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TCL联合腾讯在深圳发布一款命名为“ice screen”（冰激凌）的互联网智能终端产品，这个产品不同于电视、电脑、平板、手机等现有的电子用户终端，并内置了腾讯公司腾讯视频、QQ游戏、QQ视频通信等互联网应用产品，双方期待这个跨界产品能够象苹果公司的IPAD一样成为一款有巨大发展前景的革命性产品。

　　冰激凌的未来发展前途怎样尚需经过市场的检验，但对于尚未在自身产业中建立优势地位并且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冲击尚未完全适应的TCL来说，能够和腾讯这样一家互联网领军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无疑大大增加了TCL完成转型的胜算。冰激凌发布之后的第二天，香港上市的TCL多媒体大涨超10%，资本市场显然不止看好一款产品能够带来的盈利前景，更看好两家公司的深度合作对TCL能力的提升。

　　 TCL于2003年左右先后通过收购汤姆逊电视业务、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走向国际市场，试图通过并购一举成为一家国际化公司，从事后来看，由于对产业变化的前瞻性不够，这两个并购都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并导致此前二十年时间一直高速增长的TCL陷入巨额亏损。其时舆论普遍认为TCL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但此后几年，TCL尽管一直走的踉踉跄跄，总体上在逐步恢复元气，从低谷中慢慢走了出来，这里面有TCL的管理层为之付出的努力，同时，TCL在兴旺时期所积累的包括政府关系、商业关系、领导者的个人人脉等社会资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市场中人常说“在商言商”，主要是表明商业经营上以商业利益做为行动的主要依据，而不要陷入情感、好恶以及其他非商业的纠葛之中，但事实上，企业又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动物，总是和社会各界有着超过直接经济利益之上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并因此被冠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如同样是企业，你是中国企业还是美国企业，在不同的市场就会遭遇不同的待遇。再加上信息的有限性、发展的不确定性、企业价值观、信念等方面的差异，同样的一个企业，在不同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眼里，就有不同的价值、形象和信用，因此获得的外部助力或阻力就不相同，这些因素构成了企业的社会资产。

　　社会资产一部分和企业的出身有关，如地域、股东构成等形成的身份标识，但更多的来自于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采取的行动所积累的影响，李嘉诚谈到其生意经时说道：同样一个买卖，你赚10%是合理的，你要赚11%往往也能成交，但如果你只赚9%，那么别人以后就更乐意跟你合作。这说明一个生意在成交之外，往往还会带来其他外部性的影响，这些外部性因素的积累，长期来看，反而成为了企业兴衰沉浮的重要因素，或可能在关键时刻决定企业的成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TCL和腾讯的合作，固然从单纯的经济效益角度，这也是一个在互联网大潮冲击下、在苹果的软硬件一体化模式的影响下，对双方未来发展都非常有价值的一种结合，在这个因素之外，也和两个企业特别是两个公司老总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私人情谊分不开，TCL董事长李东生从腾讯上市以来一直担任腾讯公司的独立董事，而且根据公开的媒体资料，在马化腾的腾讯公司最困难的时期，李东生曾为其提供资金和资源上的帮助，投桃报李，同样在TCL遭遇国际化挫折最困难的时期，马化腾也以个人名义提供资金帮助TCL赎回债券。有着这样深厚的关系积累，在TCL非常需要借力获得向互联网转型的动力时得到腾讯非同一般的支持就不足为奇了。

　　《论语·尧曰》提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南怀瑾先生引申为“身在公门好修行。”，意思是做公务员有时候很容易做好事。往往一件事，一个案子决定了。坐在办公桌上想出来的一个建议，一个办法，经上面决定之后实行起来，影响之大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成功者也有很多“惠而不费”的机会，往往是举手之劳，甚至只是出出主意，给个建议，甚至鼓励一下，就能让身处困境或创业中的企业获得翻身，走向成功。这种雪中送炭而不是落井下石之善举，日后往往会在自己遭遇困境需要帮助时得到回报。

　　 当然对于一个盛行“关系”的国度来说，我们也需要警惕那种不注重自身能力的培育和提高，一门心思依靠关系获得特殊利益或损公肥私的行为，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