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翔这本小说放在我这里，已经有两年了。

　　初读其中的几个章节，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但似乎又说不清楚。我知道王翔期待我能够为他的这本倾尽心血之作，说些什么；这反而成了我的一个负担，不知从何说起，就放下了。它躺在书桌上的书堆里，默默提醒我：无论如何也要说点什么。直到今年春节，才下决心要偿还这笔“心债”。仔细读了，依然感动，而且朦胧地感觉到，它不仅和王翔的生命，而且和我的生命都有某种说不清、理还乱的关联。这样的感觉让我既温馨又沉重，却又无法说出其中的缘由。直到今天早晨，随便翻到子平兄前几天送给我的《远去的文学时代》--这也是我的习惯：文章写不出就去翻闲书，常常无意间就得到灵感；这一回也是这样，子平的《小序》让我突有所悟：他所提出的“文学的时代”的概念，照亮了我和王翔的交往。

　　按子平的说法，“文学的时代”也即“启蒙的时代”，“文学所蕴含的反抗实存的力（摩罗诗力），它所追求的语言乌托邦（恶之花）”在某一历史时刻唤醒了人们，让许多人沉迷其中，又在另一个“历史瞬间倏然幻灭”。我知道，子平所说的“文学时代（启蒙时代）”主要是指20世纪八十年代，就时代发展的主线而言，这是确实如此的。但历史的具体进程可能要复杂许多。在我个人的经验里，尽管九十年代启蒙主义已经遭到普遍否定，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仍然在质疑中坚持。在90年代末、20世纪初，曾有过一次中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这场影响深远的讨论，首先自然是出于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主动参与，也显然有通过语文教育的改革，在青少年中进行思想启蒙、文学启蒙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重新唤回已经渐行渐远的“文学的时代”的自觉努力。我和当时还是中学生的王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识、相遇的。

　　我现在还保留着1999年9月4日写给东莞中学高一学生王翔的一封信，在此之前，我们还通过一次信。这一次他寄来了写的一些诗，我回信说：“你对北大的向往，对文学的酷爱，让我感动。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和苦恼。四十年前，我和你一样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也是这般焦虑和不安。我读了你寄来的作品，尤其喜欢《流浪歌手和他的梦》那一首。对‘远方’的追寻正是青少年时代自然有的欲望，如今却被可怜的物欲所取代，你还幻想着‘飞翔’，就很不容易了。我在中学时也写过类似的诗，叫做《迎着太阳歌唱》”。后来，王翔在海天出版社连续出了三本诗集、散文集：《飞翔的梦》、《期待的男孩：我和你》、《灯还亮着》，要我写序。我也因此读了他更多的作品，并在序言里，摘录了让我感动的几段话：“我不肯把自己的个性磨灭在枯燥的教条与题目中”，我的写作“仅仅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想向这个喧闹而冷清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走出狭小的天地，也走出陈旧的自己”，“想拥有一种大潇洒、大气魄的大快乐”；我“像一个极其饥渴的人，渴望着食物和水一样的渴望着交流和理解”；“要坚持必须坚持的，拒绝必须拒绝的”，同时不断“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我同时注意到王翔的老师马小平，这是一位文革中的知青，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也是一位自觉的启蒙者，他坚持和自己的学生平等对话，努力“走进学生的心里”，他和王翔之间有一次彼此都终身难忘的“泛舟夜话”：谈论各自的“少年时代”，倾诉各自的苦闷与困惑，把心放开来，畅谈精神与物质，瞬间与永恒，生命的价值，人生的选择-----。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王翔是在他的启蒙老师的引导下，在九十年代进入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的时代”：他对文学和人生的理解和追求，属于启蒙年代，前引子平兄所概括的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文学所蕴含的反抗实存的力（摩罗诗力），所追求的语言乌托邦”，都已经渗透于这位外表看起来如此文弱的少年心里，他后来和我相遇，并通过我进一步和鲁迅相遇，都不是偶然的。我遇到他，首先想到的是五十年代的自己，恐怕也非偶然：我和子平都认为，五十年代前半期和八十年代都是共和国历史上蓬勃向上充满理想主义的青春气息的历史瞬间。

