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教授抨击中国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迂腐的计划经济的余孽，认为中国没有必要留下那么多土地用于耕种。他认为，假如从粮食的基本保障角度，让我们对耕地有了底线；那么其他的所有生活因素和生产因素，都应该设定底限，那相对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倒退，就会倒退回到计划经济中去了。
在茅老的逻辑之中，假如一切都计划，就会阻止市场的自由竞争，就会拖市场经济的后腿，这是让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滞后、甚至会出现中国经济以硬着陆的方式放缓的根本原因。而要让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下去，就需要把更多的计划经济的红线消除，一切计划和政府指令型的约定都统统让位于市场经济的原则。
茅老的逻辑遵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钱尽其用的原则，由此提出高利贷就是钱尽其用的体现。因为放弃政府对金融的垄断，民间资金就可以自由进入，自然会压低资金的成本，那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方法。
茅于轼先生提出不仅需要在需求上建立竞争机制，同样也需要在供给上建立自由竞争的机制，在运营上建立自由的市场调节机制，也只有充分自由了，才会形成良性循环，让人自由进入、自由退出、自由运行。
茅老为我们描绘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简单逻辑，那就是竞争会发挥优胜劣汰的规则，让那些不适合市场生存的机构无情地被淘汰。也只有如此，只有绝对自由的竞争，才会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应得的物质便利。
这个方面，贾春宝的观点略有不同。
首先套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的一句话“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计划”，政府如何用看得见的手调配社会资源，这貌似跟自由精神相违背，但却是让大部分人更有安全感的。
耕地遭遇侵占，会让更多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背井离乡，被城市化的洪流卷走，难道那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吗？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剪羊毛，羊吃人就是如此的。
任由耕地被侵犯，就相当于回到了十六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相当于倒退将近500年，让中国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开始。当然，假如承认中国当前还处于封建帝国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垄断时代，那么自由竞争的状态未尝不是一种进步。——真的是如此吗？
放弃耕地，放弃基础的食品种植，不管是用转基因方式来解决，还是用进口的方式来弥补，对中国都将是灭顶之灾。要让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到地尽其用，不仅需要有农业技术上的创新，更需要对于土地有更科学的规划，而这在当下都是很难做到的。
其次，迷信科学技术创新，高科技所描绘下的美好生活，就是在淘汰落后产能。这个观点也是跟中国的现实违背的，同时也不符合国际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
而相对而言，手工作坊就是最为落后的，效益最为低下的产能了，但当我们迷信大工业的时候，还不能忽视中国有大量的简单重复的制造业工人。技术更新与设备换代本身就是在剥夺他们的工作机会。
科技在形成生产力的同时，是否也在快速消耗资源，是否也在让人贪婪，并制造恐惧？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化，生活的基本要素发生恶化？机器剥夺了人就业的权利，让更多的人失去了养家糊口赖以生存的工作机会。终日生活在惴惴不安与恐慌之中，更会提高犯罪的冲动以及对犯罪的恐慌。
中国面临庞大的劳动力与创新之间的矛盾。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及电影《摩登时代》中的经典情节。
再次，说一说自由的本质。
自由是一种让人艳羡的状态，但自由同样会有负面感觉，比如，追求自由就会缺乏责任，享受自由就会忽视团队协作，迷恋自由就会逃脱束缚，同时，自由也往往会让人感觉无所牵挂，无所着落。内心空荡荡的没有依托。
关于自由，追求生存与生活的权利，追求发表自己简介的权利，即使那些见解跟主流舆论相违背，都不会让自己遭遇被封杀甚至杀身之祸，这也是一种自由。
自由并不单纯是追求的权利，不是持有的权利，也是放弃的权利。放弃更多的也是一种自由，是更高层面的自由意志的体现。
你向我索取，我有权利不给；你给我的，我有权利不要，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第四，回到GDP这个已经让中国人纠结的发展指标。茅于轼先生把自己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归结于一个目的，就是让中国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不会由于硬着陆而带来硬伤。
贾春宝不禁想问几个问题：任何产品与服务，只有被人消费，才能成为财富，那么中国人更多的是产品的提供者还是产品的消耗者？是服务的提供者还是服务的享受者？GDP是在为谁创造财富？增加的是谁的收入？
如果说中国人是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与制造者，那么应该是把市场做到全世界，赚全世界人的钱，至少是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了。
