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中国经济的前行灯塔？
研究一个经济形态，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应从实际对象的真实状态与行为出发。如果我们连决定中国经济状态与行为的对象都因为概念固执而搞错了的话，那么，研究真有意义的中国经济的课题将无法展开。
中国经济的明灯从来都不是科斯之类，这些家伙对中国这样一个市井社会的实质性影响从来都是微乎其微的，当然，更不是总是企图倒转乾坤的所谓经济学家，而是能够真正做到未雨绸缪的政府意志，至少政府是这样在做并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主导经济方式与发展的方向。
这虽极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概念与秉承西方经济学的圭臬，但这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不论你是愿不愿意这样看。在意图对中国经济的实质状态进行观察时，一个真实的状态无疑将胜过一万个至高无上的经济学概念。可惜，这个主导中国经济的政府意志也不得不在摇晃、犹豫与无为之中渡过了一个个的艰难时光。
事实上，与其说是科斯创造了中国企业经济奇迹，还不如说是中国政府时断时续的清醒头脑之表现创造了经济一次次起飞的奇迹。因为在中国，并不存在科斯经典研究意义上的企业及社会成本控制的理性气氛，但这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一次次被高涨的投资大火烧得滚烫。中国政府颇具适时投机与耐心等待的双重素质，这一品质或在不得已之下反倒大获成就的运气，铸成了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发烧，而这种颇有节奏的高涨与低谷既为中国经济筑起了必备的防波堤，又为每一次国际经济大冲击到来时的中国商机注入了足够的动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朱榕基的铁腕调控既建立甚或首创了一系列必要的经济制度基础，又为中国经济的再一轮起跳腾出了足够的回旋与短暂倒退助跑的余地，从而得以开始展开起飞的空间。而这一点还被后来较为放松的经济时代所蓄意利用，并且这一弹性利用还在所谓“国进民退”的惯性做法中有些走过头了。于是，这才导致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继续过热，并在投资繁荣的助推之下，一直走到不得不出手调控的地步。
上一届政府后期的房地产调控，实际上因为为时已晚，而不得不兼及行政调控手段。因为中国经济的此次不合时宜的偏差，已经越过了政治与社会安全的边界，于是，这一次调控及其对整个经济姿态的重新审视，不得不运用行政手段并延续深入至本届政府的经济决策期内。其实，诸如中国经济这种非常规神秘力量，其受人关注并倍受诟病的行政调控政策并不重要。
中国政府经济在2010年至2013年之间，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性改变的是财政收紧与金融管控，而这一政策的实行却是不动声色的，而且是倍受赞扬的。中国政府经济在这三年中，又一反常态地做回市场经济课堂的优等生。政府经济在房地产行政调控与稳增长烟幕弹的掩护下暗渡陈仓，完成了使宏观经济从恰好做反向了的错误姿态上调转头来。压产能、调结构、消化不良资产、降低投资及金融风险等，全都反过来，中国政府经济终于在这一痛改前非的三年调整期中，与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经济状态调适成一致的同向水平状态。
中国政府经济的这一最新成果，在美国扬言要退出QE之后，成功地顶住了热钱的大退潮就是一个明证。它证明了两大极有意义的问题，其一是政府财政与本国金融抗风险的经济主权能力的大幅增强，其二是以印巴俄的货币政策的溃败证明，2010年以前的金砖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反向经济状态表现既是危险的，也是一个普遍现象。由此看来，中国当时的不良因素的积累主因还是国际性的，政府的一时麻木与木讷并非主动性经济失策。
但更能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本质的事件，恰恰就发生在这一极其重要而敏感的时期。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提早知道中国政府在上一届后期就已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在世界经济风向中，正处在并不正确的姿态上。于是，政府开始调整，并且，这一调整至少已进行了近三年。
现在的中国政府可谓是囊中充盈，从中央到省级财政，大都是腰缠万贯。中央财政早就拧紧了钱袋口，这几乎就是貔貅般只进不出的抠门儿劲头，从而让钱财再一次拥挤在天上。钱往高处走的效应还发生在只要还能继续演绎下去的所有地方。于是乎，省级财政也必然会被左倾意识浓厚的官员们，东施效颦地照抄中央财政的做法。
与此同时，中国多数区县财政在08年就开始了收紧钱袋的政府运作，但收效并不明显。区县财政的底气本来就不足，加上在本质上缺乏政策调整空间与经济资源利用效应，其必须应付的，沉重的“吃饭财政”压力与经济指标要求使其更加步履为艰。对区县财政的更为沉重的打击是城市化建设的连片拆迁运动，这一看似愚蠢的城建运动并未能随着经济发展速度而放缓脚步。由区县财政承担的城镇拆迁补偿的钱袋子往往入不敷出，左手持续的巨额支出往往得不到右手挂牌出让的及时回笼。省级政府利用对其直属国企资产的调控，往往把已拆迁的建设用地储备起来，并作为资产运作与调整经济发展方向的投融资努力，使其财政收益状况日见优化。省级政府的这种拿来主义的手法使区县财政更加不堪，中央与省级政府对区县财政的这种两级分化趋势，正在加深中国政府经济的基础单位财政的日渐枯竭趋势。说到底，它们是GDP政绩体制与中央与省级双重挤压效应夹击的结果。
事实上，区县财政中相当的部分，需用未来十年的收入偿还现有债务的阵容，已强大到不可忽视的地步，它们即使没有过半，也已达到值得充分关注的程度。可更值得关注的却是，碰巧就站在这些已濒临悬崖危急状态的区县身旁的省级财政，却富得流油。不仅为发展而大动干戈的城市建设从来就没有松懈过，区县政府的拆迁补偿支付能力已几乎油尽灯枯，但土地在被拆迁补偿以后的储备制度却为省级财政大幅敛聚资金洞开了方便之门，而且，由此派生的建设工程又日益上收至省级以上。
当然，中央及省级财政的宽松状况有利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风云变幻，但区县财政的窘迫处境确已达到极端严峻的局面。即使是1/3的区县财政的负债水平可以追溯至未来十年的财政收入之和，但这一系统性风险的不能有效化解将危及整体经济继续健康的发展。
倘若最终不得不走由省级财政在事实上托管区县财政的，在发展中自相矛盾的道路，则中央及省政府就该及早出手，系统性地解决其中关键问题。比如区县债务与资产的盘活；新增建设规范，包括建设责任制的重新制定与出台；城镇建设用地，包括市政建设用地指标管理及责任惩罚制度的修订；政府发展与调整考核指标体系与管理监督制度的建立；政府经济责任的相关经济法规的系统修订等。
当我们不宜增添经济发展新动力或新题材，而只宜着手解决存量盘活问题时，艰难的经济煎熬就将如一个漫长的黑夜而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存量巨大，诸多经济形态因逻辑上的冲突而举步维艰，就此，转型调整所需的腾出手来，与轻装上阵所需的心态与状态的良性化形成谈何容易，于是，政府经济基础开始在纠结之中酝酿和集结风险。
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风险的集结与经济减速既然不可避免，那么，还不如勇敢地承担起政府责任。在中国，现在才跑来咬嘴该不该由政府来继续主导经济将毫无意义，不然，空谈市场化理想目标并盲目崇尚西方企业经济学所谓的灯塔型巨匠的卖力鼓噪，既显得荒唐可笑，又将贻误真能促进经济进步的转瞬即逝的机缘。
非常遗憾的是，多研究点问题而少谈论些主义的胡适定律至今仍然有效，我们这种不幸的宿命，不是随便发动几次对市场经济神化学说的朝圣，所能改变的。
老夏
201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