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早就成为“老大难”的问题。来自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立案调查信息披露案件46起，是去年同期的3倍。信披立案案件的增多，其实意味着信披违规案件的增多，也意味着信披恶劣案件、危害程度大的案件的增多。对于这一现象，监管部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既然是违规，当然有利益获得者，也必然有利益受损者。毫无疑问，在诸多信披违规案件中，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往往是最后的赢家，而总是处于弱势的广大中小投资者则成为埋单者，这一股市“潜规则”至今也没有“被改变”。从对违法失信行为的“零”容忍，到监管部门频频出重拳打击信披违规行为，体现出市场监管的进步。但是，近年来信披违规案件日益增多，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的事实说明，不仅严打的力度与深度远远不够，并且还凸显出在防范信披违规上，无论是制度建设、市场监管还是在投资者利益保护上，我们均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绿大地、万福生科等“勇于”在信息披露上造假，敢于以欺诈的方式实现上市，其欺骗的是整个市场，但藐视的却是法律法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然而，违规者所获取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通过造假上市，绿大地的何学葵窃取了超过4个亿的巨额利益，而万福生科的龚永福夫妇即便是“归还”平安证券代为补偿的1.79亿元资金，如果最终万福生科资产重组成功，其获利同样是惊人的。

        在资本市场中，最现实的是利益，无论是投资者，还是造假者、信披违规者等，都是为了逐利而来。因此，防范上市公司的信披违规行为，重在从“利”字上着手。如果违规者最终的所得远远小于被发现后的所失，也就是说违规成本大幅度提高后，至少能够做到严惩违规者，警示后来者的目的。以往上市公司信披违规，监管部门频频一“谴”了之不起效果，其根源亦在这里。

        笔者以为，防范上市公司信披违规行为，须从多方面入手，多举措并举以形成合力才会取得实际效果。其一，信息披露违规实行“一票否决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如果发生信息披露的违规行为，对其董秘或董事长实行“一票否决”，可认定其董事长或董秘为“不当人选”。如果最终事涉董秘或董事长的“宝座”，上市公司对于信息披露还会敷衍塞责或马虎其事吗？二是如果上市公司信披违规，在今后欲实施并购重组时，即使是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也要禁止其划入豁免/快速审核的通道，而是划入审慎审核的通道。

        其二是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于信披违规基本上都是一“罚”了之。罚款几十万元或者是像绿大地那样罚款上千万元，对于其获取的巨额利益灰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因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对现行法律法规重新进行修订，在大幅度提高违规成本的同时，在日常监管活动中，亦要采取顶格处罚的措施。比如，如果对《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进行修改，规定欺诈发行上市的，一经发现立即启动退市程序，由造假者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并严禁其退市后通过资产重组、借壳等手段实现重新上市。若此，今后“绿大地”、“万福生科”们还有“腾挪”的空间吗？

        其三，推出集团诉讼制度。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维权难等是中小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护的另一写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出现违规行为，无不损害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然而，更多的时候，其只有默默“埋单”的份，奋起维权的并不多。如果推出集团诉讼制度，维权难的状况将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中小投资者的维权利器，集团诉讼制度在更加方便中小投资者维权的同时，也无形中加大了打击信披违规的力度，也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时的自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