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农林上路
口 钮海津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家住过广州市东郊的农林上路。那时那景，静静的香香的暖暖的。
今天的农林上路已经嵌入到华南超大型中心城市的城央了。此时此景，挤挤的熏熏的燥燥的。
这里是我人生第一个十年的栖息地。
我家住过农林上路的居所有好几处，按先后秩序，依次是：
一横路党校院内；
二横路2号；
一横路4号；
三横路1号；
八横路16号。
最后，全家“净身出户”，离开农林上路。
1、为什么叫“农林上路”
农林上路为什么叫“农林上路”这个问题，我打小就问过父母。这些年来，我也时不时关注它的来历。
发生在中国近代的鸦片战争附属品之一，是引进了西方建筑的实体视觉。广州先后出现了许多西方古典楼宇与岭南传统唐楼相糅合的花园式居所，这些小洋楼深受官、商、艺、仕、侨的青睐。
广州旧城的大东门外，上世纪初还是荒郊野地及农田菜园，民国时期先是由一些广东籍华侨归国置业，在大东门外一带建起了极具模范效应的新式房屋，商贾一时纷纷效仿，尔后军政官僚也跟进到此营建官邸。逐渐，仿效之风扩展到百子路、菜园西、竹丝岗、新河浦、农林上路和更东郊的梅花村一带。最终，形成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广州文物标志——“东山别墅区”。
集百子路、竹丝岗、新河浦、农林上路和梅花村的“东山别墅区”，先后承载过民国广东省政府、民国中央政府、国民党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州市人民政府、中共广州市市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共广东省省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官邸或官府。
广州有两片标杆人文群居载入了岭南人居文化史册，它们是位于西片的西关和位于东片的东山。评价广州民国居屋价值，窃以为“东山别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地理上压过了“西关大屋”，这应是不争之事实。而农林上路则是“东山别墅”的中坚。
那么，原本无马路的东山，是如何出现农林路组团的呢。讲述《广州故事》的陈典松说，大概在清朝末年，现在的农林下路一带还是广州东郊的荒丘和农田，一批华侨和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为了报郊祖国，用科学知识振兴国内的农业和林业，他们选中这一带作为农场，进行农业科学试验。其范围北到今环市东路，南到今中山一路，东到今农林东路，西到今农林下路。出资兴建这块试验田的就是广东省近代史上有名的爱国华侨张弼士，主持办场的是留学美国的农学博士唐有恒，当时唐有恒回到广州时，向有关人士漏露，希望在广州找块地方搞农业试验，这个消息被张弼士知道了，张弼士立即召见唐有恒，充分交换意见后，张弼士觉得这个留学博士的想法很好，于是出资在当时的广州东郊购买了这块地方，让唐有恒主办农林试验场。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这个试验田继续发展，历任场长、技师和教员大多是留学回国的留学生，他们在场内搞了蔬菜、花卉、果树、蚕桑、造林、作物和畜牧业等试验区，进行了选种、土壤、施肥、防治病虫害等领域的试验，而且对广东各地的农业进行了一些普查，在试验场，他们设置了气象观测所，研究了广州的气象与农业的关系，揭开了广州现代气象观测史的第一页。
未曾想，“农林试验场”演变为政府债物。
1923年，广东政府因建“大元帅府”而欠资，遂将“农林试验场”用于抵债，及后“农林试验场”的场地先后被开发，遂于1930年籍“广东农林试验场”之称而得名农林路。
农林路由农林上路、农林下路和农林东路（”农林东路”是后来新加的路名）组成，皆是南北方向的土质马路。其中，最盛名的是建在原名“猫儿岗”坡上的农林上路，当时的量度是长410米，宽5.6米，至六十年代还是土质马路。
彼时，被开发的农林路一带的时尚住宅区，用此时的话来说就是房地产开发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居住在农林上路那些年，农林上路给我的感受是宁和温馨，炊烟袅袅；绿树成荫，鸟语蝉鸣；街道洁净，行人恭谦；小楼优雅，院静篱馨。从一横路到九横路没有一座院楼的外观是COPY的。由是，但凡进入农林上路的外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放轻脚步作深呼吸，享受着白兰花的清香和满街凤凰花的火红，偶尔还能听到猫咪们在院墙内传出来的荡漾春声。
尤其是，农林上路那时候少有贴、挂、涂、悬任何标语。这是我个人现在评价一个社区的文明程度和人居素质时的重要标准。
另外，有一条横连农林下路、农林上路和农林东路北边的三育路，它是东西方向的土质路。我读梅花村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有一次和母亲散步到三育路，我说：“妈妈，这条三育路应当叫农林北路”。母亲为了表扬我有方向感，就骗我说：“好啊，添日开会时，我就把你的建议向林西市长汇报。”添日是粤语明天的意思；林西是我父母的朋友，主管城建的广州市副市长。
2、住进农林上路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期，我的父亲是香港新闻学院的学生，母亲是香港纱厂的纺织工人和香港九龙南昌街工人夜校的教师。父母在相互不认识的时候分别加入了中共香港市委的地下工作，为防止港英当局逮捕，父母按组织安排改了姓名。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父母分别被组织派遣回大陆参加敌后工作。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随珠江纵队和东江纵队北撤到烟台，加入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及后又在西柏坡接受重新分配，转到刚解放的华北区，隶属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五十年代初期，主政华南分局工作的叶剑英、方方等领导多次要求中央将分配在北方地区的广东北撤干部调回广东充实各部门，于是父母就得以先后南下回到广州。回粤的第一份工作，组织上安排我父亲在梅花村的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安排我母亲在农林下路的华南分局党校。由于我父母天天早出晚归，工作繁忙，需要就近上班，组织上就临时分配了两个住所给我父母，于是我们就有了两个家，“主家”是华南分局党校大院内西南角的两层红砖小洋楼（座落在中山一路和农林下路转角东北处），“副家”则是梅花村33号二楼。
华南分局党校大院有个出入农林上路的后门，后门门框墙上的左上角本来是有一小块和农林上路各家门户的门牌一样的铁制牌号的，后来党校迁往黄华路了，这个小门牌就不见了。这个后门是一副铁门，家家都分配有两把“上”型大钥匙，我们家人每天都通过这副铁门往来于农林上路通往梅花村的路上。那阵子是家家不上锁的年代，因此用这把“上”型钥匙插入锁孔转两圈并听到“嗒”的弹锁声继而推开这副“吖”一声的铁门，是党校儿童们的一种“高科技玩趣”。
