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农民，士阶层成为社会中坚，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大多数时候处于社会边缘。“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这个文明将农业文明发挥到了极致。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变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架构，之所以没有办法从中国文明内部生发近代工业文明，应该从士农工商四民结构中寻找原因，从商业资本始终无法获得充分发展，商人阶级始终无法成为社会中坚中体会中西社会异同。所有这些，当然也是中国走到近代不得不面临的困境，一个没有社会中坚的社会毕竟没有办法建构稳定秩序，更不要说持久的稳定。这个社会中坚阶级，到了近代，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

　　近代中国的先富人群

　　商业资本在中国农业文明状态中并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仔细阅读《史记·货殖列传》，读中国商业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人的商业天赋在那个时代无与伦比，因为在漫长的“前近代”犹太人的商业天赋还没有获得充分发挥。

　　但是，中国人的商业天赋没有使商人成为社会中坚，也没有让商业资本成为社会财富中的重要一极。为了维护中国农业文明体制下的社会稳定，中国在进入帝制之后，持续性打压商业资本，遏制商业资本发展，将商人贬为四民之末，近乎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

　　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一样，并不是不需要商业流通，不是的。庞大的帝国体制同样需要商业，需要流通，但是农业社会以及与之配套的帝国架构，将一切关涉国计民生的商业，一律交给政府，由政府垄断经营。这个政策开始于西汉武帝时期那次著名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盐铁会议”。《盐铁论》讨论的结果不仅为武帝时期寻找到了发展动力，而且为此后两千年帝制时代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模式。

　　盐铁官营在两千年帝制时代并不仅仅指盐铁，事实上，只要政府愿意，就必须交给政府去垄断，那个时代的商人在政府垄断之外做些补阙拾遗的功夫，依然能将商业做成一个职业，将商人做成四民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已经相当了不起。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曾充满自信地说，假如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一定会自己成长起来，构建自己的近代社会，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

　　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当然没有结果，因为历史没有办法假设，西方资本主义还是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进入中国，改变着中国的一切。

　　西方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一套全新的经营模式、经营理念，资本不再是政府垄断，政府也不再靠专营去谋取利益，政府的责任只是保护商业正当发展，保护贸易交往的自由主义原则，自由贸易一旦遇到强权、封闭的干扰，政府必须敢于出手，敢于为商业资本不惜一战。这就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商战”。

　　中国确实是被动卷入近代的，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进入时，并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商业资本，更不存在一个政府之外的资本家阶级。两千年重农抑商的政策指引，一千年科举制度的利禄诱惑，几乎将中国社会全部精英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即便有些因各种原因游离体制、脱离体制而赚钱的人，他们只能被称为“有钱人”，很难被视为资本家阶级。在五口通商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直至甲午战争结局的《马关条约》，中国社会内部只有富人、穷人，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是中国社会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五口通商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大批“先富阶级”无法被视为中国资产阶级，这并不是他们不想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因为他们的“原罪”，因为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在那个时代主要的还是凭借着体制，他们只是一批凭借与体制的特殊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是政府工程的承包商、分租者，离开了政府，他们什么都不是；紧跟政府，他们就是一批有钱人。这就是五口通商后，甚至三十年洋务，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

　　对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先富阶级”走过的这条路，后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并不隐晦。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战》中明确承认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没有官僚的介入，没有政府的参与、主持，洋务工业根本不可能起步。他甚至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第商务之战，既应借官力为之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借官权为振作”。

　　郑观应是那个时代最明白的人，他知道中国资本主义必须发展壮大，知道资本必须有个家，资本不能成为“资本家”，就无法摆脱资本对权力的依赖，就没有办法发展真正的自由资本主义。所以，一个健康的现代中国，不是鼓励一部分先富，而是要创造制度方面的方便，让拥有资本的人成为资本家。只有让资本家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一个全新的社会体系才有可能建立。

　　近代中国的“中坚阶级”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外部压力推动下，放开了资本市场，既然外国资本可以堂而皇之进入中国发财，当然也就没有继续阻止中国资本家阶级成长的道理。甲午战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先前半个世纪中国人想办而办不成的事情，比如修铁路、开矿山等，都在那之后几年很快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获得了巨大发展。

　　资本家阶级的发展，渐渐必然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意识到财富不能再像过去时代那样被政府随意剥夺，就必须要有一个制度保障。资本需要主义，而这个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中国只有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才能有效保障资本的安全，才能让资本家安心赚钱，合法赚钱，才不会像传统时代那样，富不过三代，失去资本持续增长的心理动机。

　　由此观察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直至1898年秋天逆转，中国社会的变革，最大的或者说主导性的变革，就是尽量从制度层面为资本的安全性提供保障，中国政府下了最大决心，要改变先前几十年洋务时期有国家而无社会，有政府而无公民，有报纸而无新闻的困局；下最大决心释放社会，允许地方自治的尝试，允许新的社会组织、团体的自由成立，政府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允许民间办报纸，让新闻真正成为新闻，成为资本主义健康发展辅助。

　　先前几十年，并不是中国没有人看到这些问题。肯定不是这样的。马建忠早在洋务运动初起就明白告诉李鸿章，西方的富强并不只是坚船利炮，更不是那些声光电化，西方富强在其背后有制度、文化层面的因素。中国如果不能从文化、制度层面有所改变，不能释放社会，让社会“自发展”，那么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许多变数，还没有办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

