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不仅广泛参与学堂教学管理，而且长期带班授课。学堂章程规定：学生入堂试习三个月分别去留后，根据资质进境将学生分作一、二、三班，第一班归洋文正教习课督，第二、三班归副教习二员分课。但二、三班并非由副教习一教到底，直至毕业，如1884年首届驾驶一班学生毕业后，随即经将二、三班学生冯琦等择优升并为一班，交洋文总（正）教习严复授课，历时三年完成教学计划毕业［77］。笔者推测，天津水师学堂可能一直采用这种模式。由此可见，作为驾驶班洋文总（正）教习，严复始终是该专业最后的把关教习。

       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学生堂课主要有：英语、地舆图说（测绘海图等）、数学（包括算学、几何、代数、平弧三角法、割锥等）、驾驶学、测量天象及推算经纬度诸法、重学、化学格致、汽机等10余项［78］。根据学堂章程，比照船政学堂的教学模式，驾驶一班的专业课应全部由严复承担。而据罗丰禄给李鸿章的报告，严复在学堂“专讲水师算学二十余年”［79］，似乎还有其他教师辅助严复教授专业课。史料记载，还有王凤喈、曹廉正和陈燕年三人充任驾驶班“洋文教习”［80］，又称“帮教”［81］、“副教习”［82］，其职责是“帮同课导”，是否辅助严复教授一班西学课程，目前不得而知。罗丰禄所云“算学”，不仅包括“数学”各分支学科，还应包括“测量天象及推算经纬度诸法”等课程在内，在西学课程中所占比重最大，罗丰禄或许基于此，以算学为代表概括严复所承担的一班所有课程。按照罗丰禄的说法，严复即使只讲“水师算学”，也承担了驾驶一班的绝大多数课程。

       笔者最初对“洋文总正教习”这一称谓的理解确有不当之处，但从未认为严复实际只教洋文，不能教军事技术。狭义而言，大约只有枪炮、鱼雷等少数舰课属军事课程，由外国教习而非严复教授。广义而言，“水师算学”在海洋驾驶中运用广泛，与军事运用密不可分，也可以算作军事课程。严复的船政校友罗清亭等５人公认，在首批船政留学生中，陈兆翱的数学成绩最好［83］；罗丰禄则“以严宗光、李寿田、罗臻禄、刘步蟾为上选，以为李寿田船工不如魏瀚，严宗光、罗臻禄算学不如陈兆翱，刘步蟾驾驶不如蒋超英”［84］。据此看来，严复的数学成绩在所有首批船政留学生中名列前茅，可能仅次于陈兆翱。与严复曾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蔡元培先生也曾指出，“严氏本到英国学海军，但是最擅长的是数学”［85］，诚为中的之论。

 

       当时中国各地西学堂一般聘请洋员担任洋文总（正）教习，天津水师学堂创办伊始，严复即担任驾驶班此职，而且长期不变；萨镇冰担任管轮班洋文总（正）教习后，李鸿章认为此举“原非常局”，故随后延聘洋员霍克尔替代之。这种人事安排表明，严复的专业造诣比萨镇冰更胜一筹，得到李鸿章的高度信任；同时也说明，从理论造诣而言，担任驾驶班和管轮班的洋文总（正）教习，比担任一船之管带要求更高。

       出色的专业造诣为严复的课堂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84年，首届驾驶班毕业大考结束后，奉委监考的罗丰禄向李鸿章报告说：

       由此可见，与从前船政学堂的洋教习相比，严复讲授的课程内容已有了较大的突破，李鸿章也在请奖折中引用罗丰禄的上述报告予以确认：“堂中所授繁难诸学，多为从前闽厂驾驶学堂洋教习所未及课。”［87］

       从学生成绩看，严复所教驾驶毕业班成绩良好。按英国海军章程，凡副勒夫脱难（Sublieutenant，海军中尉）届上练船，算法、代数、几何３项所考分数，以得总分１／３者为中选，上船后再学习三角、驾驶、天文、重学诸书［88］。1884年首届驾驶毕业班伍光建等30名学生，不仅学完10余项规定堂课，还，还提前完成多项舰课，多数成绩超过总分一半［89］。

