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楼市多头最为自信的是，中国当前正处于农民市民化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因此，刚性需求将成为支撑楼市的基础。《人民日报》日前描绘了农民市民化的成本，买房可能是最大的成本：林涛以前基本属于“月光族”，年龄大了有紧迫感，又受到相亲的打击，24岁开始强迫自己攒钱。现在他每月的工资这样分配：房租700元、吃饭800元、通讯费100元、朋友聚会娱乐500元，其他支出300元。“每个月攒2000元，差不多攒了七八万元了。可房价上涨比我攒钱速度快多了。”

　　林涛的案例只是成千上万个准备在城市买房艰辛积累钱财的一个典型，农民想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市民，是中国千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梦想，这种梦想虽然很具体，然而却往往以悲剧结局。随着需求的增加，房价也在不断攀升，而且攒钱的速度要比房价上涨的速度慢很多。如今农村青年想要在城市落地扎根，要比以前的成本大很多。无论是通过经商脱农，还是通过升学入城，房价每上涨一个百分点，就让一大批人失望。

　　最近计划生育有松动迹象，调查显示，年轻人很多都不愿意生小孩，生小孩容易，养小孩难。住房因素当然是最主要的一项约束，不仅大陆如此，台湾也好不到哪里去。台湾27日公开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台湾20岁到39岁的青年群体，仅6.4%的人靠自己的经济能力买房；当中以台北置业最难，在台北市受访的青年群体中，65.8%的人坦言因为买房压力，考虑不生或少生小孩。房价问题影响不仅仅在于当代，还影响了后代的生育问题。年轻人买房，透支一个家庭的财富，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对于啃老族的接受程度很高，也说明了住房这一项影响了几代人的正常生活。最近有媒体报道称，有一位叫安大爷的，为了他北漂的儿子整日满面愁容，可是机选中奖了，他大方表示“马上为儿子在北京买房。”买房靠彩票，实质上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越行越高的楼市中，农民工买房或者从农村而来的年轻学生买房，需要靠运气。没有房子，似乎就无法结婚，无法结婚也就无法生育下一代，安大爷等人不仅仅考虑儿子的幸福问题，还要考虑子孙后代问题，这也许是这个时代老人们的一种“时代病”吧,，如果下一代因为无法无法要小孩，他们心碎了无痕，其实，这种风险并非仅仅止于百姓，还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以及未来指向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知道，当前新生代的农民工和大学生们已经回不去农村了，并非他们不愿意回去，而是各种客观原因所致。不少人认为，这些人不想回去，事实上，从表面上来说，他们有回去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在现实操作中很难实现。他们的归宿在城市，因此，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发展中小城镇主要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的出路和归宿的，这也是符合农民市民化的规律的政策。

　　我们在2009年时曾经积极提倡建设公租房，并将农民工和刚刚毕业大学生容纳进去。当前最困难的群体是蚁族，即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长期居住简陋的农民工。这些人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军和后备军，居住条件很窘迫，他们需要的是不是财富，而是救急用的临时性房子。很多蚁族聚居的地方，已经被限制，因为很多蚁族的居所都符合群租，这里是在治理的范围之内。没有人愿意住又小又乱的房子，对他们的采访中，可以能够鼓舞他们留下来的唯一理由在于梦想。这个梦想实质上是很虚无和盲目的，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否者，一个城市就后继无人，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没有活水的流动，这个城市就沦为死城。如今，公租房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保障房项目了。增加穷人资产性收入主要是多搞廉租房建设，搞公租房，多建小套型，能够减轻老百姓的支出，增加老百姓的福利，减少他们的生活成本，同样是解决高房价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