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十三年，是为公元1748年。如果我们能以1750年为界，“契入历史”，不但中国的康熙皇帝成为西方崇拜的楷模，乾隆朝的所作所为，也可圈可点。中国传统与所谓现代化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共融”与“同步”的关系，而并未完全“决裂”。

　　但是在“文化”的层面上，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二者的“不相容性”。于是“有人”（或谓“历史老人”）不答应了。而且其目标，这一回是不灭中国传统文化不止！

　　我们终于看到历史的转折，耶稣会的被禁，对立的认为中国是专制主义的一派占了上风。在它的主导之下，以后中国历史悲剧的一步步发生，也就不必细说。

　　中国文化被彻底否定，“科学”与“民主”登台唱戏，“现代化”成为一大“迷信”，似乎一切都已有定论。中国文化随之变得“一无是处”，其分别不在于“先进”与夫“落后”（它不过是别人动手时机的一个选择）；症结恐怕亦不在吵吵几十年的“西方中心论”，而在于无远弗届的“现代化理论”。

　　世人多从其后实际发生历史的角度，即“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一段历史。我则反是，而恰恰截取这以前的一段，为契入点。这可能是解读小书的一把钥匙。

　　问题在于：假如我们“停留”在1750，是不是就可能有不同的历史观？

　　换一角度，如按黄仁宇先生所说，昔日中国不是没有问题，关键是怎么去看。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视若寇讎，一竹竿子全打落水，设若如此，也就没有今日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没有明日的希望——须知，中国当代问题有比明清更严重者。

　　在这期间，又一味“倒霉看反面”，对中国自身灾难，有“不可逾越”之感（如史华慈的专制皇权“天花板”说，黄仁宇的“不能数目字管理”说，或高王凌针锋相对的“专制不起来”说），而无视世界各国皆有类似之悲剧，如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此亦曾为黄仁宇指出），更不用说德、俄、日的种种，——何以独对中国传统看不过去，而无“同情之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