前门在农林下路的华南分局党校其实有很多干部和教员住在后门外的农林上路。依稀记得的小朋友，沈丹萍、沈丹阳（他们的父亲沈石林和母亲都是党校干部）住在一横路5号；黄德全、黄惠全、黄小梅（他们的父亲黄庄平时任党校教育长）住在农林上路（主街的）9号；韩子劲、韩子伟（他们的父母韩叔叔、莫维阿姨都是党校干部）住在一横路5号；黄飞、黄健（他们的父母也都是党校干部）也住在一横路6号……
我和哥哥钮海林、弟弟钮海东都很羡慕那些住在后门外农林上路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唱歌跳舞、爬树打草、抓虫玩鸟。而住在党校院内的我们家，孩子则被规定不得玩出声音，不得玩出室外，若影响到党校学员（他们都是厅处级干部）上课、作业、活动、休息，我们就会受到批评。
这座红砖楼是一座袖珍洋楼，位于华南分局党校大院内西南角的两层红楼。但因为它“个儿高”，又倚在斜坡上，所以我们从二楼的北窗可以看到整个党校的西南区域；在南窗则可细数东来西往中山一路的汽车次数和一天数次出入东山口的火车趟数；在西窗则可看到东山口全景，尤其是对面建在中山二路与农林下路拐角那座黄色墙体的大型花园别墅，它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社会贤达的居所，我们一群曾被冠以“有礼貌的小朋友”而受邀到他家看室内小电影。
五十年代初中期，来自台湾的战机经常在夜间奔袭东山。夜里听到拉响防空警报后，父亲就抱起我、母亲就拉着我哥钮海林下楼，我们一家人站在楼梯与门口处，仰望位于农林东路与梅花村之间上空的炮司高射炮射向敌机的冲天焰道。那年代的夜空，星星密集，佈亮天幕，黑体的敌机在银白色的空中很清楚，可解放军的高射炮尽管炮声隆隆，就是打不下这些铁制的黑乌鸦，至少我是一次也没有看到敌机冒烟和坠落。但也没有看到敌机对东山扔炸弹射子弹。听说，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钮彰就是国军的台南空军高级军官。这有没有关系呢，呵呵后来还真这样想过。
我家住过的这座小红楼直至到本世纪零零年代的初期还立在中山一路和农林下路转角处。之后就光天化日之下被拆掉了。都到了本世纪零零年代了，对值得留给后人观赏的东山建筑文物还真是有人敢拆呀。想想看，在香港梳士巴利道近海皮的那座普普通通的小钟楼，吸引全球游客合影留念估计已不下于数十亿次了吧，其留存价值，是傻子也会算得出来。
3、入住农林上路二横路2号
后来，我们家终于在党校外的农林上路分得住处——二横路2号，这也是一座红砖别墅，后院蛮宽敞的。
与我们家同住二横路2号的，是时任华南分局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的赖仲元一家，他有三个儿子：赖济煌（煌仔）、赖济时（时仔）、赖济潮（潮仔）。赖济煌比我们的年龄大好多，他可是当年农林上路的新闻人物：有一天农林上路“爆棚”了——“煌仔逃课弃学啦！”。赖济煌脚扎父亲赖仲元在部队时留存的军用绑腿、身背画具书稿、心怀文艺梦，以苦难作家高尔基为榜样，延着京广铁路徒步北上，而且是，向着莫斯科前进！后来广东方面派人到京广线上把他找了回来。农林上路的干部子弟中自此出了第一名勇于实践理想的少年英雄。之后，赖济煌在农林上路报名，于1958年参加广州青年垦荒队到了海南岛，他在农场发表了50多篇散文诗以及农村题材的小说和报告文学；1965年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他还曾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共青团广东省委委员。“文革”后他参与创办《黄金时代》杂志，后任总编辑。他曾是团省委第六、七届常委，省青联第五届副主席，广东作协第三届理事。退休后任中国青年报刊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广东省杂志出版协会副会长，广东省青联委员联谊会会长，广东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
而我的大哥钮海宁在赖济煌成为农林上路的少年英雄的同时，做了整个华南分局要求全体干部要警备家庭子女异动的“防范典型”—— 我的大哥钮海宁乘爸爸的秘书每周为我爸爸擦长短枪的机会，偷拿了一把美制卡宾枪，在梅花村与农林东路之间的水田区（现省人大的大院），学着军士狙击手伏在田埂草丛里瞄准一头耕牛，枪响牛死。钮海宁被华南分局保卫科“捉拿”后交代，他想“试一试爸爸妈妈打仗时真枪实弹的感觉”。父亲拿五万元（旧人民币）赔给了牛主，亲自到福今村牛主家登门道歉，还要主动到党组会上作检讨。这事成为农林上路一时谈资。钮海宁当然害怕了，他“化害怕为力量”，至此成绩科科5分、品行优秀，年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以后他又在华师附中考上大学，当年高考成绩名列广州第四。他不报考清华北大，笃定要上哈尔滨工业大学，传说哈工大是苏联教授讲课，全俄语教学，这是“文革”前的时尚所向。听叔叔阿姨们说，钮海宁由负能量转变为正能量的故事那阵子成为农林上路家庭的父母在吃饭时教子的事例。
我家住在农林上路二横路2号时，至今留在我脑里印象最深的还有几个影像——
一是“我有弟弟啦”。弟弟在我们家住在农林上路二横路2号期间出生，妈妈携他从广东省人民医院回到家时，可把我高兴死了，和哥哥抢着抱他，我力气太小还差点抱摔了。那时，我天天盼望着弟弟长大。当弟弟终于可以踉踉跄跄地走几步了，我就求衡姨把弟弟抱到二横路和农林上路主街的丁字路口，然后我就搂紧弟弟，对过往的人们高兴地喊道：“叔叔！阿姨！我有弟弟啦，他叫钮海东，钮扣的钮，大海的海，广东的东！”行过的叔叔阿姨们哈哈大笑，高兴地回应我：好呀好呀，你可要把弟弟扶稳啰！多年以后，矿矿和葵葵的母亲、时任华南分局党校干部的李培阿姨回忆说，你呀那样子就像喝了蜂蜜一样甜！
二是“谭天度回家”。谭天度时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他的太太陈新阿姨是我母亲在华南分局党校的同事。谭天度的家其实就和我们家并排在二横路，他家是二横路的第一家，可号码却编在农林上路主街。谭天度家还有一辆苏联小型自行车，是农林上路的“第一童车”，和我哥哥在梅花村幼儿园“分配”给他骑着派信的那辆一模一样。我们兄弟一到谭天度下班时间，总会倚到三楼天台的西栏，等着看他坐一辆敞篷轿车驶入谭家，随着司机例行按两声喇叭声，谭天度家的五六个小朋友就会大喊爸爸爸爸爸爸，欢天喜地地从一楼冲进前院，围着敞篷轿车抱抢拉扶谭天度。这温馨的风景，羡慕得我们在2号的天台这边跟着嗷嗷叫。谭天度晚年和我们家都住在省委永红新村，又成为了邻居，他活到107岁。
