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序言

研究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课题。现代政治的重要属性就是政党成为国家社会的第一政治主体,即自为政治集团,而非自在的政治主体，例如大多数公民；政党属于社团范畴，但是不同于红十字会、学术团体之类社团，不是被动的政治主体,而是主动的政治集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深入进行政党与国家之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还能够实现比较学的研究，即世界各国政治的横向剖析,使得那些标签“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主观性因素被剔除（例如希特勒的法西斯纳粹党名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防止违背唯物史观的主观臆断,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国家政治真实面目及其政党政治属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世界近代史公认现代国家政治的历史乃是一部政党活动史,无论欧洲美国还是苏联中国东欧及其二十一世纪这十多年的表现,都证明政党在国家建立政治秩序和可持续政治生活方面,是充分必要条件。特别是以西方欧美为代表的多党制政治模式,明确一个政党的兴衰与国家的兴衰没有直接关联,至少不是亡党与亡国同步。

但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东方政治格局就完全相反,明确一个政党的兴亡直接就是其创业的国家的兴衰败亡酝酿过程,党国一体化,民族命运即是政党命运，进一步绑定了国家命运。

两相对比,党国利益,公民大众福祉和国家命运,彼此的模式优劣,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特点,包括民族发展问题,都让过于专业化的学术语言回归公民通俗语境的判断范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史实,能够清晰的看到党国绑定模式是兴亡之根本原因。单独针对苏联解体可以追究老人政治殆害共产党,而且苏联共产党中央每一次新老交替都是有阴谋政变的阴影作怪,等等技术性原因却不能顺利解释整个东欧剧变的多国政局及政党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力军。仅仅共产党领袖个人及其高层政治集团的原因，不足以决定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必然性。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实事求是”,针对政治事件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追踪,使得我们公认戈尔巴乔夫的个人破坏苏联之作用，远远小于“党国绑定”模式对苏联的癌变作用。这种“党国一体化”的“党国绑定”模式（又称为“党国制度”，表现为执政党领袖集团高于国家政权和政府组织的官僚集团，是真正的第一决策集团，第一政权核心，第一政府骨干），总是以中央集权愈来愈强烈为权力惯性机制,从根本上灭失政党内部民主,尤其是政党建设的官本位体制,注定了行政化的高压政策灭绝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进一步灭绝国家社会的民主及民心支持,导致了苏联东欧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面对亡党亡国而无独有偶的无动于衷,当权的党派与民主党派特别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与广大普通共产党员之间已经貌合神离,政党仅仅是权力与利益的共同体,而不是思想意识和理想信念乃至于价值观以及道德行为准则的统一集团。

欧美政党是在妥协性质的谈判当中通过议会民主道路，进行国家的创建者工作。尽管美国有南北战争，但是没有暴力革命的政权建立机制。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是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社团组织，要在政府进行社团注册，获得正当的法人身份。

对比之下，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政党从来就不愿意在政府注册，因为政党是创造政府的主体，历史事实是政党高于政府。苏联中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国家之父，打天下的政党是不能妥协和与其他政党进行执政权力谈判的，更不能向自己设置的政府低头注册，换取政府授予的法人社团资格及其身份证明。执政党首先作为创立国家的暴力集团立足于社会，对于法律制度没有生存的依赖性，其生存之本是暴力军队警察等等武装力量。发展的需要才表现出来执政党对于宪法和法制的遵循，但是宪法永远是执政党的产物，而不是能够让人民来约束执政党的可操作性法制起点。这种“党国一体化”的“党国绑定”模式，起源于暴力革命之军事化体制的自上而下命令主义，不能支持自下而上的民主主义决策机制。

因此，“党国一体化”的“党国绑定”模式，形成了“党国制度”，注定了执政党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社团，而是一个政权系统。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的行政权力，根本上就不是国家管理权，而是国家主权。执政党官僚们的行政权力的主权化，使得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及其法制成为虚拟存在,注定了行政化的政党权利异化为“官本位”权威。执政党的永恒权力追求使得官僚拥有了事实上的“终身制”铁饭碗，形成与民众完全分割开来的“官僚阶级集团”，直接绑架了“一党执政”模式。在官民二元化社会格局里面，毒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当政”为封建主义专制皇权的残留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变体”。