        按英国海军章程，凡副勒夫脱难在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学成，除外语外，代数、几何、三角、算法、重学、格致、驾驶、天文测量、仪器等若干项，分数得１／６者为中选［90］。1887年第二届驾驶毕业班冯琦等20名学生，除将英国海军官生应知之学一律毕业，且多习割锥、鱼雷等５项。本届考试部分科目由严复和罗丰禄命题，部分科目直接采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试题。其得分超过总分３／４者6人，超过１／２者10人，其余都在１／３者以上。参与会考的英国水师兵官马图林称赞此届学生造诣精纯，为意料所不及，素轻中国水师的英国领事璧利南（Byron Brenan）也刮目相看［91］。

       1890年，第三届驾驶毕业班刘秉镛等19名毕业，除将英国海军官生应知之学一律毕业外，且多习割锥、鱼雷等５项，全班均分所占总分比例为天文积算73.04% ， 天文征事61.01% ， 天文阐理71.03%，其余各项功课得分多数超过总分的50%。参与会考的丹、英两国水师官温德、德尼孙认为，“该学生等于天文、驾驶、算法深造有得，即置诸欧西各国水师学堂中，亦必取在前列”［92］；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细阅考卷，推为仅见”［93］。不过，1892年第四届驾驶毕业班庄仁松等19名学生的成绩，总体上并不理想。吕耀斗、严复分析其原因说：

       查学堂开办十有余年，虽风气推广，争愿来堂肄习， 毕竟椎鲁难造者多， 颖异向上者少。自从入堂以来，至毕业数年之间，随时澄汰，存者已十不及三四，然至末后数名，犹不免滥竽充选，以此见人材难得。［94］

       严复的教学及管理工作得到上司的充分肯定。1884年12月21日，李鸿章在请奖折说，严复“参酌闽厂及英国格林书院课程，教导诸生，造诣精进，洵属异常出力”［95］；1891年10月，李鸿章在请奖折中说，水师学堂“文武各员，亦皆始终勤奋，著有功效”［96］；1898年6月19日，王文韶在请奖折中说，严复等人“尽心督课，不遗余力，以积年综理之功，储异日兵轮之用，洵属著有微劳”［97］。以上请奖折都得到了批准，严复多次受到朝廷的表彰，其职务也得到相应的升迁。可以说，正是严复及其同事的不断努力，才奠定了该学堂在晚清海军教育中的领先地位。

       毋庸讳言，也不乏人对严复及天津水师学堂提出严厉批评。如中途撤回国内的留美幼童梁诚（丕旭）等人，于1881年11月2日进入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学习，他在1882年3月6日给友人肖(Shaw)的书信中对严复的数学教学深为不满：

       我们的总教习，那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像其他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他上课每次念一小段，使人一听见他就感到恶心。数学应该是他的本行， 但我们常发现他做几何及代数时，也造成不必要的问题，他照书本一字

字往下念。［98］

        梁诚以上评述明显包含两类不同信息：

       其一，严复不知如何施教，照本宣科，演算几何及代数时常出现错误，这一信息比较可信。如前所述，严复本人数学造诣较高，但教与学是两码事。天津水师学堂于1881年8月全部落成，到梁诚致函肖，学堂开学才半年多时间，严复以前并无教学经验，完全是位新手。而梁诚在美国留学多年（1875－1881年），他在评价严复的教学水平时，无疑会以经验丰富的美国教师作为参照，其失望之情自在情理之中。严复初到北洋，人微言轻，没有功名，留学生反受社会歧视，又薪水微薄，不仅没有能力在天津安家，春节回闽也要预支两个月薪资。在人地两疏的环境中，严复感觉百事不如人意，颇有“告老还乡”的打算。他在1882年3月25日的家信中说：

       天下茫茫， 到处皆是无形之乱， 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也。［99］

       从写作时间看，严复这封家信与梁诚致肖函作于同年同月，严复这一特定时间内的苦闷心境，无形中表现为教学上的失态，正好被梁诚捕捉到信函之中。

       实际上，经过不断的教学相长，严复的学术造诣与教学水平均有了大幅提高，后来“学生中时有不能领悟，一经口授指画，无不融会贯通”［100］。如以偏概全，以严复特定时间的异常表现来概括其20年的海军教育生涯，视严复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显然是违背史实的。