三是“林叔和衡姨”。高高个子的林叔是广西人，解放战争时期被国军“抓壮丁”拉到东北打仗，被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俘虏，转作共军战士南下到华北并留在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做机关勤务兵。新中国人民币开印后，我母亲带着我哥钮海林没办法天天盯住正在日以继夜印刷第一期人民币的北洋印币厂，部队就安排林叔做我母亲的勤务兵。组织上分配给林叔的工具是一支步枪和一辆载重自行车以及一个美军四层组合饭盒。林叔这勤务兵一干就是多年，我母亲南下广州进入华南分局党校后，林叔跟着南下转业为党校的勤务员，历经我们兄弟从婴儿至童年。林叔早上依旧用那个美军四层组合饭盒在党校打好早餐送到农林上路二横路2号我们家，然后回去党校做完公家的事情，他就会再到党校饭堂帮我们家打饭菜过来。周六的晚上下班后，他就骑上那辆超大的自行车到梅花村幼儿园接我哥哥钮海林和我，他把我们兄弟抱起放到车头车尾。林叔技术高超，居然嗖地一抬腿能从我们两兄弟之间跨上座位，打铃飞车回到农林上路。衡姨是地道的广州姑娘，组织上安排她来我们家做保姆，开头主要是照顾襁褓中的我，后来则是照顾刚出生的弟弟钮海东。原本我们兄弟是说一口北方话的，硬是被衡姨带出一口标准的粤语。由于那时我父母不是天天早出晚归就是经常到各地长期出差，党校小红楼和农林上路二横路2号的家里正好为林叔和衡姨营造出孤男寡女的干柴烈火环境，他俩自恋爱至黏爱，长达数年。后来终于被我父母发现，遂赶紧促成他俩结婚。党校也在一横路后门内的小礼堂附属建筑里分配给他俩一套婚房，并为他俩举行了热闹的婚礼。我去吃喜糖时，林叔过来抱起我，我悄悄地在他耳旁说：“你和衡姨在我床上亲嘴的事儿可不是我说出去的啊”，林叔大笑。
四是“火烛”。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火灾（广州人说“火烛”），是一天中午突然听到有妇女的哭喊声和多人叫着“麦怕麦怕”（粤语不要怕）的吆五喝六声，我跑到农林上路主街，看到一横路和二横路之间的一座红砖小洋楼的临街窗户里冒着白烟，一名妇女在窗户上边哭边往下扔棉被，估计是她想扔到楼下垫底好跳下去。这时，一辆红色的小型“火烛车”和着呜哇呜哇的电喇叭声开进农林上路，全副戎装的消防员麻利地跳下车接上水喉，可水枪射出来的水仅仅及到二楼窗台下，水柱根本射不进冒着白烟的窗户里，这时那妇女或觉无望，哭得更大声了。但见她身后烟雾中出现了一名消防员，一把把她拉走，几分钟后白烟消失，救火作业完成，消防员跳上小小的“火烛车”，伴着电喇叭呜哇呜哇的叫声开出农林上路了。这一幕比看电影还过瘾，久久不忘。二十多年后，我受河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李项沁的委托，探望他的山西籍战友严亦峻，按李校长给的地址找到严家，竟然就是当年我幼时看到第一场“火烛”的那座小洋楼。原来，时任国家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的严亦峻就是在那次“火烛”不久后入住这间“忌屋”的。他入住后不但未受到不利影响，还连年官场顺利，一路晋升。这座小洋楼成了严家的“吉屋”。
五是“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五十年代，农林上路鲜有电影播放，孩子们要看免费电影只有三个地方，一处是从农林上路一横路进入华南分局党校内的大礼堂或小礼堂，通常每月有一次；一处是到农林上路的东边梅花村门口的空地，很久才有一次；一处是远征到新河浦省委礼堂，大约每两周有一次。但多数是向父母要钱，到农林上路对面的铁路文化宫看排期电影。一天，突然有传达说农林上路二横路东头的一块空地上，广州炮司将在本周六晚上为农林上路的居民放映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乌拉！”农林上路的孩子们欢呼起来。大家很兴奋地等着周六晚上的到来，在那个崇武、媚苏的年代，这电影光是“苏联”（！）“海军”（！）“上将”（！）几个“关键词”就把我们颠簸得兴奋不已。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是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出品的，由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于1954年译制。影片说的是十八世纪俄国杰出的军事天才、海军统帅乌沙科夫，以其卓越的战略战术，率领英勇的俄国水兵彻底消灭了土耳其在黑海沿岸的侵略势力，使原属俄国的黑海回到祖国怀抱。影片还展示了乌沙科夫海军事业中最光辉的一页——远征地中海的伟大战绩，他配合苏沃洛夫沉重地打击了拿破仑，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还有力地粉碎了英帝国的阴谋，从而塑造了乌沙科夫不仅是一位爱国军事统帅，而且是俄国杰出的政冶家和外交家。但那时我一点儿都看不懂，只是对海战和军服以及舰炮有兴趣。不幸的事，这部《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的胶片太烂了，每次看不到一小时就断片，然后放映员就用麦克风通知全场黑压压的观众：“对不起，又断片啦，补好后下个礼拜六晚上继续放映！”孩子们沮丧万分，然后各家的兄弟姐妹们吃力地合力地扛着自家的长条凳回家，气氛很不好呢。这样断断续续地，我们在农林上路二横路东头那块空地上屁颠屁颠地用两个多月才看完《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上下集）。幼年时能把外国片名的名字记牢读顺，只有这一次。
六是“宋公馆”。农林上路二横路1号原是宋庆龄的弟弟和宋美龄的哥哥、曾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以及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住所，人称“宋公馆”。1949年9月初，带领200多名干部南下的叶剑英到达广州后，叶家也住到了这里。叶剑英警卫排的战士米振山说，当时的广州社情非常复杂，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处处都是，飞机不断地在头顶上飞，军管会不断接到恐吓信，甚至我们驻地的窗户都曾经被人用石头砸碎过。叶帅亲自安排布置警卫班的人员分别守备住地各要道并经常查岗，有一次还亲自负责把守大门口。叶帅当时居住的农林上路三横路1号有时也遇到这类情况。叶帅就把警卫员们叫到一起，布置警卫工作，安排警卫战士分兵把守，说：窗户就由我来负责警卫。米振山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叶帅身边还保留着卡宾枪、火枪、小手枪和一把日本军刀。1950年有一次在农林下路，就有特务在人群中意图向叶帅开枪，华南分局的警卫发现了有特务埋伏后就立即出击，清点伤亡的特务时，发现人数多达10多人。古大存南下后原先是安排住在东山梅花村的。在梅花村，由于古家人口多住得挤，于是叶剑英从二横路1号搬出，转到新河浦省委小岛居住，让古大存一家搬进二横路1号，还留下了全部家私给古家使用。我家住到农林上路二横路2号后，父亲常在晚饭后到马路对面的1号，应时任华南分局副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古大存之邀一起散步。虽然解放军在农林上路有夜间巡逻，但古家是农林上路唯一一家有武装卫兵定点值勤的住所。古家的卫兵们和我哥钮海林玩得忒熟，因为哥哥长得好看，他们在食堂打到好吃的烧肉呀丸子呀什么的都会在经过2号我们家楼下时吹一声口哨，我哥就会奔跑到楼下，卫兵就用勺子将佳肴喂到我哥的嘴里。我则羡慕妒忌恨，因为我长得丑，没这个口福，在旁边团团转，急死了。
