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术与政治艺术的差异


政治权术与政治艺术的差异


    什么是权术?《辞海》中说,“权”为权宜、权变,即衡量是非轻重,以因事制宜。“术”为手段、策略、方法、心术。权术就是权变艺术。从其本意而言,权术最初并无贬义,它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通办法、灵活处理的手段,是一种智术。

    权术一词,有宽、狭两层含义,从广泛意义上讲,它与谋略、计谋、策略、智谋、手段等词相近。“权”,原意是指古代衡器及其称量行为。“权”的特点是根据不同的重量随时移动秤锤以保持平衡,即所谓“权,然后知轻重”〔1〕。引伸为审时度势,因事制宜。因此,权术的本意无非是指一种灵活运用的谋略、手段而已。由于它的“用武之地”主要是在政治斗争的场合,因而使“权术”一词获得了其特定的狭义即“政治权术”的专有含义。在日常语言中,上述宽泛意义多以谋略、计谋等称之,而“权术”多指政治权术。

  权术在历史上曾经被赋予贬义的时候居多,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权术的贬义色彩呢?概括地说是根源于权术运用者的所处立场、思维原则和方式。特别是统治阶级从英雄历史观和唯心诡辩论出发,仗权依势,权衡是非以自我实现为原则,应变之术不择手段。因此,权术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内涵。三国时候曹操与刘备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是权术斗争的一种经典体现;明朝初年的朱元璋“杯酒释兵权”是皇权巩固的权术经典运用;满清一边为赤胆忠心的关云长立庙祭祀,一边大起文字狱杀尽汉族人的文化精英,为巩固满清统治耍仅权术打断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战国时期的韩非基于人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把君臣之间看成是一种“上下一日百战”的关系,而臣又是君民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君主治民的重要工具。他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为了巩固君权、贯彻法令和加强吏治,都需要“术”。他主张“抱法处势”,认为“法、术皆帝王不可一无之具”。韩非给“术”下过一个定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入主所执也。”从这种观点出发,历代的权术家们凭借强权玩弄权术,或以言废法,以言代法,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至上,不容忍任何有损于自己利益和权威的行为;或仗势欺人,以势压人,耍弄鬼蜮伎俩,阴谋瓦解对立面,排除异己,清除障碍;甚至使用包括生杀权在内的种种残酷手段,了结对方的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

    从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出,权术在以往的社会中经常扮演着“假、恶、丑”的社会角色,承担了为统治阶级尽忠、尽责、尽能的历史使命。权术对民众而言,意味着残酷、欺骗、愚弄和背信弃义。大权术家无不是大阴谋家。现代意义的权术专指统治阶级依仗权势而玩弄的计谋和手段,关于权术的说教也成为了“厚黑学”,权术已经从最初无所谓善恶的智谋之果,蜕变成为假、恶、丑的化身。

   
    案例:李世民谋嫡夺权的权谋艺术

    《春秋》里写道: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这大约从西周初期已经出现,到齐桓公与五国加上周王会盟于葵丘而形成制度,于是便有了“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的准绳,完全给予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先天优势,并成为以后皇位继承的主流方式。从此多少人为了这个失衡的天平而绞尽脑汁,出尽权术。

    唐高祖李渊生子四人,到大唐开国后存世者仍有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幼子元吉三人。由于李渊饱读儒学,熟知经典大义,在册立皇太子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有功于国的长子建成,并时时刻刻极力维护自己的选择与决断。太子李建成不仅性格仁孝忠厚,既不忍刃杀兄弟,也能孝颐父母,同时还颇有计谋。在晋阳起兵初期,即奉父命串其弟世民西渡黄河攻城略地,节节胜利,不仅鼓舞丁李氏“家兵”的士气,更重要的是为唐军西进长安扫平了道路。立为世子初期,除坐镇后方,经营粮草军资外.并多次亲征深入河西平定割据政权、抗击突厥贵族的入侵,把河西走廊收人大唐版图内,并率李元吉亲自出征河北,削平窦建德的叛乱,采用孙子兵法,取以攻心为上的策略,在地方施行自窦建德反隋以来即有的轻徭薄赋政策,重用建德集团人士,收拢河北人心,轻而易举地把几度转脸向背的河北地区变成唐政府稳固的前沿“后方”。尽管如此,他尚能友好地对待与之抢嗣位的同母弟秦王李世民,深得仁厚之誉。除大臣谋士支持他的储位外,后宫诸妃无不为之呼吁,这都坚定了李渊的决心。

