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在FT中文网开了个专栏，取名为《第三眼》。单是这个专栏名称，就让人感到既贴切又能吸引人。一个在华日本人，在中国生活了九年，就是一般人，也可能会有许多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何况他本身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所以，必然显得更专业和更深刻一些。

　　他是一个目光敏锐、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总喜欢纵横捭阖，论长道短。他因此赢得了不少读者和声誉，同时，因为一些不当言论，譬如因长期受日本国民教育对南京大屠杀一事的无知而发表的言论等等，也遭到很多的反对和谩骂。即使如此，他仍然谈定和执着，一如既往的以第三只眼观察和分析事物。依我看，仅就这一点，他就有可取和可爱之处。

　　我读了他很多的文章，一个最突出的感受是，几乎是每篇文章都有一个亮点。称其为亮点，是因为他能够在文章中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比较精辟的见解。但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思考，又会发现，这些所谓精辟的见解，都是我们曾经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的。中国的古诗中，有一句用来描述这种情形的，叫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也许因为我们触及过多的缘故，对于许多明显的缺陷和矛盾，因为一直无从改变，早已感到疲惫和麻木，颇有“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意味了。

　　而加藤嘉一是专注和清醒的。

　　在《文化有体制吗》一文中，他写道：“把最新的、独立的、属实的劳动成果奉献给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日益普世化的言论市场。以我观察，中国民间文化人早就把这方面的成果掌握在手里。问题在于，这些成果走不出去，难以面世。”加藤嘉一对中国文化的现状了解，不会比一个历经中国文化发展和流变的普通中国文化人更深入，但是他也必然会显得对此更敏感一些。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能够说出和敢于说出这一基本事实的人十分少见，之于我，的确还是第一次读到。在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时，他精辟地概括道：就一位报纸编辑而言，他在忙的是不能报什么，而不是能报什么；就一名出版编辑而言，他在忙的不是能出什么，而是不能出什么；就一名论文撰稿人而言，他在忙的是不能碰什么，而不是能碰什么。就一名电视编导而言，他在忙的不是能做什么，而是不能做什么。他认为，中国民间文化人，不管是什么领域，在平时劳动生活当中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能做什么”。他的这种言论的基本事实依据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也许为他从所接触的中国文化人士私下交谈中所了解，也许是通过其它途径而获取的，但不管怎样，他准确而无情地揭示了这一令人深思的现状。

　　也仅是令人深思而已。是否需要彻底的改变，怎么样来改变？都是后续问题。因为中国的制度不同，问题也很复杂，孰优孰劣，你可以说，他可以谈，但最终谁说的更正确，却是需要长时间的历史验证的。

　　民主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中国的民主问题历来是外族人的众矢之的，在加藤嘉一这里，当然会涉及。在《微博能推动民主吗》一文中，他把中国的微薄与西方以及日本的微薄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说，了解中国，必须上网。尤其要理解动态中的中国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压力来源等，必须参与微博这一社交平台。据他观察，中国的《人民日报》、《新闻联播》等官方媒体以及其内容，在活跃在网络上的有识之士眼里似乎离现实有着一定的距离，并不代表当前中国真实的情况与民意。他们认为，微博上的言论才是真实的，在公共场所能看得到，摸得着的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所提供的内容才是虚拟的。而西方和日本，无论是说话者还是倾听者，大家不倾向于把网络上的言论当回事儿，认为“网络毕竟是虚拟空间，离真正的现实社会有着一定距离”。

　　关于真实与虚拟，加藤说，西方社会与中国舆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原因可想而知，却错综复杂。

　　加藤所说的原因，无非就是政治体制问题。从加藤的其它文章中可以看到，在他眼里，中国实行的是威权政治，目前正在由威权政治向精英政治的转变之中。威权政治生态下的微薄，很有些另类，甚至说是畸形的。说到底，就是民主问题。但加藤承认，长远的看，微博一定推动中国的民主。

　　虽然让人感到有些老生常谈，但他概括了一个本末倒置的现状：真实社会存在的东西原来是虚拟的（说虚假更贴切），而虚拟网络却在表达着真实（当然只能是某种程度上的真实）。

　　加藤的观察和分析简直近乎于刻薄，然而却让我们一时无法否认。

　　不过，加藤嘉一也有写的看似比较虚妄的文章，譬如《警惕“新迎合主义”》一文。而恰恰这篇文章似乎更显示出加藤嘉一可爱的一面。

　　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被一些人称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多时了，并不是自加藤嘉一称之起。在这篇文章中，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西方的民主主义无疑是作为一个对立面被提及的。我感觉，加藤嘉一似乎有意要提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理论观点，其提出的所谓“新迎合主义”即是如此。在加藤嘉一眼里，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有其局限和弊端，而现实中他们共同的毛病就是迎合大众，“对民主社会来说，那些崭新的说话者对政客来说是选民。政客们为了确保统治者位置，毫不犹豫地去迎合那些正在站起来说话的被统治者，哪怕选民们的主张是错误的，或者幼稚的。”不独西方，“我在中国社会也亲眼目睹了统治者迎合被统治者的局面。最近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相对滞后，不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还与统治者的迎合主义有关。它是新的政治结构，我把它叫做“新迎合主义（Neo-Populism）”。

　　实实在在地说，这个提法在一些老谋深算的人看来，有着年轻人身上常见的幼稚。什么叫迎合？那不就是政治吗？中国的老祖宗们很早就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泽东也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对于人民的意见和愿望，不管对错，政治家们总是慎用迎合一词的。加藤嘉一的可爱，在于他对真理的崇拜和固守。他说：“那些来自草根、大众的声音和立场不一定是正确、客观的，而往往趋于主观、极端以及感性。问题是，当拥有决策权的政治家们有意无意地去迎合大众，不管是在西方民主社会还是国家资本社会，都是极为危险，和不确定的。”他随之提出与之相对的一种理论，即“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用他的话说，就是“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不走投机主义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时代使命感的专业集团跨越国界和价值观，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向统治者（政治家）和被统治者（选民或大众）分别或同时传达理性的、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和人类道义的见解。只有如此，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才能避免陷入新迎合主义的悲剧，国家资本主义才能避免失控和膨胀，民主才不会终结。”

　　怎么样才能实行专业主义？加藤嘉一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他说：当今世界政治似乎已经变成了由大众所操作、决定的产物。发源自西方的社交媒体显然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而那些社交媒体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基本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政治正在年轻化。

　　应该承认，加藤嘉一是这股年轻力量的优秀代表，他的思考，他的政治憧憬都体现了年轻人特有的梦想和活力。谁能否认，若干年后，加藤嘉一没有可能成为日本首相呢？

　　在加藤嘉一快要离开中国，前往美国之前，我有幸读了他的一些文章，也很看好这位未来的政治家。但愿他在更多的历练中，别练掉了这些有棱有角的东西。时代总是向前的，社会应该越来越文明，将来活跃在国际政坛的人，是不可以少了加藤嘉一身上现存的一些闪光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