七是“少儿之家”。在农林上路曾住着一群听话、懂事的儿童和少年，他们每天集体早餐、集体上学、集体住宿。上学的地方就是先后名称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学校-育才学校-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他们放学后就分别住到两处，一处在农林上路主街某号，一处就在二横路某号。每次和母亲经过那两处，母亲都很心疼地看着他们。母亲告诉我，这些过集体生活的孩子的父母都在海外工作。母亲还说，我和你爸爸就是担心你们长期见不到爸爸妈妈，所以几次都没有同意返回香港工作。这些听话、懂事的儿童和少年，有几位后来还是我同班同级的同学。近年来，我看过几部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电影和电视剧，每当观影之际，我都会想到农林上路那群小朋友，心里惦记着他们。我的班长欧阳小玲，你可好？
4、入住农林上路一横路4号
林叔和衡姨结婚后，衡姨不再在我们家做保姆了，接着是我的奶奶和外婆来广州和我们一起住。人多了，党校就安排我们家搬到了农林上路一横路4号的四楼，那其实是天棚（广州人称楼顶为天棚），居然加盖了完整的小三房，还有加建的饭厅厨房厕所，外加宽阔的三面露天阳台。在天棚上，我们可以北眺白云山；南望东湖树梢和珠江帆影；西见越秀山五层楼、中山纪念塔和绿色的超大铁皮圆球，绿铁球可是大人们常说的全广州人一天的饮水箱啊。这下好了，我们可以发疯地在自家玩耍而不影响别人家了。
住进农林上路一横路4号时，哥哥钮海林、我、弟弟钮海东都已经进了梅花村幼儿园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花村先后有两个个名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幼儿园-中共广东省委幼儿园”。我们兄弟每周的周六下午回到家，只要父母在，晚饭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固定节目——向父母汇报我们在幼儿园一周的生活，有什么进步，有什么不足，都要说说。爸爸、妈妈、奶奶、外婆排排坐，听我们轮流站到他们面前去汇报演讲。大人点评完后，就是哥哥钮海林的大场面了：他根据新近看过的书画、电影、话剧、歌舞，组织我们按他的编导设计布局演短剧。我和弟弟则根据彩排时的要求，不断地更换布景、角色、服装、灯光和道具，而哥哥俨然是集编、导、演、美工、灯光于一身的儿童活报剧家。
一天，我和母亲从农林上路一横路4号下楼走到华南分局党校后门时，我看到地上有一枚五分硬币。那时还没有《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这首儿歌。我捡起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啊买辣酱猪肠粉吃！”母亲看着我的眼睛问我：“小朋友捡到地上的钱物应该怎么办？”我想起母亲教过的话，就说：“交给派出所警察叔叔！”农林上路派出所就在农林上路与中山一路接口，与一横路最近，大人说那是警察叔叔值班的地方，以往我们几乎每天经过，还真没进过去。妈妈牵着我的手进了农林上路派出所里，值班的不是警察叔叔，是警察阿姨，她高兴地接过我递上的五分钱硬币，放到一个浅口的接物盆里，然后认真地记录下地点时间，然后复述经过，然后请我签名。我在幼儿园还没学过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外的字，母亲就握着我的手写下了“钮海津”三个字。交接流程完毕，警察阿姨立正向我敬了一个礼，然后扶我走下派出所门前高高的阶梯。这件事，是我在农林上路最开心的记忆，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
我们家在农林上路一横路4号居住期间，经常有小贩挑着餐柜和炉具来农林上路沿街叫卖美食，诸如鲜汤沙河粉、辣酱猪肠粉、蜂蜜豆腐花、白粥油炸鬼，等等，一两分钱也有交易，好吃得要命！每每叫卖声伊始，便传出各家房屋里孩子们向奶奶外婆要零钱的喧闹声。精明的小贩就会在最强音处搁下挑担，摆好餐柜炉具，严阵以待。当老人们牵着我们的小手在小摊前排队候食时，就是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儿童的节日。
但是，那年代的家长鹑居鷇饮、粗袍粝食，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严；对子女的教育也几近苛刻，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规定为我们的立向宗旨，零花钱用在买小食上面是不受鼓励的，家长他们倡导的是买书读书。因此，来农林上路摆摊卖小人书的比小食贩要多。农林上路的孩子平时都在比谁家的“小人书”多、比谁的“公仔纸”多。几年下来，我家兄弟用攒下的零花钱买齐了全套《水浒传》小人书、全套《三国演义》小人书、全套《西游记小》人书、全套《岳飞传》小人书、全套《杨家将》小人书，以及好多好多外国童话小人书。而那些将士百态、鸟兽千姿的“公仔纸”，则是我们既能欣赏图案、描绘彩画，又能玩耍击掌、小赌怡情的私营游戏，是不能给父母见到的。
在农林上路一横路4号居住期间，我有一段时间不知在梅花村幼儿园得了什么病，幼儿园送我回家休养。离开了一起在幼儿园的哥哥弟弟，离开了同班小朋友沈丹阳（沈石林之子）、李明（李进阶之女）、陈东东（陈越平之女）等等好伙伴，我一个人在农林上路一横路4号里很无聊。加上母亲那年被派到华东党校取经兼学习，我更加落寞。正好父亲那段时间每晚都要代表省政府观看从香港回广州定居的邝健廉——粤剧名伶红线女的戏。父亲对我说你别在家发呆了，每晚跟我去看戏吧。原来，中央政府为了表达对红线女回归大陆的欢迎，受周总理的委托，时任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的习仲勋指示我的父亲（时任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主任），要求他在红线女艺术月期间要场场出席。那段时间，我和父亲在农林上路一横路4号家里吃完晚饭就匆匆赶到长提大马路的海珠大戏院。这个戏院当时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了。第一晚，父亲在戏院门口把我交给一位斯文伯伯，他带我到第一排正中间一个位置坐下，告诉我因为红线女的戏要在晚上九点以后才开幕，之前会有各种戏在前面热场，有出戏有芭蕉鬼，你自己先看着，你爸爸来之后就会抱着你看戏的了。以后每晚九点，父亲就从省政府赶来，带着省府办公厅的马甫（时任广东省交际处处长）、候甸（时任广东省交际处副处长）、杨立（时任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科科长）等一干人进入戏院。每晚看完红线女的演出后，父亲他们都会走上戏台代表省府向红线女致意。正是在农林上路一横路4号居住期间，幼年的我已观赏过粤剧艺术家红线女的《一代天骄》、《昭君出塞》、《苦凤驾怜》、《蝴蝶夫人》、《清宫恨史》等剧目的折子戏了。那些天的夜里，我做的梦全是红线女在啊啊啊地演戏，当然，还有芭蕉鬼。以后几十年，只要经过农林上路一横路，看到4号楼，我的耳里就会响起红线女那嘹亮、宽阔、柔美的喉声。2012年7月18日下午，我在珠岛宾馆采访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第五届珠江论坛时见到了红线女，她说谢谢我父亲那些年对她和对粤剧的支持，“好俾面”（粤语：很给面子）。
农林上路一横路13号是祁烽的居所。祁烽时任华南分局统战部处长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他的家一横路13号是一个没有完整围墙的院落，围着房屋的是几株番石榴树。祁烽从香港回穗休假时，邀请我父亲作客，我在他家吃过纯正的巧克力。在农林上路，父亲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伯伯叔叔们多有来往，这对我影响很大。