    当李世民看到通过和平夺嗣无望后,便一改过去温情脉脉的表现,转而依仗秦府兵甲的优势,公然发动了玄武门兵变,亲手射死其嫡兄太子李建成,目睹尉迟敬德手刃其母弟齐王元吉。前人对其这出“执弓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多有微辞。李世民全部歼杀建成、元吉诸子女,这和不忍杀掉他的建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害得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为了擦掉他满脸的鲜血和人血映红的瞳孔,只有说什么“大礼不顾小节”,武力迫使李渊立其为太子,嘱之一切军国大事,悉听其节制、处置。仅两月之后,高祖在不得已中禅位于李世民,自己只好去做有名无实的太上皇,只有在后悔自己当初不能断其该断的犹豫和力求平衡中痛恨终生。

    可是夺了太子嗣位和皇位的李世民,却不敢掉以轻心,他深知史臣的笔墨使一件件丑事都留给后人评参,所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逼迫魏征等人违例地拿出太祖、太宗实录来“御览”,并强令照其意修改,又一次为他的后人开了一个恶例,害得后世的治史者也不敢轻信唐代的正史与实录,成为历史的憾事。除此之外,李世民还无关痛痒地重新追封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为他们隆重发丧,还虚情假意选择自己的儿子过继到已成死鬼的建成、元吉名下,以承嗣祭祀这二位亡兄弟,虚伪得让世人与后人一并发呕.假若其真的有些人性,杀掉竞争者建成、元吉以后罢手也就是了,于那些无辜的幼儿又有何罪呢?当时的亲亲加恩想法跑到哪里去了呢?此中的意图无非是想声明一下李世民自己的孝悌仁让所在和“不得已”而为的“窘境”。这还不算,受正义之神和冤死鬼索逼无奈的他,只好让尉迟敬德、秦埔二位在夜幕降临前便侍卫门前保驾入睡,最后发展成后人门神上的持枪、刀武将,这或多或少也可显示一些正义与非正义的纷争。一直到死,李世民嘴中念念不忘的就是强调嫡长两字;尤其在他本人选立太子时,更是充分表现了做了婊子后而又高立贞节牌坊的嘴脸,可见他心虚得厉害。谁知他的儿子太子李承乾也不是孬种,竟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联络大将侯君集等人,预谋在宫廷与东宫内重演一起乃父当年夺位的把戏,然而命运却不如其父好,在事情败露后被废.尽管如此,重现的往事已足以让李世民心中惊悸不安,最终也死在对此事无可弥补的失望中,并在后天冥界细数着他的儿子及其儿子的子孙们一代超越一代,效法他本人来发动一起起“推刃同气”的宫廷政变.此正是李世民的遗毒与可悲处,抱影不离本身不亦悲夫!