　　王翔心在八十年代，却成长、生活于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这是命运对他最为残酷之处。八十年代自由读书的校园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应试教育的禁锢。于是，王翔以我们精心培育的“少年意气”作出了自己的反抗：有一天，他向家长、老师，也向我慨然宣布：他要退学，追求自己自由读书的生活。不知别人如何反应，我大吃一惊之后，就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我们这些自命的“启蒙者”，在努力唤醒王翔们时，却没有教会他们如何保护自己，在现实中求生存。由此而产生的负疚感和责任感，从此笼罩着我和王翔的关系，延续至今。他的生命因此也和我纠缠在一起了。我连忙力劝他：必须面对现实，无论如何也要有一个学历。王翔听了我的，大概还有马老师、家长的话，通过自学，终于取得了大学文凭；我又劝说他还要考研究生，并且具体建议他到北大附近来，边打工，边在北大听课，准备考试。王翔就这样走上了“北飘之路”，这在他人生路上又是关键一步。

　　我对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也非偶然：这又是我的一个理想主义的梦。1994年春节（那就是近二十年前了！）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住在北大附近“蹭课”的未注册的“旁听生”，我称之为“精神流浪汉”。这构成了北大风景的一个重要部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有，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其中一位来自贵州的偷听生的小说，并在《编后记》里特地介绍，称为“北平拉丁区的居民”。我在文章里则谈到1949年以后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这一传统中断了，直到改革开放，允许人口流动以后才得以恢复。我强调的是，“这批在北大旁听的精神流浪汉出现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商品潮’中，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精神的超物质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当大多数人趋向物质的享受（这本身也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也总会有人作出逆向的选择，更渴望精神的丰富；尽管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这样的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也会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而且有着重大的意义。我更由此看到了北大的独特价值：它正是、也应该是所有的中国精神流浪汉心目中的“精神圣地”。我的文章最后说：“在当今之中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已经是不合时宜，甚至是滑稽可笑的。但我们仍然要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文收《世纪末的沉思》）。我在新世纪初建议王翔也来参加这只精神流浪汉的队伍，自然是出于我的这一理想与信念：在我看来，这样的精神流浪汉的磨砺，对王翔的成长可能是有好处的。因此，当他来到北京，在北大附近安顿下来以后，我也很少照顾他：我不准备再扮演启蒙者的角色，一切应该让他自己去闯了。

　　但这回读了王翔这段精神流浪汉生活的结晶：这部题为《夜雪》的小说以后，我仍然有些自责：我还是把精神流浪汉的生活理想化、浪漫化了。王翔告诉我，还是我鼓励他写小说的，而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他们身上，都有着启蒙时代的精神气质：永远不安分守己，永远“生活在别处”。但时代已经大变，如小说中的人物所感觉到的那样：“那个弹琴唱歌，写诗做梦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真心去实践（生活在别处）这句话的人，或者死掉了，或者永远沉默，剩下不愁吃喝的文学青年在高谈阔论”。就是说，从表面看，似乎依然是“文学的时代”，但骨子里已经变味了。王翔们眼里笔下的“燕大”（现实生活中的北大），也仿佛一切依旧：讲座照常举行，讨论一样热闹，“校园里的才子才女依旧高贵地郁闷着，专业地思考着，继续走在成功的大路上”。这样的形式的延续与模仿，就露出了历史荒诞的一面，让人哭笑不得。王翔和他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在青春的尾巴上实践一个做了很久的梦”的真诚的昔日少年，更是陷入了尴尬：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心高飞着”，身子却“沉落于泥淖中”。一次次的挣扎，一次次的失败，一个个都成了“考研流行病”患者，一年一年又一年，物质与精神的折磨足够“毁掉一个人”。生活不断逼迫着他们“把读过的书彻底地忘了”，埋葬掉“心里的野兽”，无休止地告诫他们：“要实际一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别太信了”。他们被“封存在地下室里”，“望着无边的夜，心里忽然很坎坷”，仿佛“有个人在自己身体里哭，在里面泪如雨下”，终于忍不住大喊一声：“我快混不动了”。但他们心里很明白：“要打道回府，再规规矩矩过平常日子，已经很难了”。这样，被启蒙主义唤醒的王翔和他小说里的人物，就都走到了困境，不仅是生活的，更是挥之不去的精神绝望。