5、搬到农林上路三横路1号
我家先后住过的农林上路二横路和一横路的居所，都是华南分局党校分配的。后来父亲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时称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简称“省人委”）工作，省府就分配了三横路1号给我家住。
三横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单边住宅小区，仅有五个号码，1号至5号，都并列在北边，朝南向北。
在农林上路三横路我家住的1号，是刷成黄色的两层洋楼，楼下西面还有一组7字形的贴墙平房区。宅院正面有两个门，中门有一个长长的檐廊直通到楼下，边门是一个车位的轿车库，前院两边都是久疏清理的野树野花野草，非常适合小朋友玩耍。后院较窄，连一张球桌也放不下。这个三横路1号原是中华民国中国银行的产业，听省府来帮我们搬家的大人说，这里住的是李宗仁总统时期迁都南下广州时的中国银行行长的宅院。再早些，是侵华日军在广州的宪兵机关。
隔壁的三横路2号是一座两层楼的小别墅。我几乎看不到有人出入院落。我自幼儿园至上育才学校，我都没和2号家里的小朋友玩过。1号院和紧连的2号院的黄色围墙中，有一个小铁门，平时两边都扣着。有一天，父亲晚饭后带我在1号院里遛圈，突然听到那扇小铁门拉开的声音，有一位戴眼镜叔叔在门内向我父亲招手，天已近黑，我看不清那位叔叔的全貌。父亲让我自己遛圈，他从那扇小铁门进入2号。几个小时后，父亲回到家里，我问那是谁呀。才知道，原来2号住的是时任广东省政府副省长的安平生叔叔，我到省府大院的井型办公区探望父亲时，符哥洛叔叔（时任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拉着我的手一间一间办公室去让伯伯叔叔们猜我长得像谁，因此到过安叔叔办公室。我问父亲，为什么从来看不到安叔叔他们家的小朋友出来玩呢。父亲摸着我的头，只说了一句：“安叔叔家以前在延安住过。”我当时听不懂，多年以后才明白了父亲这句话的意思。
我家在三横路1号住了不久，从外省调来一位干部，他一大家子住在省府招待所多日，省府机关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分配给他家，他直接找到我的父亲。我父亲说，如果您不嫌的话，我把自己住的地方腾出一楼让您住？他和夫人立即坐上我父亲的车来农林上路三横路1号看过以后，很高兴，很感动，当即把全部北方运来的家当拉了过来。以后几十年，不管风风雨雨，我们两家人都很友好。他，就是娄光琦，时任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主管文教线。娄伯伯个子很高，近1米九，与我父亲的祖籍相同，浙江绍兴人。娄伯伯的子女中，娄峪淮、娄莉莉、娄逸阳的年龄与我们较相近，能玩到一起。娄峪淮是我们的“老大”，他曾模仿苏联电影，用硬纸牌画上军衔别在我们外套双肩：少校（他自己当）、上尉（钮海林）、少尉（娄莉莉）、准尉（我）、上等兵（钮海东和娄逸阳）——复演苏联电影《危险的恋爱》；他还组织起农林上路三横路街头少年足球队，与各横路的街头足球队比赛，并“远征”到与位于农林下路的战士歌舞团的街头足球队打擂台——复演苏联电影《我们街上的足球队》。由于华南分局时期的农林上路住家很少，因而少年和童年孩子也就不多，所以娄峪淮发起的“农林上路街上足球队”的活动没有搞大起来。娄峪淮的父亲有一件事对我有过影响，1957年8月18日在柏林国际田径赛上，中国选手郑凤荣以1.72米获得冠军，接着几个月下来，她先后跳出1.73米、1.74米、1.75米、1.77米的横杆，打破了美国运动员莫克丹尼尔保持的1.76米的女子跳高世界记录。对此伟绩，美联社评论说：“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六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选的选手了。”郑凤荣一下子成为全球华人的骄傲。万没想到，有一天娄伯伯说中午在家宴请郑凤荣，请我们两家人的孩子到院子里迎接她。郑凤荣12:00准时由省体委的车送到农林上路1号门口，我们六七个孩子站在长廊两边敬畏地仰望着这位第一个打破田径世界记录的中国人，激动得一句话都不会说，目送衣阙飘飘的她在我们面前笑着走进一楼的娄家客厅。虽然如此，她的到来挑活了我热爱体育运动的细胞。
同街的三横路5号是一个有喷水池和雕塑像、院落占地宽阔、别墅洋气安详的大户人家。我始终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只看到有花园工匠在里面行走。有一天三横路开进来一辆加长林肯轿车，直接驶入5号前院，进去了一两天后才离开。有大人说，那座宅院可能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家产。及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位香港人租下这座别墅做流行音乐制作，他就是我的朋友、香港永声音乐出版有限公司的老板黄怀钦先生。他于八十年初从香港携资进入广州，从音乐录音盒带的制作和生产做起，为大陆的原创歌曲的起步投注了他的整整一个青年时期。南下广州的侯德建、程琳，以及广州早期的流行音乐人毕晓世、张全复、解承强等，还有演出人陈凯、黑子等，都与他有过实质上的合作并获得黄怀钦先生的资助。身无分文的摇滚音乐流浪青年杜昊，就是在深圳、广州等地浪迹的时候遇到他，从此有了一个日有三餐、夜有归宿且可以数日猫在广州农林上路三横路这间录音棚里作歌的创作生活，杜昊因此得以在那段日子里纵情写出二十多首歌曲，后来我还为此写过一组《沿着杜昊的歌声苦旅》（1-9）连载在1997年的《新舞台》，全国文化报刊也有转载。
住在农林上路三横路1号时，我们家到过五横路林锵云（时任华南分局常委兼广东省副省长）的家作客几次。林锵云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投身民主革命运动；1922年1月，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被选为罢工工人代表与港英当局展开斗争。他是父亲在珠江纵队的老上级。林锵云的两个女儿林婉欢、林婉平也在育才学校小学部上学。林锵云副省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秘密关押在“31号办公室”里致伤致残致死。
我们家应邀去作客的居所，还有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住的农林上路（主街）18号，他私下里和我父亲关系很好，他就是郭棣活(时任广东省副省长)，他邀请我们家人到他家吃雪糕。在家制作冰淇淋这在五十年年代后期是一种时尚，共党干部家是没有这种条件的。郭棣活，红色资本家，他是广东省中山县人,富家子弟，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市。1927年从美国麻省纽约必佛纺织学院留学归来,回到上海任永安纺织公司永纱三厂的工程师。抗日战争前夕,这间厂已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第二大企业。1958年任广东省副省长,分管纺织和轻化工业。郭棣活在农林上路18号的家是农林上路最显赫的院宅之一。