　　马建忠之后，提出类似问题的中外人士多得是，但中国在没有经历甲午战争这样的全面失败之后，无法认识到这些建议的真价值。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那之前十几年就一版再版不断修订发表，看过的人也不计其数，但真正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还是在甲午战败之后被皇上“御览”，方才转变为中国构建新社会制度的资源。

　　归纳马建忠、王韬、冯桂芬，直至郑观应等启蒙思想家的全部看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从传统走出，走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郑观应那一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热衷者，非常清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保障，中国资本不是继续成为权力的奴仆，有钱人成为官人的账房，而且中国没有力量介入世界性的“商战”。商战不仅需要政府支持，需要政府为资本家的利益敢于大胆出手，而且中国资本必须自己有力量与外国资本、世界资本看齐，不弱于人。

　　资本主义制度是中国资本家的梦想，也是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的历史主题。反观维新、新政、宪政、共和，剥离掉具体内容，就其大略而言，无不在或多或少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不仅需要一个家，而且需要一个主义。

　　寻找新时代的“中坚阶级”

　　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之所以“超稳定”，主要是因为几项重要的制度支撑，除了遏制商业资本，不让商业资本成为社会动荡因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社会有一个社会中坚维系着社会。这个社会中坚，就是士绅。

　　士绅是中国社会非常特殊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人类历史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在其他国家或社会体制。中国士绅阶级的来源比较复杂，但大致上说就是士阶层与地主阶级的结合。换言之，真正的士绅既不是体制内正在担负着某种责任的公权力拥有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主老财，而是从体制内因年龄等原因退出，返回故里，返回乡村，将收入投入土地，但又不是像地主那样纯粹依靠土地的收益。士绅阶级的存在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中坚阶级。

　　进入近代，特别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具有毛泽东所说的软弱性、妥协性，但也必须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在随后的政治发展中，在资本主义体制建构中，依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从君主专制一夜之间转向共和，如果没有那时中国资产阶级—立宪党人的坚持，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至于后来国民革命进程中，北伐军所向披靡，很快从广州打到武汉，打到南京，建立新政府，进而取代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其实如果仔细分析当时的情形，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在关键点上，还是长江流域以及江浙地区资产阶级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决定了北伐军的进止，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还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固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读读胡绳晚年谈话录，我们就知道，公平而言，中国革命的成功，还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转向，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失望，转而期待共产党。这个庞大的中间阶级、中间势力，决定了中国革命在那么短的时间获得成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点看法，近代中国尽管没有建成一个完全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中国的资产阶级照样替代了士绅阶级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定海神针。

　　根据胡绳晚年的看法，中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抛弃国民党转向共产党，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官僚资本过分庞大，严重挤压了资产阶级生存空间，使资产阶级看不到希望，另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路径带给他们的希望，新民主主义成为那代资产阶级政治转向的根本原因。

　　胡绳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指引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在1949年之后确实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也使中国资产阶级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的信心，共产党不仅说到做到，而且确实比原来的体制好，这是1950年代初期中国资产阶级的一般感受。

　　资产阶级拥戴共产党在那时是真诚的，但是毛泽东没有善待这种信任。按照胡绳的研究，中共早就有长期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共识，在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之前，不会盲目向社会主义过渡。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在1953年突发奇想，宣布用十五年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在那种特殊环境下，过渡期比毛泽东的宣布还短，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快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似乎迅速进入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时期。

　　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士绅阶级，近代中国“半资本主义”状态，社会中坚是资产阶级。现在中国提前进入了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中坚阶级究竟是哪个阶级呢？

　　理论上，中国那时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中坚阶级。其实，那时还有一个补充说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于是乎，共产党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共产党员就是这个社会的中坚阶级，承担者传统中国社会士绅阶级，近代中国社会资产阶级的功能。从社会实践看，1956-1976年二十年社会主义试验，应该承认那时的共产党员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社会中坚阶级的角色。即便有个别的害群之马，并不影响这个特殊的人群去引领社会。

　　二十年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构造，所有的试验只是落实了普遍的贫穷。民粹主义的公平平等不可能带来真公平真平等，更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在一个普遍贫穷的国家很难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共识。于是有改革开放，有了新的“先富阶级”。这是过去六十年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

　　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是巨大的，但对社会稳定来说却是空前的困难，共产党员不再具有乌托邦试验年代社会中坚阶级的意义。不论这个队伍如何庞大，毕竟这个群体不存在普遍的共同利益，更不可能由他们去引领社会，稳定社会，示范社会。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修正纯粹社会主义的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往后退。往后退就是往前走，往后退多远，就是往前走多远。但是，由于意识形态障碍，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社会阶级的调整为资产阶级正名，更没有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在制度层面名至实归。中国的新富阶级既不是传统社会的商人、士绅，也不是近代中国曾经辉煌一时的资本家、资产阶级，而是演变成什么企业家、实业家。其实，企业家、实业家这些概念本身相当有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如果不能名正言顺，中国如果不能重建一个类似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架构容纳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困局刚刚开始，中国社会问题也刚刚显露。执政党应该实事求是为社会正名，为资本家正名，应该履行当年的承诺，让资本主义在中共领导的体制下发展更快更好。

　　从大历史看，中国资产阶级困局必须打破，也肯定能打破；中国必须重塑社会中坚阶级，也肯定能够重塑这个阶级。一个没有中坚阶级的社会不可能稳定，更不要说发展。为资本家正名，为资本主义制度背书，可能是这一代中国人无法躲避的事情。历史学将这个过程叫做无法跨越的“历史三峡”，或者叫做“卡夫丁峡谷”。用胡绳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晚年认识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用毛泽东头脑清醒时的判断说，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