在政治比较学研究中，与“党国一体化”的“党国绑定”模式最接近的是封建主义皇帝权力集团，崇尚暴力统治，最优待的是军队和警察，因为“军管会”的“军队本位制”走向“警察本位制”，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特色。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讳莫如深这些历史的真实，更能够看到暴力革命相比于和平，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不是最优化的选择。和平谈判的议会政治协商以及公民大众选举，对于国家民族的社会破坏性，是最小化的方式。封建皇帝的暴力夺取政权方式，注定了打天下的集团权力要求永远大于人民权力，大于人民意志的宪法及其法制体系。帝王家族和皇亲国戚集团永远作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是执政党一样的核心集团，官僚体系永远只能听命于帝王家族包括执政党，不能由人民进行公开竞选产生。皇帝权力是国家主权和行政权的合二为一，“党国一体化”的“党国绑定”模式也是国家主权和行政权的合二为一。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灭亡即国家不存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解散了，执政党就与国家一齐解体了，亡党亡国如同封建主义的改朝换代。

当然，当代社会主义在取代封建皇帝及其官僚体系时，把中央集权发展到极端，集约发展经济，使得苏联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抗衡了美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集团。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主权来行使国家管理权已经是让封建政体都望尘莫及的权利过分集中，国王与政府官僚还有不能消除的主子与大臣分工，但是共产党统一了国家主权和管理权及财产权，成为权钱垄断者，空前绝后，当然极端化了，形成实际上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滋生政治腐败，在腐化堕落中也就缺乏了自我反省的“革自己命”，没有与时俱进来实现执政党的现代化之民主改革。更重要的是，民主本身就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戈尔巴乔夫的急剧民主化使得国家政治失去控制力，产生了社会动荡的边际效用，把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执政党推向了不得人心的悬崖深渊，必然是亡党亡国。

因此，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明确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执政的共产党集中了国家全部资源的支配权利，成功地使得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就是让落后民族实现了后发优势，苏联中国成为时代发展的公认典范。但隐患更是客观存在，双刃剑的效应显示出官迷心窍，官本位的执政路线，使得官僚集团化和裙带关系化，成为终身制的腐败群体。官民二元化社会身份认证，成为固化终身的人生阶级界定，客观上生成了尖锐的官民矛盾，官民贫富差距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社会矛盾，生成了祸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关键是要让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改进程中对局势失控，如何让政治改革变成可操作又可调控的成功实践？首先，没有共产党的自身革命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改革和发展。所以如何改革共产党的体制？怎样发展共产党的体制？运用共产党的先进性来带动中国的进步走向进化，乃至共产党带领所有民主党派一起走向政治现代化，这才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真正大是大非课题。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政府的体制改革，则是第二位的，原因是“党政一体化”、“党国一体化”的“党国绑定”模式背景下的行政，实际上是“党国体制”的变态政府权力。出路只能是在政党社团民间化（不要国家财政供养）坐标系上，逐步改进“党主立宪”现实性操作的前提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党政分开”之行政，才具有独立的行政语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应该定位成为“政协组阁”,党派、社团“民间化”的民主为导向，用以主宰公民个人的民主行为。从而，共产党首先要“党政分开”,放弃垄断政府权力的“官本位”选择及模式定势定型。这样就需要从基层政权入手，进行党派政治锻炼，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平台上各党派竞选组建政府，市县乡长不必是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应该中央集权，以利于保障全国的大局稳定，掌控国家改革的局面。

今日中国的农民人口和地域分布仍然是全国最大的比重，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社会依然是规范着中国历史进程的基础。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各地政府的买卖土地以支撑财政收入大局之状态，又一次证明了地主阶级是中国的“第一大股东”。剖析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钥匙，仍然是中国农业社会及其支撑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

二○○七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写道：“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国没有政党必须在政府注册的法律程序，也不允许公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以外再成立新的政党。白皮书无容置疑的说，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1840年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入侵和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衰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将近110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人民根本没有民主权利。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悲惨命运，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起抗争，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发动和领导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尽管相对于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它很快就在中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无法实现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迫切愿望。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总结的，中国的社会既然和欧美不同，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不能完全仿效欧美。