我家住在农林上路三横路1号时，至今留在我脑里印象最深的还有几个影像——
一是“石头大战”。我考上育才学校后分在小学部一年级（丙）班，班主任是教语文的罗老师。我上学的路是从三横路的东边未开发的杂林处穿过，经过几座广州铁路局的职工家属平房后踏入农林东路，再沿着中山一路的北侧走入学校正门。育才学校正门有一条京广线铁路与中山一路东西并行，那时育才学校里有一群顽童，经常在中午下课后和马路对面的广州铁路学校一群顽童对扔石头，杀声阵阵，石落呯呯，打得惊天动地。双方学校和铁路公安以及农林上路派出所出面都未能压住这个“长期战事”。我入学时，就听到“前辈”们说此战已干了很多年了；后来听“后辈”说，这石头战前赴后继，一直打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后，我的女儿钮涛从育鹰小学考上了我的母校的中学部，但那时已更名为“广州市育才中学”，而原来的小学部叫“梅花村小学”了，并用一道围墙将中小学分隔开。
二是志愿军重伤员。五十年代中后期，华南分局党校小礼堂做为临时医院，短期安置了一批志愿军重伤员。由于东北的医院接收了大量回国的志愿军重伤员，几年下来造成治疗压力很大，中央就指示全国各大城市接收志愿军重伤员，减轻东北的压力。对于志愿军的战斗故事，我们农林上路的孩子都很熟悉，都很向往，都想成为上甘岭部队、黄继光、邱少云式的战斗英雄。为了见到心中“最可爱的人”，我们不顾党校不准非医疗人员和特别是小孩进入的规定，悄悄从农林上路一横路的后门溜进小礼堂。结果很残酷，重伤员因锯肢剧痛而大声嘶吠，因换药刺痛而骂不停口，因伤口化脓而吼叫痛哭。而那些不吠的，不骂的，不吼的，则已奄奄一息、泣泣缩卷。这和我们想象的场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植入了“战争是残酷的”的概念，从此知道，当战斗英雄不是嘴上说说的。
三是在农林上路和中山一路的丁字路口见到了来华访问的苏加诺。1956年10月13日，印尼总统苏加诺由陈毅元帅陪同从武汉飞广州访问，广州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育才学校的学生欢迎队列就在农林上路和中山一路的路口，我那时还在幼儿园，挤不进学生队列，就回家搬了一张条凳倚在农林上路路口的树干边，清楚地看到了苏加诺。没曾想，1965年的印尼“九·三〇军事政变”后他被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继而去世。
四是在农林上路和农林下路之间的路段见到了来华访问的伏罗希洛夫。1957年4月，苏联最高领导人伏罗希洛夫主席来华访问，他自1878年17岁参加工人运动,是俄国最老一辈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曾遭沙皇多次逮捕、迫害、流放,是苏维埃政权的“开国功臣”。这次访华时已是76岁高龄,全中国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4月28日,梅花村幼儿园继迎接苏加诺总统放假后又一次放假，让我们参加迎接伏罗希洛夫的活动。当苏联专机抵达天河机场，广州万人空巷迎贵宾，组织了50多万名群众聚集在20多里长的迎宾大道两边,等候伏罗希洛夫乘坐的敞篷车经过。农林上路至农林下路是东山区最隆重迎接的一段路。我先是到农林上路上次看苏加诺的那棵树等着，但这次欢迎程度明显升格了，漫天的彩旗和纸花令我根本无法看清，于是就站到东山口那支欢迎乐队里边蹲下，乐队在反复演奏各种曲子。这时，东边前方的列队人群忽然沸腾起来，并把花瓣抛向驶来的车队，乐队指挥突然大喊一声，高高举起指挥棒，二十多名乐手齐奏《莫斯科北京》。这首曲子的旋律很好听很应景，吸引了伏罗希洛夫，他的车停在乐队前面，点头示意乐队加油。我蹲的地方就离伏罗希洛夫只有几米的距离，看到他毛茸茸的手毛和红呼呼的皮肤，觉得不可思议。自那次听到《莫斯科北京》这首管弦乐曲子后，我就再也没有在任何场合听过了，中苏对骂对打后，这类友好歌曲就没有人敢创作过。可是，这么多年，我在脑海里深深地刻下了它的乐谱——《莫斯科北京》。
五是来自母亲家乡四邑的亲戚。我母亲是美加华侨的后代，她的祖父、父亲、哥哥都是美国和加拿大两条横贯铁路的建设者，完成铁路建设后，他们就在北美和南美定居了，于是四邑乡下每年都有在家乡收到远洋船票后，就一家大小来广州我们家等船期。我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和我们从二楼打到天棚，又从天棚追到院子，那是我很疯很快乐的日子。我们家成为了这些准华侨的中转站，是亲戚或不是亲戚都有农林上路的我家地址。当年我的母亲省吃节用，让这些亲戚的大人小孩都能在广州吃饱玩好。可是到了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还规定干部不仅不能与华侨亲戚见面，还不能书信来往，这令母亲心里很难过但又主动地要求自己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我看着母亲流着泪把珍藏得好好的海外来鸿一封一封地塞进火炉里。之后我们家断绝了“海外关系”。他们那代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六亲不认”。
六是我父亲被撤职下放。自1952年指责广东的土改是“和平土改”后，叶剑英违心地作检讨,方方受降职处分，李坚真被“下放锻炼”。对于因“和平土改”受到牵连的干部，叶剑英颇为不安，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到了1957年，古大存被指责是“老右倾”，并和冯白驹一起被打成了“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头子，经过六七年时间，叶方古冯终于被搬倒。虽然我父亲没有被列入“地方主义联盟”之列，但是我父亲与这些领导干部都有着脱不开的干系：父亲南下广东是叶剑英对京津地区的广东干部的统筹安排；父亲作为华南分局土改委员会秘书长，顶头上司就是主任方方和副主任李坚真；之后父亲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顶头上司就是常务副省长古大存和副省长冯白驹；还有，父亲的助手符哥洛（时任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被定为“与冯白驹一伙儿的地方主义头子”。于是，为从父亲手中拿到致方古冯永世不得翻身的“反党材料”，书记他让我父亲的好朋友雍文涛陪我父亲在从化温泉的流溪河边来回走了两天，父亲说不出方古冯有任何“反党材料”，更严重的是，晚上书记他派人划船过来接我父亲到河西的翠溪区茶聊，我父亲竟然找借口婉谢了。回到广州，在省府会上宣布撤去我父亲的办公厅主任职务时，问委员们“谁要徐云？”没有人敢出声，开这会要的正是这种人人畏惧、低头称喏的场面。谁知，时任广东省水产厅厅长的舒光才举手发言说：“我要徐云。”舒光才是兴国县时期的老红军，四十年代曾担任过毛泽东的警卫参谋，所以他没把这当一回事儿。于是我父亲就降职到了广东省水产厅任副厅长做舒光才厅长的助手。后来父亲告诉我，现在的罗非鱼(非洲鲫鱼)，就是五十年代舒光才厅长到北越访问时带回来的两条越南鱼，从当年两尾发展到现在布满南方鱼塘里，在“三年灾害”期间救活了许多老百姓。父亲在舒厅长的领导下工作得很愉快，和好朋友陆向苍（时任广东省水产厅任副厅长）、老战友温盛湘（广东省水产厅处长）等人共事甚欢。然而，这也只是给舒光才的一时面子而已，不久就继续把我父亲降职并“流放”到海南岛。父亲被宣布贬往海南岛的那天晚上回家很晚，我等不及他买书包和文具回来送给我就睡着了。第二天天未亮我就赶紧起床——因为这是我上小学第一天——爸爸昨天说他会去南方大厦买书包和文具送给我上一年级的。那天的早晨，农林上路沉静在灰蒙晨气中，父亲立在客厅的南窗前，凝望着马路对面古大存的住宅。父亲的背影一动也不动。当时我自然对大人们的事情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有着九个子女的省委书记古大存伯伯也被贬到一个山区穷县去了。我不敢打搅父亲，远远地站在他身后等着，一直等到父亲转过身来把新买的书包挂在我的身上、抚模我的头、按按我的肩膀、拍拍我的后背，一切都在无言中。