　　从另一个角度看，启蒙梦的破灭也就意味着对社会、人生，以及人性方面最为严峻与真实的一面的正视，这未尝不是一种清醒，这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步。于是，王翔们又面临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王翔的小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们绝望中的选择：没有因此走向虚无，颓废，没有沉溺于市侩主义、享乐主义，也没有成为怨天尤人、故作激进的“愤青”，而是像鲁迅那样，“反抗绝望”，积极、健康地生活着。按王翔的说法，就是“感受到绝望，同时也感受到绝望的虚妄，或者成为继续生活的一种力量”。于是，王翔和他小说中的人物，在经历了大悲大喜、大痛苦大绝望大荒诞以后，就进入了一种沉静状态：“心里很静，阳光一下就洒进了心里”，“夜静到极处，反而有一种潮水般的音响，在远远近近的澎湃”：这是一种生命的境界，也是一种文学的境界：老实说，我在当代文学中已经很少读到这样蕴含着精神的丰富的“沉静的文学”了。王翔将他的小说命名为《夜雪》，大概也就是要营造、暗示这样的文学氛围、气象。在久违了以后，我终于读到了让我静静地沉思、遐想的文字，这是王翔的人物，也是他自己的内心的独白：“人活着就应该不断地经历离别，经历创伤，经历许许多多各种乱七八糟的痛苦，等一个人积累了足够的伤痛，他也就积累了足够的坚强，他的鼓才打得够狠，他才能真正的摇滚起来。摇滚是你心里的东西，命里的东西，首先你得摇滚你自己的生活！”“还像从前那样，单纯，执着，不屈服，不妥协，而同时有了流水般的随和”；“把世界看得愈黑暗，对人事却愈有耐心”；“提笔之初他是愤怒的，而越往下写，他的心绪越是复杂。写到后面，他几乎是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情。他感到这世上的罪恶与他息息相关，他不能站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去批判和怜悯。他既是那个施暴者，也是纵容者和受害者”；“生活应该快乐。这世上有着许多的痛苦，许多的不公平。正因为如此，才更应勇往直前，仿佛与一个更广大的存在共呼吸”；“他看着这个世界。他知道，远方有人在战火中哭泣，有人在灾难中死去。此时此刻他眼前的世界是和平的，然而许多悲惨的东西被掩盖其中”；“他躺下来。五年，十年后，这里的池子，天空，树，还是老样子。在许多青春、爱情和生命都消失以后，它们还会是老样子”；“当初那个跨着书包走出校门的少年，已经离他越来越远。然而他仍在追求什么，他还在反抗什么”。还有小说的结尾：“雪灾过去了，地震过去了，奥运过去了，薛真（小说主人公）听说中国正在崛起，然而他看不清他所身处的时代。他知道无论身在何处，他都无法置身其外”。--这都是“文学时代（启蒙时代）”的回响，尽管不免凄婉，却是美丽的。这里有对启蒙的质疑和超越，更有启蒙精神的内化：王翔和他的人物一起走向成熟。我因此感动而欣慰。

　　这同时是新的彷徨、新的挣扎的开始。我又想起了子平兄《小序》里的话：“启蒙时代（或文学时代）已然远去，欢迎来到‘蒙启时代’即‘再蒙昧时代’”，“再没有大写的文学了，只有写作--办公室写作和广告写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问题：“身处后文学时代”，

　　“在印刷资本与教育产业的话语秩序中，在新一轮的太平盛世中”，“你将如何写作？”读了王翔这一本我所谓的“文学时代的回响”的小说，掩卷深思，就向王翔，向我自己，或者也向本书的读者，提出这个“往下如何写作”的问题。特别是我听说王翔的启蒙老师马小平在几个星期以前“走了”以后，就更感到一丝惆怅：从此，王翔必须独自面对一切新的困惑，一切新的选择，而且一切都依然没有答案。但似乎也还有一点“底”：既然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如王翔小说里的主人公所说，失去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那么，我们就还可以继续摸索探寻，一路走下去，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