正是这样，中国近代社会废除封建帝制之后的国家体制是孙中山借鉴苏俄政权“苏维埃”（废除俄国沙皇封建帝制之后创新的国家体制）建立起来的“党国制度”，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制度并维持至今。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贫苦大众，把政党确立为革命先锋队，以政党的高度集中化群体力量，来制止亡国灭种的悲剧，实现救亡图存的中华崛起，由政党全权负责国家的创建与管理，党政不分，党政合二为一，执政党全权代表国家，一切国家权力在事实上属于执政党。因此“党国一体化”的“党国绑定”模式（又称为“党国制度”，表现为执政党领袖集团高于国家政权和政府组织的官僚集团，是真正的第一决策集团，第一政权核心，第一政府骨干），一开始就是秘密社团的地下活动，从“兴中会”、“华兴会”到“同盟会”，进一步到国民党，特别是共产党，全部起源于当时中国政府禁止的非法组织，都是务必要求高度集权制和保密制，先天不足于公开政治及其民主生活。特别是打天下的战争状态迫使“党国制度”天生的具有军事化属性，命令主义和中央集权制成为生命线。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开创的中国社会之“党国制度”，客观上就是封建主义帝国制度的一个过渡性变体，政党代替了皇帝家族，实际上就是排除异己的独裁化掌握国家权力之特权集团。对此，中国政府的上述白皮书指出：“1927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由于实行一党专制，独揽国家一切权力，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违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和人民愿望，最终被历史所抛弃。”这种相对于封建主义皇帝制度而言的新制度，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从不稳定状态逐渐走向稳定，一直在环境和自身的演变中，试图通过党政分开等等尝试，来努力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并寻找稳定状态。中国大陆和台湾进行了各自不同的探索，至今表现出来两种类型的发展。讨论这个变体的由来、使命、地位和命运，不能不从源远流长的封建帝国制度说起。而且，我们以中国大陆政治格局为议论的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故意远离国民党体制，偏向于前苏联的国家体制，但是并没有象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采取加盟共和国体制。无论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制度，还是前苏联的共和国制度，都是欧洲联邦制的一种选择，是欧洲近代史的议会民主传统和民族主义传统因素。中国比较于它们，是更加纯粹的封建主义国家传统，尤其是中央集权制的反对联邦制传统。相应的“政党制度”更加接近于农业社会的封建主义“会党”模式，《水浒》一百单八将的笑傲江湖就是“会党”模式之典型，封建“帮会”组织最容易在政党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国家兴风作浪，亦即封建主义“帮会”传统更加容易在中国死灰复燃，例如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造反派”的“派性”和两派“武斗”与“打砸抢”，特别是“造反派”进入中国当时各级政权机构的“革命委员会”及其对应的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包括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出现了“四人帮”，就是典型的历史事实。

这种情况下，政党不是按照社团规范来建立和发展，而是按照国家机器的政权格局来构建。所以，执政党的目标定位，就是以政党来衍生出来国家政权体系，不是让政党回归成为一种社会团体。政党的组织路线，就是权力本位制，不是政治信仰和政治主张一致性的“本位制”。并且，随着夺取政权的成功而从“权力本位制”自然而然地走向“官本位”，官僚体系就顺理成章的是政党体制，党政不分，党政难分，党政机关本是同根生，怎么能分得开呢？官迷政党，就成为必然的腐败政治，一心一意当官的执政党首先就成为国家的最大利益集团，迷失于当官的政党必然丧失民心，以官僚集团剥削压迫人民大众，亡党亡国就是一种必然性结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悲剧，是“党国一体化”的“党国绑定”模式（又称为“党国制度”，表现为执政党领袖集团高于国家政权和政府组织的官僚集团，是真正的第一决策集团，第一政权核心，第一政府骨干）必然的历史结局。当然，中国的封建主义历史积淀更比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沉重，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比较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更加强烈，中国的欠发达状态使得这一切都更加具有负隅顽抗的封建主义生命力。因此，中国的政党和国家之间关系，需要结合中国两千年封建主义历史来追根溯源，深入剖析。