       其二，梁诚对严复照本宣科感到恶心，这只是梁诚个人在特定环境下的感受，其它学生未必如此评价严复的教学。离家8年的梁诚等人原拟开课前回家探亲，且已得到李鸿章批准，却遭到学堂监督的反对，其失望愤怒之情自所难免。明乎此，梁诚在书信中丑化监督长得像只“哈巴狗”［101］，进而对严复的照本宣科感觉“恶心”，也就毫不奇怪了。

      姜鸣先生怀疑李鸿章1884年请奖折有浮夸报功的成分［102］，笔者颇为赞同。对李鸿章来说，表扬下属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表扬自己，请奖折之类的公文略有夸张自属恒情。但1884年请奖折也不可能大肆浮夸，洋人看法不同很正常，也应作具体分析。

      据姜鸣先生研究，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首届驾驶班毕业大考， 英国助理领事霍伍德（W．Howard）曾应邀参加考校，他事后在报告中说：被试30名学生中，前12名学生的回答很有才智，但随后学生的答题水平开始下降［103］。笔者以为，这一信息较为可靠。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水师学堂学生并非都是同辈中的翘楚，先天禀赋不同，后天努力有异，最终造诣悬殊，本属正常现象，学堂草创阶段能收拔十得五之效已属不易。令人诧异的是，霍伍德因有的学生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就联想到“三年间的教育花费被浪费掉了”［104］，等于将成绩良好

的学生一并否定，显然是以偏概全的结论。更有甚者，霍伍德进一步断言：“数百年来停滞不前的中国人的头脑，不适合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105］这显然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按其论调，中华民族大概永世不得翻身了，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对评价天津水师学堂的办学水平并无参考价值。

       1884年10月12日，“析津人”致书《申报》，指斥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吴仲翔聘请西洋教习不力，任用未有留学经历的船政毕业生“滥竽充数”，建议从速改聘洋教习，并改派本国精通西学、熟悉各国情形者担任总办［106］。显然，有留学经历的严复并不在其批评之列，按其文意，严复正符合充当总办的条件。

       1886年7月9日，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奏称：

       “闻天津学堂，章程可观，奉行不力，习业之时甚暂，嬉游之事恒多，提调不知，教习不问。”［107］值得注意的是，朱一新视留学生为潜在汉奸，主张普行停止出洋学习，思想非常偏激，其所指责的现象得之于

所“闻”而非所“见”，与御史“风闻言事”的职业特征颇为吻合，“教习不问”究竟是否属实，“教习”是否指严复，在没有旁证材料之前以存疑为宜。当然，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工作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大约1888年，赫德对严复说：、

       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108］

       严复对赫德之言深信不疑，３０年后仍然记忆犹新。严复既然认识到仅靠海军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的命运，自然不可能十分满意自己的差使。他“奉公之外，闭户寡合”［109］，潜心研读西学著作，1885－1893年间还四应乡试，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甚至也挤占了正常教学时间（如回闽应试）。甲午战争爆发后，严复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的启蒙事业，一度打算舍北之南投靠湖广总督张之洞。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严复的许多同窗壮烈殉国，200多位门徒也伤亡过半，赫德的看法不幸得到印证，这对严复是绝

大的刺激。此后，严复更不安于现状，1899年11月21日，他为在总署谋一职务，赴京活动七日，所图颇有头绪，而最终未能如愿。不过，天津水师学堂主要培养实用人才，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大专、本科院校层次，并非研究型大学。严复随着教学经验的不断丰富，对自己承担的课程早已驾轻就熟，当不至于科举应试、研读西学著作而抛荒本业。

 

注释：

    ［1］［4］［24］［35］［41］［43］［46］［48］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216－217页。

    ［2］［6］［9］［10］［11］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光绪乙巳（1905年）金陵刊本，第16卷第21页，第19卷第12、20、28页。

    ［3］［33］福建船政局编：《船政奏议汇编》，光绪戊子年(1888年)开雕，第18卷第18页、第31卷第25页。

    ［5］ 李鸿章：《与李凤苞书》， 转见徐建寅著《欧游杂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59页。承蒙姜鸣先生提供这一资料线索，谨此致谢！

    ［7］［8］张佩纶：《涧于日记》庚辰上，丰润涧于草堂张氏石影本，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