所有原来与我父亲常来常往的伯伯叔叔阿姨再也都不敢和我们家来往了，即使在农林上路某个拐角相遇，我高高兴兴地向他们叫伯伯好叔叔好阿姨好，他们都生怕被人监视，装作没听见而匆匆离去。而于1934年就在香港参加革命的我母亲，自此也被划入党内不重用、不提拔之列。
有一天下课后，我们一年级（丙）班的罗老师让我到二楼语文教师办公室去重抄一段生字，因为我那天没削铅笔，粗粗的字全超出田字格了。罗老师正在批改全班作业，让我在门外的一张凳子的櫈面上抄写生字。这个地方正好是校长办公室走廊窗下，里边有两位校外的叔叔正在向校长通报我父亲已被撤职的事。女校长送两位校外的叔叔出门时，看到我蹲在凳子边上抄字，她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小学生是谁，只是走过我的身旁时顺手摸了摸我的头。那位女校长是我朋友陈珞的母亲，陈珞后来成为著名的录音师，还是歌星杨钰莹和毛宁的音乐制作人。
农林上路三横路1号是我从幼儿园转到小学、从幼年转向童年的地方，它予我成长的营养成份可谓十足，有快乐，有长进，有知识，有友谊，有健康，还有痛苦——痛苦地认识到：原来父辈们的革命队伍是分派别的，原来党内斗争是无情的，原来运动是株连九族的，原来父亲被撤职是要通知孩子的学校的，原来家长“有问题”孩子是不能当班长的。父陷囹圄，家人流离。这样的事变，使我在初小期间说话少，唱歌少，朋友少，喜欢独自到僻静的地方对着围墙把小皮球来回踢。
6、搬到农林上路八横路16号
我们家在农林上路三横路1号住不下去了，因为有关部门天天来催我母亲搬到八横路16号一楼。这个居所比三横路1号小很多，但我家也就住不到一年就又被赶走了。
八横路16号是一座日式两层小洋楼，传闻是日本侵华日军驻粤指挥官的别墅。这里的前院很窄，后院很宽，有一颗番石榴树。我们家住楼下，楼上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徐英夫妇居所。梁威林在解放前是东江纵队的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广东工作，去港任职前是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我们两家很熟，两家人的孩子玩得很密。梁小声，梁小威，梁小洁都是我和哥哥钮海林在梅花村的育才学校小学部（前华南分局子弟学校小学部）的不同班级的同学，我们每天一大早从八横路启程，向东快步经过三育路、右拐福今路直达中山一路“翻学”（粤语：返回学校上课）。
有段时间放学后，哥哥钮海林就爬到后院的唯一一株石榴树上，俯瞰着我，用在育才学校学回来的数白榄（粤语：顺口溜）来“玩”我：“星期四，玩游戏，拧住把关刀追海津，吓到海津彪上树，树上有个梨，梨上有个核，核上有个大头佛，吓到海津呱呱叫，跌翻落来米肌格！”我站在树下傻笑地望着哥哥，逗得梁小声，梁小威，梁小洁哈哈大笑。梁家孩子还有一个大姐，我们叫她大家姐，长得很漂亮，在梁威林夫妇长期驻港期间，读初中的她就和在农林上路八横路的省府车队一位很英俊的青年司机谈恋爱了。这事也成为农林上路的谈资，受严厉管教的我们都很羡慕她能自作主张做想做的事。
在八横路16号我们家的后院围墙是农林上路七横路7号的后院，我经常爬到后院的石榴树上观望它，从未发现有居住者出来遛两步。7号是一座米黄色外墙的三层小洋楼建筑，房子所开的几个窗户都比较小。7号的院子里有栋较矮的建筑，可能是车库。据说这是民国时期的岭南现代主义建筑实践的代表作之一。7号的主人是黄玉瑜。黄玉瑜在1938年建造这栋房子，两年后由于广州被侵华日军占领，他便离开广州，加入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负责瑞丽厂区的建筑设计工作。1942年5月，黄玉瑜在云南保山因日机轰炸受伤壮烈殉国。
我家刚搬到八横路时，就有一位黑胖哥哥敲门进来说要和我们玩，他自报家门是育才学校小学部六年级的周东海。我恭敬地端一张椅子请他坐。周东海说不用客气，推开椅子，顺着墙径直往地板花砖坐下。我们家是不准孩子们坐地上的，因此惊讶万分。周东海说，你们坐下来就知道有多舒服了，这是日本人盖的房子，一楼地板都比地面高出半米，楼外楼内看不出，其实地板和地面中间是空的，所以坐到地板上会很凉快。我们试着坐到地板上，确实凉快，屁股冷飕飕,就像几年前穿开裆裤坐儿童三轮车。周东海对我外婆用四邑的大碌竹（竹身水烟管）抽烟非常有兴趣，可以看上一两小时，即使中间我外婆会散步休息，他也像小跟班似地弯低身子崇敬地讨好着我外婆，希望能得到点烟的机会。周东海还有两个弟弟周德林和周恩霖，一位妹妹周红玲，都是我们育才学校小学部的。我把白天周东海来我们家玩的事告诉晚上回家的母亲，母亲说：“哦那可能是周材的儿子吧，周材好像是华南分局交通部的”。我以后才知道，周东海的父亲周材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于1900年出生后就随父远赴英国，其父在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亡，他承袭父职继续履职，官阶是英国海军中尉。1919年，他被驱逐出英境到达香港，之后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后赴延安。1949年南下的行程中任两广干部大队副队长。到达广州后曾任华南分局交通运输部副主任。2000年，我去八横路周材故居探望周东海兄弟，我已经无法从周东海身上找回他做我外婆的“小跟班”时的机灵劲儿了。
7、回不到农林上路居住了
我们家在八横路16号住下后，“流放”到海南岛的父亲连这个家都没有回来看过，“有关部门”就再次催促我母亲搬离。这样，我们家在八横路16号还没住满一年就搬离了，全家九口人住到了党校新址黄华路1号大院内一间无厕的十几平米的小平房里。这个小平房，是我完成由童年转向少年的居所之一。
“四清运动”前，我们家有一次机会可以回到农林上路居住，父亲接到通知上任筹备中的林业学院担任党委书记，但在父亲回省城的路上“情况变化”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我们家又有一次机会可以回到农林上路居住，父亲接到通知担任广东省文化局局长，但父亲还未走马上任又一次“情况变化”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打倒的邓小平失去一切职务。1973年，中央启用邓小平主持“文革”中的经济工作，任职副总理协助病重的周总理。自此，一批被“埋葬”的干部包括我父母亲得以“解放”恢复工作，加入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业领导岗位上。