1、封建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就是阶级产生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国家是阶级社会的具体存在方式，国家政治是阶级斗争的具体平台，国家的本质是阶级压迫以达到统治阶级剥削国民大众之目的。作为国家统治集团的执政党，就是代表统治阶级首先获得重大利益的强势当权派，是第一剥削者主体。正如列宁指出的，阶级的本质，就是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统治集团的暴力国家机器和奴化教育宣传之目的，就是合法占有社会利益，其中首先是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及其相应特权，并且依据这一切既得利益来千方百计维持执政集团的统治永久化。因此迄今为止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利益主体，在利害计算中合作和争夺利益的历史。国家作为实现这种利益分配的暴力压迫工具，就需要通过国家财政税收之类渠道来明目张胆的具体操作阶级剥削活动，具体就表现为“暴力——财政实体”这一整套官僚体系的国家政府机构公务操作，尽管这也是统治阶级掠夺性获取利益的的暴力政治之国家牟利方式，毕竟是一种具有自律性的剥削。
    历史证明，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这就是国家的诞生。“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影响和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乃至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化，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名称。期间的进步，例如警察对军队在国家管理中地位的淡化与替代，就是明显态势。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它运用暴力来制造尊卑贵贱的等级，让自己集团能够占有另外一些社会集团的劳动，从而形成阶级定位。这样的暴力赋敛集团，由于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使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吕氏春秋》说，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 。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农民得到了较多的权利，公家得到了较多的粮食，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可以说是邓小平开展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渊源，但是由于帝王意识和封建观念的根深蒂固，在千百年来步履艰难。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农出现了，地主、佃农和雇农也随之分化形成了。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财政实体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 ，中国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暴力-----财政实体分化兼并的时代。在庶人、自耕农、地主和佃农雇农的基础上，依靠着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也依靠着这种人力资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展开了对小国的吞并和对霸主地位的竞争，这是对安全、利益和声誉的严酷竞争。这种竞争在21世纪的中国必将以商业竞争及其权利政治倾轧，再度表现出来，而且已经在前苏联的崩溃之中演绎过了。
    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立法权与合法暴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开启了独裁政治的时代。
    秦始皇开启的封建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周武王和周公缔造的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国王”则是居于顶端的最大实体，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较小实体。秦始皇开启的封建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实体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这种结构可以比喻为金属管材建构的井架，动力在顶端，资源在基层，两端之间的钢管架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由于破除了世袭的等级制贵族政体，对各级行政官员的选择范围从贵族扩展到平民，选择标准也从血统转向称职。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 。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导致第一帝国灭亡的社会基本关系的失衡，即暴力赋敛集团对福利生产集团的过度侵害，也是此后多数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暴力赋敛集团是反人民的剥削者，必然产生官僚腐败的持续恶化机制。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依仗着最适者生存的强大生命力，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 ，并且调整了统治策略和控制形式。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铁制农具耕种收割的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和基层的里甲组织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国君恩赐给各层臣民的相对权利，并向社会提供福利。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看法。
儒家描绘的均衡关系，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长期互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力，因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农业生产者通过怠工、避税、逃亡以及走投无路时揭竿造反等对策，决定着统治集团在选择不同的土地制度、人身权利、赋税形式和赋税比例时的风险和利益，决定着不同统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小农的行为特征，管仲在“牧民”篇中表述统治原则说：“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这种政府功能，儒家称之为天恩或德政，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称之为“公共产品”，由公民以付税的形式购买。无论叫什么名字，在帝国制度中，它终究是一个暴力----财政实体稳定存在所必须提供的。
    因此，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暴力-----赋敛性质。增强统治策略中劝导说服和人心控制的成分，减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慑的成分，同时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对物质生产者的意愿有所尊重，这是统治集团降低统治风险的需要，也暴力统治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兵家权威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重视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不过是暴力赋敛集团在和平时期选择的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在王道式的手段好用也够用时，自然可以用王道；感到王道妨碍了自身利益的时候，不妨公开或私下行霸道。选择权毕竟在统治集团手里。更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也是以暴力维护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合乎暴力赋敛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恶性循环”改朝换代、兴废更替之类王朝循环。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王朝兴亡“恶性循环”的必然更替，是帝国制度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希望维持各集团关系的稳定和均衡，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但是，这种愿望受到了自身利益和客观能力的双重限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承担着维护人间秩序的主要责任，同时也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利益份额。