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由於李鸿章的疑忌，严复愤而自疏

            严孝潜

       1885年初，曾任闽浙总督的左宗堂，要求朝廷将旧在福建船政局任职的吴仲翔调回福建。

       1885年3月，英人麦赖斯到达天津，被聘为北洋水师学堂驾驶学堂洋文副教习。

       3月27日朝廷下旨：“左宗棠奏，道员吴仲翔，前在船政当差，章程多系该员议定，请饬仍回福建办事等语，吴仲翔现在天津，办理水师学堂练船事宜，如有妥员可以接办，即著李鸿章饬令前赴船政局当差等因，钦此。”

       李鸿章接到上谕后，在4月28日即上奏朝廷称：“遵查二品衔分发补用道员仲翔，光绪七年四月经臣以天津创办水师学堂奏派该道驻局总办，十年十月间，经臣以学堂办有成效，附片奏奖，奉旨：吴仲翔着交军机处存记，钦此。钦遵在案。兹查左宗棠原片，内称该道员究心洋务，在船局十有三年，于厂中利弊及教练海战各事，均极晓畅；而臣前奏，亦以为该道员品学兼优，体用俱备，能讲求西洋水师规制，于船务经营最久，探讨最深，堪以干济时艰，告饬回船局当差，自必堪期得力，惟北洋水师，方筹整饬，该道才堪肆应，具有血忱，不避劳怨，正资劈助。且学堂为水师根本，辰下成效初收，猝乏妥员可以接办。合无仰恳天恩，准臣暂留该道员吴仲翔在天津当差，俾资一手经理”。仍把吴仲翔留在天津。

       李鸿章称“猝乏妥员可以接办。”当时的官场与社会，专制积习非常浓厚。尽管强邻环伺，国事日非，但当轴者仍以箝口铩羽为能事，不准人们对朝政任意发表议论。

       有一天严复向李鸿章面陈西国政教的优长，说中国要想富强，非用西法不可。李鸿章一边抽水烟，一边听，认为这不过是书生放言高论，漫无顾忌。遂反驳道：“你说的话很有道理，你们留过洋的自然是一通百通，可是对中国的事情还不大通！”于是顺手拿起点水烟袋的火纸捻问道：“这在西洋叫什么？”严复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李鸿章见状哈哈大笑，说：“可不是，我说你们留洋的就不懂中国一套！”从此严、李间芥蒂日深。

       在严复与李鸿章的关系中，还有一层阴影，就是中法战争订立和约的事。1883年发生了法国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战争。在中国军队打了胜仗情况下，李鸿章却在1884年5月11日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订立了《中法简明条约》。李鸿章对朝廷说：“当借凉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于是，清廷接受了他的意见，立即命令停战。李鸿章的妥胁行为引起前线将士和抵抗派的反对，朝野人士纷纷上书要求弹劾惩办议和的李鸿章，还有人将指斥李鸿章的文字四处传播，李鸿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处境十分狼狈。李鸿章怀疑其中有严复摘发，因而对严复产生了疑忌和不满。

       严复得知这个消息，愤而自疏，主动与李鸿章疏远。关于这件事，陈宝琛在《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中是这样写的： “法越事裂，文忠为德璀林辈所绐，皇遽定约。基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疏。

       严复觉得他向上级提出的意见往往得不到重视，觉察到自己职微言轻，而且不由科举正途出身，有很多的好建议都不被理睬。他想改变这种状态，幻想走科举的道路。他自信学问的根底很好，再做一些努力，或若能在科场上打通由举人、进士、翰林而至公卿的阶梯，以实现平生的抱负；至少，也可以提高自已言论的社会影响。

       严璩在《候官严先生年谱》中，写到：“府君自由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竺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日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

        在这里，说明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洋文正教习的实践中，感觉没有科举功名，不受重视的苦恼，说明转向科举仕途，目的在于取得官职以后，有了政治地位，可以接触当权的高级官员乃至当朝天子，用自已的主张影响他们，达到转移风气，传播新学，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严复“纳粟为监生”，并“发愤治八比”，对《四书》、《五经》猛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