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下降趋势已不可逆转，但目前经济减速过快，上半年7.8%的GDP增速可能已低于潜在增速。

　　尽管5月中旬以后政府放松政策的步伐大大加快，“稳增长”已成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但国际国内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尚未企稳，下半年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风险正在加大。

　　如果不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全年7.5%的增长目标可能难以实现。虽然政府不应以短期增长来牺牲中长期的结构调整，但是过紧的宏观政策所导致的经济减速过快，并不利于结构调整， 而且政府完全有空间采用既能稳增长又能调结构的政策来改善当前的宏观形势。

　　经济增速下行可能恶化

　　GDP同比增速在今年三季度会继续下滑至7.4%。受益于5月中旬开始的政策放松，四季度GDP增速可能略有反弹。但随着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持续疲软，明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仍将再次放缓。估计GDP增速将从2011年的9.2%下降到2012年的7.7%并进而下滑到2013年的7.6%。

　　判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几个误区

　　目前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误区。第一，错误理解进出口在GDP增长中的角色，低估出口疲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第二，对美、欧、日经济情况盲目乐观，对欧债危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第三，对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力度和效果期望太高，忽视经济结构变化对政策有效性带来的影响。过于强调结构改革，忽视熨平宏观经济短期波动的经济政策；对房价反弹过于敏感，过分强调控制住房需求而忽视增加供应。

　　政策放松未必和结构调整相矛盾

　　部分宏观政策的放松和调整不仅有助于在短期内稳定增长，而且能够提高效率和调整结构。

　　过紧的政策和调控本就未必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放松一些过紧和不恰当的调控本身就是结构调整。还有，有些重要改革不能在中短期推进的情况下，放松一些调控是次优选择。

　　第一，增加城市土地和楼市供应。

　　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存在很大泡沫。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的早期，实际城市化率不足40%。房价上涨过快主要是由限制城市扩张，商品住宅供地严重不足，地方政府最大化土地出让收益以及税费过高所造成的。与此同时，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权益不能转让，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恶劣，但农村住宅和宅基地则大量浪费。

　　中国房地产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扩大城市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的土地和新房供应，同时通过土地改革给予农民可转让土地的权利来释放闲置宅基地。也许在京沪等一线城市可通过限购给楼市降温，但在大部分中小城市则无必要长期执行限购政策。另外，在预售制方面，虽有改进必要，但在中国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不能提供有效融资的情况下，贸然取消预售制必会大幅减少新房供应，导致房价暴涨和经济增长硬着陆。

　　第二，降准和调整75%存贷比红线。

　　在货币和银行信贷方面，目前的大银行20%、小银行18%的准备金率有很大的下调空间。央行已经意识到，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波动过大的银行间利率在2011年对中国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所造成的伤害。尽管自去年11月以来央行已经三次降准，但目前短期银行间利率比一年期的存款利率还高。

　　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我们也许可以寄希望于金融改革来增加中小银行的数量，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事实上中国银行业集中度已在很多发达国家水平之下。

　　在我们看来，中小企业借贷难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缺乏银行之间的竞争，而在于过度和过严的管制。准备金率过高导致银行间利率过高，中小银行拆入资金的成本上升，而这些成本又被转嫁到中小企业身上。75%的存贷比红线和严格的信贷额度，限制了股份制银行和一些城市商业银行的扩张，从而推高实际的贷款利率。

　　当前由于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改变，外汇流入中国减少，居民持汇意愿增加，人民币存款增速较快下降。在此情况下，有必要重新思考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75%存贷比红线。

　　第三，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融资。

　　在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正式发行地方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享有一定的银行信贷额度上升的空间。在地方政府融资方面，2009年那样的大踩油门固然不可取，但急刹车则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对建设诸如下水道等必需但又很难收费的项目，可以考虑让特批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税收为担保发行10年以上的长期债券。短期内如果经济增速下行过快，则可考虑适当扩大中央政府今年的财政赤字，发行特别长期国债并通过一定的透明规则分发给若干地方政府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总体储蓄水平高企的情况下，内需不足会造成更多经常账户盈余，但当前我们投资于美国10年期国债的利率只有可怜的1.8%。故，在中央决策层，对基础设施的长期回报率不应该设太高的要求。对中央政府债务仅占年度GDP总值25％并在债券市场上享有高度声誉（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3.33%）的中国来说，中央政府的债券融资能力不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