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正如前苏联共产党利益的最大化与国家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皇帝是终身在位的，他可以追求千奇百怪的个人偏好，可以荒淫暴虐，可以不理朝政，同时又不必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他可以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帝国，转嫁给整个统治集团，转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反之，精心维护帝国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却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帝国秩序各方面的受益者，属于未必见过面的子孙，而辛劳却完全属于自己。这种利益关系也体现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正像皇帝自称的那样，他本人也是受“天”委托的代理人，而天对皇帝的约束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根本不存在立杆见影的惩罚或奖励，既无法撤换也无处提拔。在这种“成本----收益”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和庸君比比皆是，合乎儒家理想的圣君却寥若晨星。
    皇帝作为天道的大股东兼最高代理人，要通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管理帝国，维护帝国的秩序，而这些部门和地方衙门都有不同于甚至对立于帝国整体利益的特殊利益。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 ，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这种在帝国中央皇权利益以外的官僚牟利行为，自古以来被认定为官场腐败，其界定标准就是中央皇权利益，包括中国执政党现在界定官僚腐败、行业活部门不正之风的标准也是这样。但是，按照共和国宪法原则界定的腐败，应该是一切蚕食公民合法利益的执政党行为都是腐败，包括中央政府从官本位立场出发坑民富官的政府采购、浪费纳税人钱财的行政作为，都是腐败犯罪，应该受到法庭审判。于是，司法独立的审判和调查成为先决条件，务必要求共产党在中国首先放弃政府权力，而掌握军队和司法机关，让执政党成为民主党派可以竞选获得之地位，并且以联合政府为基本格局进行过渡。这就是说，共产党放弃“党管一切”的垄断定位之后，第一要退出的领域就是政府，保持自己掌握的是国家主权而非管理权，主要在监管方面下功夫，更把共产党现代化的本身事务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放在第一要务的位置。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揽权和放权之间走极端，要么全盘否定三权分立而固执地垄断一切权力，要么实行总统制而剥夺共产党掌握军队和立法司法权力，潜意识是认定政府管经济容易捞钱就抓住行政权不放，结果是丢了枪杆子也失去命根子，客观上以为中央容忍地方党政机关官僚适当谋取私利是一种笼络人心的官场艺术，并且由此产生出官场潜规则的直接响应就是永远统治人民的执政党官本位体制能够让官僚比老百姓更有钱有势、荣华富贵而生活更幸福美好，所以官僚一定要首先忠于执政党，然后才是想到人民。这种永远统治老百姓的执政党“官本位体制第一前提”就是要把社会首先划分成为官民两大阵营、两个等级，按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论证，这种阶级阵线简单化的对立必然埋葬统治者，因为一切利益都是先给官场再到民间，形成两极分化的殊死搏斗。这是一切社会动荡和帝国及当代执政党分崩离析的根源，凡是官本位的家族即皇族都要衰败没落，凡是官本位的执政党都因为是官迷，如同皇族一样要腐朽涣散而自绝于人民和时代。万岁执政党忘记了万岁皇帝必须在一个封闭社会奉行愚民政策才能维持统治，现代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反对特权垄断与封锁就必然迫使执政党成本增大。为了保障基层官僚体系能够正常维持统治，中央就必须默认地方党政机关的潜规则和土政策，从而败坏执政党的统一政策和党性原则。
    所以，潜规则体系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执政党）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于“正式角色规定”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其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损害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帝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吏的私心和欲望冲动，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这种官场潜规则一直持续到今天，前苏联的致命结构就是终身制的官僚队伍，不能由民主法制来支配那些处罚贪官污吏的法律实践，执法机构和司法权利不能独立操作，舆论媒体不能对官场进行独立的公开监督，人民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相对皇帝及数目有限的廉洁的监察官员来说，那些以权谋私的衙门和官吏拥有难以对付的信息优势。他们以欺瞒手段谋取私利的效益很高，到手的利益又有助于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编织关系网和保护网，猎取更高的职位。于是，帝国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卖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之中。抑制这种对帝国整体利益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说是困难的，是帝国财政难以承担的；从利害关系上说则是难以指望的，因为徇私卖法的受益者正是各级监督者，受害的平民百姓不仅无权监督，还被阻挡在官方的信息通道之外。前苏联解体时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贪官污吏及其垄断性成为官场的大趋势和生成新官僚的实际机制。出路只能是废除一切官僚的终身制，使得任何人都不能把当官当成职业，只能是把当官作为公民对国家尽义务的法定期限内活动，杜绝以官僚职权谋取私利的通道。这样保持了官民对流的经常化和正常化，任何官僚都要回归民间社会生活及工作而使得其为官之际能够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同时也彻底消灭官僚与民众之间固定人群的定位，也就是消灭了官僚特权利益及其官民对立，有效保障廉政建设的成功。否则，终身制的官僚就具有与人民不同的切身利益，就有上述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
    与此相应的，帝国不得不承担上述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当官僚代理制度以郡县制的面目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分封制培育出来的诸侯大夫的战争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对他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这在现代城市化的拆迁移民活动中，各级地方政府捆绑富人大资本来蚕食老百姓生存利益的牟利行为，就是重复历史的今日悲剧。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豪门大族和各种民间组织，都受到帝国警觉的限制。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因此小农对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史无前例的庞大官僚体系，及其古今中外最大行政成本开支和财政税收幅度的搜刮民财，又一次展示了同样的灭亡景象。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这两种状态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影响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几大社会集团的构成格局中，产生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封建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封建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 。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封建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封建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封建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中国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制度对自身弱点的修补一直没有停止。汉朝有削藩，有独尊儒术；隋唐发明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朝完善了抑制军阀藩镇的代理军官制度；明朝发明了代替相权的内阁制度和提高皇帝个人监控能力的厂卫制度；清朝的皇位传贤原则又建立了激励皇子进行素质竞争的新机制。此外还有不断努力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制制度、后戚控制制度等等。尽管帝国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发展，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因为最有制衡欲望的受害者，始终是毫无权力的平民百姓。
