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著作，都将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来叙述。观察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既有利于我们观察社会文化的变迁，更有利于我们观察企业文化的演变。

　　马广海在其《文化人类学》一书的“语言与文化”一章中谈到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文化的表达手段和表达形式，因为文化把某种烙印加到与其相对应的语言上是一个极为自然的过程。文化对语言的这种影响作用集中地体现在语言的词汇层面上。这样将文化集中在“语言的词汇”上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日常中随处可见。王小妮在《南方周末》的“我们身上的暴戾”一文中说到一个场景就是这样：9月9日说新闻，随口把美国华裔航空小姐的遇难说成了“牺牲”，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用词不对，而更准确贴切的词没有及时跳出来。我把这个听来像口误的过程跟他们说了：“牺牲”二字直接从我的潜意识里溜出来，就像有大学生忽然说他家三代贫农一样，曾经的年代对每个人都影响至深。曾经的词语和意识里，不是正确就一定是错误，没有中性没有空间余地和弹性。正面的死亡就是壮烈牺牲，负面的死亡就是无耻灭亡，我的脱口而出就是一例。

　　假日旅途中看红日的小说“报销”，其中有一段特别好玩儿的文字：很多朋友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领导们（当然是一把手）写字写得怎么差劲，但是他们在发票上面写“同意报销”这四个字，绝对写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你叫书法家们来写，还不一定写出那种韵味那种境界来。大多数领导也承认他们这辈子写得最好的字，不是“为什们服务”，而是“同意报销”这四个字。这当然是千锤百炼的结果，用书法家的话说，那些发票就是平常练字所用的毛边纸。这一沓一沓的、一摞一摞地“练”，你说能写得不好吗？何况他们所“练”的就那么四个字：同意报销。

　　这种作为符号的语言，在人类学和语言学上也有一说。马广海先生说，国外语言学家在考察文化言语的影响问题时，提出一种“选择性注意”的观点，意思是说，在语言的形成上，“人们会无意识地选择那些对社会成员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务并赋予一定的语言符号。”无疑，“同意报销”就是这种“对社会成员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它代表着权杖，代表着威严，同时更代表着利益。

　　    文化对语言有影响，反过来，语言对文化也产生着较大的影响。而阐述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萨丕尔认为，人们不仅仅生活在事物的客观世界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该社会用来作为交际工具的那种具体语言规范的影响之下。真实的世界是在该族人的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的。他的同事和学生沃尔夫进一步延展了这种思想：客观现实只能给人们一些杂乱无章、川流不息的印象，只有语言才能是它们条理化，这种条理化并且能使操不同语言的人所理解的客观现实各不相同（见马广海上书）。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以及对所谓传统认识的深入，这种各不相同的客观现实，正成为许多人关注的核心。安波舜在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编辑语中，点睛般阐释了刘震云“绕来绕去”的故事，实际上也解释了上述的不同现实：“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往来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安波舜说，为了在精神上所有依托和慰藉，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

　　当然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际交流的增多，现实的语言以及语言映射的文化，总还没有让我们完全失望，因为向善的心总还是存在的。比如，我再三提及的德胜洋楼公司，就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德胜贬义词词典”。他们说，“因为德胜公司有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将以下带有官僚主义的词语列入贬义词词典，请全体员工谨慎使用，或者尽量不使用：带领、号召、汇报、率领、批示、亲自、请示、人才、审批、视察、拥护、指示、批字、伟大、崇高、卓越、杰出、光荣、重要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