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依然有1个亿以上的人口生存在贫困线以下。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所使用的商品，所享受的服务，甚至所消耗的粮食、能源、大宗商品、炼成钢铁所需要的铁矿石，越来越依靠进口，资本的投入，也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依赖国际。
如果说贫困人口相当大的比重是生活在中西部和山区之类的偏远地方，即使是生活在东南以及沿海发达地区，也相当多都生活在房奴、车奴、学奴以及信用卡的状态之中，即使自己貌似拥有汽车房子，光鲜的教育背景，衣着考究，都有着更为深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
真正能做到有充分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本不用有太多的后顾之忧的人，在庞大的绝对人口基数之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呢？
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说，GDP增速的快慢，经济总量的高低，中国的总体实力在国际上的排名，那些统计学中的财务数据，跟普通的中国百姓之间，除了让人更为宽宏大度地接受通货膨胀以及苛捐杂税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喜怒哀乐都是深刻的，一旦成为统计学中的数据，就会变成丧失人性的轻描淡写的现象中的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更深入一层去想，或许会发现，我们所创造价值中的相当一部分比重，都被政府收走了，跟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那些资本家所称的剥削不同，他们管那叫税务。
既然想到了比较深入的层次，那么我们不妨再多想一层。
为什么国际力量一直在推动中国加快开放的步伐？为什么要推动人民币升值步子？为什么要呼吁提高在合资企业之中外方所占的股权份额？为什么要推动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的QFII和QDII的步伐？为什么要拉动中资企业去海外上市，为什么要推动并力争在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中成立国际版？
难道中国的经济总量之中，就没有外部力量的利益诉求吗？
最后说说中国经济学家的立场和利益导向的问题。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那就是中国经济中产生的GDP中的大多数，既没有留在中国百姓自己的腰包里，甚至也没有留在政府的国库与财政中，而更多的是流向了国外。
钱被谁赚走了？税收政策的优惠，廉价的劳动力，设备与原材料的采购成本都在下降，让来华的资本在成本投入方面可以压到最底限度，然后呼吁中国政府降低税收，并提高民众的收入，以此提高自身在中国人心中的民意支撑。
所谓“人口红利”，受惠的不是中国人，而是那些把中国当成加工厂的国际资本。
当国际力量看到中国的人口红利、资源支撑与政策倾向性已经难以为继的时候，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动作，那就是实现从制造到市场的转型。
国际资本多中国从制造到市场的转型可以划分成为两个分解动作，一方面是把制造业的基地搬离中国，而去了成本依然比较低的国家与地区，同时加大对市场方面的投入，因为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使这个市场让人充满了期待与想像力，是个值得开采的金矿。
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下降，但劳动力成本下降的终点就是劳动力的短缺。所谓劳动力短缺，不是已经到了无须工作，而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状态和规则时间的程度，而是难以承受背井离乡的煎熬，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就业或者创业的道路。
中国有80%的人没事干，没饭吃，生活处于无依无靠的情况下，需要如何去追求创新？
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国际加工厂逐渐撤出中国的基础上，再用技术创新去推动中国创造，对那些挣扎于就业与失业边缘的劳动者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当然，让一个民族的精英人群保持创造力与创新能力，这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我们始终不愿意相信，我们的政府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是“胳膊肘往外拐”的。我们也不愿意从某些断章取义的观点之中，就推断一个人的立场与观点问题。那样很容易会有武断之嫌，而且会受到惩罚，并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
但是：如果说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50万亿的成就值得我们骄傲，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得到其中多大的比重呢？如果这些财富注定流向了国外，那么这巨大的财富跟中国人自己之间又有多大的关系呢？
人都说有所得必有所失。创造了财富之后，又失去了什么？是谁在达成平衡？自由会导致什么？是选择之后的迷失与迷惘。
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固然有其进步的因素，但同时也是人性中恶的那部分的抬头。对自由与财富的追求，对物质享受与贪婪的追求，寻求刺激和不计后果的冲动，都是人的本能，当这种意识被强化了之后，落实到实际行动之中，就会产生不安分的因子，会给社会的稳定秩序带来破坏。
我们并不是要回到完全需要计划，回归国有的大锅饭的状态之中，而是需要理性反思，在自由竞争的产业制度与民生之间，在快速发展所创造的财富与那些财富所让我们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之间，我们的选择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
贾春宝
2012年7月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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