷气质，是反复研习历代法帖遗字的成果，证明早年发奋读书的成就不虚，兼备帖学、碑学及唐人之前的写经传统，一望而使人能够感受到深具学养、沉浸翰墨的一派方家气象。才情艺趣，风流倜傥，是青年启功的风采。这是他一心专务，打下深厚书画根基的时期。

 

经过吉字阶段对书法传统更加深入的学习精研，启功书法的功力、眼界与书体已经得心应手，生命进入所谓的否字阶段。这时期的启功书法，浸淫之深不能须臾离弃，对书艺本质体味愈真，依法作书与生命状态浑然一体。举世滔滔之下，既有对书法文脉可否为继的忧虑，又坚信“勉力务之必有熹”。此乃积习既深、坚定守望的沉积期。

 

这个时期的中国书法，蜕变成民间杂耍和能人技巧之类玩意儿，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形态存在着。庙堂之上，只有三几个人的字为人共仰：毛泽东题词、林彪的“四个伟大”手书、郭沫若拾遗补缺的墨迹。民间技痒之人，为求政治正确，多书毛泽东诗词，社会上因而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写本。启功先生所书的毛泽东诗词，即为这样的产物，是幸存于世的当年书法标本。

 

那时，到处张贴的“大字报”，也是书法艺术的用武之地。在运动的汹涌洪流中，“反动分子”启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贡献，向革命群众表现臣服的行动，便是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文化悲剧以时代闹剧的形式出演，成为数千年中国书法史的一大奇观。在铺天盖地“大字报”字体的张牙舞爪间，人们觉得启功的字写得好看，便探问这是什么体。启功谦卑回答：“大字报体”。一代书人，用这种方式“我写故我在”。

 

十年三千六百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中外典籍，皆成四旧。笔墨稍疏，即获大罪。《启功书毛泽东诗词》代表了启功书法的一个时期，是启功先生书体沉郁、功力发酵的阶段。《启功书毛泽东诗词》也是这个时期启功先生唯一示人的书法作品。

 

跟抄写“大字报”的态度一样，启功先生这个时期的书法，摒弃自撰，一味敬录毛泽东诗词。书体谨尊成法，心态绝无卖弄，写字得失的标准，是以使人容易认识为出发点的。这或许是这些书作至今受人喜爱的原因。

 

启功先生浸淫翰墨成癖，又要回避政治风险，毛泽东诗词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且态度恭敬，有求必应，不厌其烦地为别人书写。

 

本辑第三十四到三十七页的四体条屏，就是启功先生应邻居求字而书。求字人家的四条屏原装内容有“四旧”嫌疑，不能再挂，但老画框舍不得扔，便求启功先生写字以填充。里巷街坊，虽引车卖浆者流，先生一样爽快应承。精心折裁纸幅，以适合求字人家的镜框，是削足适履，也是量体裁衣。

 

书写空间擘划停当，启功便使出拿手书体，出以成法而求标准，不慌率，不卖弄，平实工稳，让不谙书法的老邻居们也都能清晰辨认，雅正欣赏。一代书家，为邻里细民献艺，专心精诚，意匠经营。宁静而致精，朴厚而臻淳。这个时期与这种场合下的启功书法，或可真正看成精品中的淳品，屏息凝神间完成的神品。那种心境和状态是无法再现的，这样的神品当然也难以重续。这便是这些作品的特殊价值，不可重复的价值，独一无二的价值。中国当代书法史会永远记得这样的作品，因为它们记录了中国书法在那个极端特殊年代的生存历程，从而具有了彪炳书史的里程碑地位。

 

启功先生在特殊年代敬录毛泽东诗词，是中国书法在文化断裂年代的特殊延续方式，折射一个文化传承者的心路修行和笔路历程。至于这些书法作品写什么语义内容，或者需要再说。其巨大的历史价值也已经不在于写什么，只要写，依法书写，对当时的中国书法就具有兴灭继绝之功，启迪后世之义。

 

敬录毛泽东诗词，还可以看作是启功先生当年个人生活的一个精神安慰。以作品较多的一九七五年为例，舆论气候是革命高潮初歇，斗私批修、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依然凯歌不断。被打上“黑五类”标签的启功，前途无望，生活窘迫，常为柴米油盐发愁，老妻重病多年，来日无多。那时的启功先生年过花甲，白天在中华书局政治学习、集体校史，晚上到医院陪护妻子，身心交瘁。启功先生与发妻相依为命四十馀年，感情笃好，没有子嗣。在启功先生当年所作的《痛心篇》中，有“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的喟叹。妻子章氏患病多年，就在这年撒手人寰。

 

启功先生到了晚年，仍不能承受回忆这一段经历的痛苦。而当年一个人静下来，也都是展纸研墨，把自己沉浸在入定的书写之中。这也许就是“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狐死犹闻正首丘，孤身垂老付飘流”心声之下，启功先生灵魂得以喘息的不传秘法吧。

 

晚年的启功先生曾主张依法写字有益健康，他说过：笔毫如锥，指向分明；导之一点，力与神凝；心随法帖，手运疾停；无复他虑，胜于气功——老天都会答应，不计你聚精会神静心作字的寿命！我一直以为，这是启功先生的亲身经历之谈，在二十馀年浮沉里闾、汗漫翰墨的坚守之中，探之以深深海底，出之以月白风轻。先生就是依靠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对民族文化的守望，熬过一次次的山重水复，走到一年年的柳暗花明。

 

继否字阶段之后，泰字阶段的启功法书，就是人们熟悉的启功体了。深受人们熟悉喜爱的启功体，其实是“吉期书体”“否期书体”之后的勃发，是启功书法俱备了天赋、传统、学养、功力、眼界诸因素之后，在空前的“自信”因素加入下的最终定型。至此，启功法书终于大成，臻于化境。

 

与历史上许多法帖墨宝一样，因本辑作品的存在，我们或许将会重新打量内容与载体的关系。人们曾经烂熟的毛泽东诗词，经由启功先生当年的书写，将生发出什么样的意义呢？莫非是，文化诗人启功躲藏在革命诗人毛泽东宏阔、狂放修辞的背后，以谨慎婉转的笔锋展露其文化创造者的存在？又或许是，启功书毛泽东诗词，正是毛泽东时代电光石火孕育的一朵奇葩？启功先生以毛泽东诗词浇胸中块垒，不妨将这种书写看做精神禁锢年代的人格修行。深厚的家学根底，长期的学养砥砺，经历痛苦的孕育，于生命晚期大放异彩。蚌病生珠乎？庶几近之。

 

不理解困顿时代启功先生的精神苦痛，就很难理解启功成其为启功大师的现象。近百件启功书写的毛泽东诗词作品里面，蕴含着那个文化隐身时代的秘密。在毛泽东诗词宏阔、狂放的语言背后，是启功先生笔锋间泄露出的人性光芒，其中有文化传承的奥秘。透过启功先生的遗墨，可以咂摸贫乏年代书写者的心境和情志，也可以体会毛泽东诗词的某种别样的滋味。

 

启功先生在命运的否期，艰难困苦，贫病哀愁。一代名士饱经磨难，沉郁中积攒力量，书写中磨砺精进。启功法书宛如一个婴儿，于那样的时代母体内日长周进，就待呱呱坠地那一刻。启功先生在众生受难的日子里身怀文化六甲，蜷缩隐匿于魑魅魍魉和刀光剑影之间，期盼在开放的时代生产出自己的血肉结晶。一颗不死的文化之魂，演绎一阕惊天地泣鬼神的书法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