本来我们家因此再次有望回到农林上路居住的，可是“革命造反派”的势力很大，上面传下来调动我父亲的通知和任命文件到达一个部门就降一个台阶，到达一个部门就降一个台阶，从开头的广东省冶金工业厅厅长（时称革委会主任）到副厅长（时称革委会副主任），从冶金工业部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院长到副院长，再从广东省钢铁研究所所长到副所长，最后“走马上任”的竟然是下放到粤北的韶关钢铁厂“担任”一个无编制无经费的“海绵铁试验小组副组长”。
直至1978年习仲勋赴粤主持广东工作，我父亲得以“第二次解放”，此时农林上路已无“空房”，省委组织部安排我们家住进了永红新村。
这样，我们家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农林上路居住了。南唐的李煜哭道：“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是。
我之喜欢和怀恋在农林上路居住的那些年，执着地想我们家搬回农林上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起玩的小伙伴们都有很好的家教，虽还未能做到仁义礼智信，但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孩子，大家都互相帮助、相亲相爱、和言细语、不说粗口。我们家不论是居住过的一横路、二横路，还是三横路、八横路，都没有见过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使恶的、斗殴的、扔石头砸别人家窗户的。这十年的受诲、从善，如同是“潇洒美少年玉树临风前”的美景，相对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把孩子们教恶、纵武的那场“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噩梦，是个什么样的对照就无须赘言了。
8、农林上路的文化价值下跌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中南局从武汉南迁广州重新组建。重新组建的中南局各部门办公地点和来自中南五省的干部职工家属的住所均设在梅花村和农林上路以及我称为“农林北路”的三育路，这片区一下子增加了上千人，而且陆续在增。
之后的六七十年代，安静的农林上路越来越热闹，到了八十年代热闹更甚——1980年后，中央平反了因“反地方主义运动（1952年）”、“反右派运动（1957年）”、“反地方主义运动（1957年）”、“四清运动（1964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至1976年）”而受害的广东几百名厅级和省级干部得以平反。当时，落实政策的最重要的实体方式就是解决住房。然而此时农林上路已无“空房”，居住问题压力巨大，事由“文革”期间“革命造反派”以及军队部门挤占了农林上路一带很多住房和院落，加上“原住民”的众多子女从农村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返城，于是省府机关在农林上路（省委机关在梅花村）见缝插针、拆低建高，加盖了很多楼房，解决了大量住家的燃眉之急，但也把农林上路都塞满了。我家曾居住过的三横路1号，宽敞的前院也被有关部门看中，于是被一分为二，在前院盖起了一座“厅长楼”（在五横路还盖了一座省长楼）。留下的另一半的三横路1号只好在西墙开了新门，旧的两层别墅一直保持到十年前娄峪淮的母亲去世（他母亲汪毅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担任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和党委书记）。之后，有关部门就把三横路1号别墅拆除，又盖了新楼。而我家住过的农林上路八横路16号也在梁威林伯伯从香港回穗后住了几年就被拆除改建高楼了。现如今，整个农林上路民国时期建起的花园洋楼所剩无几。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兜兜转转，跌跌闯闯；岁月不居，逝者远行；后人层出，处世出新；楼代更迭，往事如烟。音乐人小轩和谭健常在《三百六十五里路》里感叹：越过春夏秋冬，从少年到白头。八十多年了，农林上路的名称依然叫农林上路。然而，但是，不过，此农林上路已非彼农林上路了。人生最怕人比人，房子街区亦然，对比十九世纪末兴起的沙面租界的百年群宅已成为华洋珍稀、赏心视觉的城中宝，二十世纪初兴建的农林上路的八街九陌已成为尘嚣窘迫、比肩仄逼的城中村。论实用文化价值，完整的“沙面洋楼”远在零散的“农林洋楼”之上。
十一月了，秋风乍起，我们，五六十年代的农林上路孩子们入秋了，也，快要过冬了。我，就像费翔唱的，“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我站在这个包容过我十载童年无忌的故街，站在这个我们用稚声对着蓝天宣誓“时刻准备着”的社区，站在这个我们曾经用棍击铁桶模仿枪炮声和用红墨水染红战旗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的旧地——对自己没有能力守护农林上路的文化价值而倍感羞赧。
农林上路的文化价值在哪里？《守护文化的价值质点》一文的作者艾斐说，所谓文化价值的质点，是指文化的原生价值、本质价值。他说，任何事物，都只有在具有价值之后才会有意义和作用。
农林上路原本是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就要内容精致，形式优美，使用效能突出，社会影响巨大，有文化有氛围，长士气增效益。然而日居月诸，光阴流逝，农林上路已非文化产品。
此刻已是午夜时分，东山各主要通衢华灯璀璨，车流如鲫。初到的北风穿过高楼大厦的缝隙刮过来把树叶撩黄。夜幕下，仿佛放映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林上路的旧时晚况：在一横路，在二横路，在三横路，在四横路，在五横路，在六横路，在七横路，在八横路，在九横路，许多人家的窗户里，黄灯下，饭桌旁，板凳上，儿童们在算术，在抄字，在默写，还有在朗读的，“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片片黄叶从树上落下来。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
清朝的黄仲则先生有诗云：“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意思是说，这样的星辰却已非昨夜,我又为了谁,冒着风露在深夜站在外面呢。可不，我满怀绵绵旧情重温农林上路，却不可云欢欣愉步，不可云轻骑悦行，更遑论从一横路心平气和地漫步到九横路。是为不忍卒阅。
钮海津 201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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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海津：《家住农林上路》(2014-11-11)（20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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