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人们高度关注肃贪反腐，因为腐败问题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成为中国社会不断扩散的恶性毒瘤，严重地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与声誉，危及了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最终也可能使经济发展彻底丧失动力。

　　反腐肃贪，欲见成效，就应当大幅减少腐败的机会，大大增加腐败的成本。腐败近年来越演越烈，其根源在于政府的行政权利过大，对于经济干预过度，决策高度集中且黑箱操作，缺乏透明与制衡。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已是一个由国企、民企和外企构成的多元经济体，形成了多利益竞争的市场格局，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联系日益紧密。这意味着政府的功能与角色需要做相应的根本性转变。但遗憾的是，政府的架构与功能迄今基本上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指令主导一切的模式。从行业准入到项目审批、资金募集，再到具体产品开发或业务许可，几乎每一项经济活动都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逼迫企业家们为拿行政批文，求爷爷告奶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游说衙门。这种过时的政府模式不仅压抑了公平竞争与创新，阻碍了中国转型为充满活力的真正市场经济国家，而且滋生了大规模的腐败。

　　反腐肃贪的当务之急就是实行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担负起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和服务的重要职能，除了宏观经济稳定和超脱的市场监管，应当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大幅减少对于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严格限制任意的行政审批权力，废除大量陈旧的部门规章制度，增加行政决策的透明度。

　　反腐要见效，必须提高腐败的成本。光依靠执政党内部重振党纪，干部自律，与纪委查处的方式来遏制腐败，治标不治本，效果极其有限。贪官污吏前赴后继，究其因就是腐败的预期成本太低。腐败的所得扣除廉洁奉公的报酬，从事腐败被发现查处的概率，以及可能惩罚的严厉程度，都影响腐败的预期成本。其中，政府官员的较低薪酬是导致腐败预期成本过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上以薪养廉的经验值得借鉴。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基本上与商界专业人士的市场水平可比，目标是吸引优秀精英担任公职，并保持廉洁。这样，官员从事腐败的预期成本很高，包括名誉、地位、影响和直接的经济损失等，这对于事前抑制腐败有很好的效果。中国香港的公务员体系也以廉洁和效率著称全球。除了香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法治和廉政公署独立有效的反贪作用，较接近市场的香港公务员薪酬水平也显著地增加了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成本。香港金管局局长的薪酬待遇迄今为全球央行最高记录。

　　表面上看美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美国公务员和政府高官的薪酬相对于私营部门而言较低。但美国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旋转门，每隔数年尤其政府换届季节，就有许多政府官员纷纷离职到企业部门工作，反之亦然。这样的双向流动性确保了绝大多数人到政府任职的目的是公共服务而不是为了发财。

　　现在中国的反腐行动仍然单纯强调官员的道德品质与自律，忽略了官员普遍权力过大但薪酬水平相对较低的客观现实。有些做法，比如限制国企和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简直就是自欺欺人的形式主义，可能为腐败提供更强的刺激诱因。

　　以薪养廉必须以政府改革为先决条件。如果政府能够转变职能，打造一个真正廉洁、专业、高效，具有公信力的有限政府，那么将吸引一批愿意为民服务的合格官员，可以当之无愧地领受与其公共服务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相匹配的较高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