    古人常云,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有人让手边的机会溜走,守着的东西让别人从怀里夺走。这样的人很多,李建成算是一个。他明明是嫡长子,皇位就是他的。李世民再有才,只能当个秦王而已。况且建成已被立为太子。但煮熟的鸭子还是让它飞了,而且还搭上卿卿性命。李世民虽有大功,也不能夺兄长之位。但千古之功过,世人自有公论。世民就是比建成强。他文韬武略,无不精通。并善笼络人,很多才智之士都舍弃太子,投到秦王府下。这就是李世民的过人之处。世民先引蛇出洞,让建成先反对他,然后再做出“正当防卫”的架子。巧做安排,在玄武门一决雌雄,把建成、元吉全部杀掉。李渊四子,元霸早死,建成、元吉又遭不测,不立世民又会立谁?何况世民羽翼已丰,早已按捺不住,让李渊早早退休去做太上皇了。

    李世民用尽权术夺得天下,虽然落下不忠不孝不义之名,但其确实有雄才大略,开创出贞观之治,成就了令后人仰慕行唐雄风,也算将功补过了。


    案例:苏绰用贪官的政治权术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三日三夜。其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 ,才能巩固政权。”
  
    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 “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政治权术的艺术。”

 

    用贪官,以结其忠,

  罢贪官,以排异己,

  杀大贪,以平民愤,

  没其财,以充宫用。

  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宇文泰击掌再三,连呼曰:妙!妙!妙!

    北周宇文泰奠定国基,用苏绰之谋用贪官执政,结果是整个西周仅仅立国24年,就换了5个皇帝(公元557年—581年),被隋朝杨坚灭掉。


    政治艺术与政治权术

    政治权术如前所述,运用好了犹如艺术。政治活动同样需要高度专业化,需要艺术和技巧。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也要经过学习和训练,并且通过实践来提高水平。但是,政治艺术与政治权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政治的艺术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形象的设计与完善。任何一个政治实体或政治人物,都必须认真考虑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因为政治形象关系到社会评价和权威的形成。要根据法定职责和民众诉求来进行形象定位。在现代政治实践中,廉洁、高效、民主、人性化的政治形象最受欢迎,而专制、腐败和无能的形象,理所当然地遭到普遍的否定。当然,政治形象不仅仅表现为艺术性,还关系到政治活动的根本宗旨;
    二是政治语言艺术。政府发言人和政治家在公共场合的语言十分重要,往往会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因而必须谨慎小心。民众最反感政治语言中的“假、大、空”现象,也不喜欢公仆们信口开河或枯燥乏味的说教。要使语言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就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认真准备,不断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

    三是政治行为艺术。主要是依法行政,行为讲究规范,并且要勤政为民,深入社会,倾听群众的呼声。在政务活动过程中,不能滥用权力,也不能推诿责任,要热心为百姓办事,改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

    四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艺术。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政治主张,相互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妥善处理各种矛盾,避免激烈冲突,保持社会的稳定,这就需要讲究科学和艺术。要因势利导,平衡利益格局,充分发挥社会调解组织的作用,并且坚持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政治权术与政治艺术一字之差,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有着根本的不同,其根本就在于,政治艺术属于阳,是光明正大的,公之于众的治理方法。政治权术属于阴,往往秘而行之。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政治权术一般不坚持光明正大,而是以阴谋诡计为手段。或是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或是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现代政治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而是用公开性取代神秘性,用严格的程序性取代随意性,用制度规范约束政治行为;

    第二、搞政治权术的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是将私利放在第一位。这些人往往怀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或是捞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或是排斥异己,拉帮结派。实践表明,手段的卑鄙往往是与目的卑鄙联系在一起的,一心为公者一般不搞政治权术;

    第三、搞政治权术者缺少诚实和信用,更多的是虚伪和欺骗。吹牛撒谎、欺上瞒下是政治权术常见的行为。为了掩盖丑行,权术者总是利用掌握的权力,封锁信息,愚弄民众。现代政治艺术是建立在取信于民的基础上的,并且千方百计落实民众知情权、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从而不断提高政治公信力;

    第四、政治艺术坚持以人为本,而搞权术的则以整人为乐。为了打击政治对手,不惜写匿名信诬陷他人,为争权夺利而攻击别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治生态极其恶劣,导致人人自危。整人现象历朝历代都有,在封建社会甚至受到鼓励,汉代的“术”的概念大概就包含权术在内。只有在现代政治规则中,整人政治才真正丧失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