    作为帝国制度基础的农耕技术和小农经济，是比采集和狩猎更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许多进步，出现了新的作物品种、新的栽培技术、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产权制度等等。不过，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终究有自己的极限。
    在封建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获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疍民 、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
    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这又像火上浇油一样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国通过更过分的搜刮聚集力量进行镇压，因而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过新聚集的帝国镇压能力。于是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生产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自然资源相对宽裕。此时劫掠的利益低于维护秩序并从事生产的利益，各暴力集团小范围的割据局面形成，各暴力集团相互攻杀吞并，最后建立新的帝国。
    帝国无法吸纳自身创造的过剩人口，便用这种方式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帝国在安排皇族迅速膨胀的人口时都显得束手无策。这是儒家视野之外的问题，是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帝国秩序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增加的同步交织确实容易搅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帝国对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离与复位，毕竟有别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人口与土地均衡关系的破坏与重建，尽管这两种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封建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封建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里的工商业吸纳了大量人口，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农药等新投入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发达的商业也保证了外来的食品供应，支撑着工商业分工的深化和繁荣。如此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又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这种新的文明体系及其市场色彩浓厚的激励机制，改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达到了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过程没有能在中国封建帝国两千多年的轮回中展开。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在早期阶段，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分工本身就产生于暴力赋敛集团及其支配的行政权力的需求和指令，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 。官营工商业以暴力强制为基础，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资源，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中华帝国的官营工业在封建社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战车、兵器、航船、宏伟的建筑、精巧的手工艺品，以及相应的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封建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但是，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它的存在价值是支持国家财政收入的利润，不是必须在生产技术和经营活力上更加先进，如同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产业集团不需要先进科技在世界上竞争，只要在中国能够垄断性的经营获利，就是政绩工程的巨大收获，就能够作为国有企业骨干而成为政府的钱袋子。
    官营工业生产体系还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体系越复杂，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与官营工业不同，民营工业在市场体系中的分工和发展，是一种利益主体不断生成的过程。官营工商业只有一个行政头脑，分工好比是肢体的分化和延长，存在着信息不通、指挥失灵和尾大不掉的风险。而民营工业在肢体过长时就会自然断裂，生成新的利益主体。只要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 ，分工和发展的进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永远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制边界。于是，专业化分工导致的专业知识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是没有止境的，这个自发演化过程持续下去，便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强大的新文明。这就是说，经济实体本身对分工的层次有成本控制原则，但是政治集团没有这种成本控制本能，它以维持统治为原则。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统治集团对民间工商业集团的看法和态度也渐趋缓和。但是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转嫁给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业主。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这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都一再被事实所证明：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必然危害民营经济发展，甚至危害国家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实力的增长。
    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帝国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业者进入官场的企图，后期在财政压力下虽然放宽了政策，但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并未超出牧人对羊群——地位低于农民的二等羊群——的保护，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于民营工商业者对帝国个别官员的成功拉拢，就好像平民地主对官员的拉拢一样，作用和影响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足以动摇暴力赋敛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整体决策。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不仅如此，民间工商业者的牟利动机，他们收买官员的行为，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还是对仁义道德和帝国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及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少数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被劝捐劝赈甚至被无偿剥夺的对象，它们被当作缓解帝国财政危机的稻草而拉入泥潭。于是，从春秋战国大商人吕不韦投资培育秦国公子异人及其儿子秦始皇那时起，到汉武帝时期“盐铁是否官营？”的争议，开启了千百年中国封建王朝大力发展工商业以解决税收财政和经济命脉国有化的历程，开启了国有商业和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历史先河，正好被冒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官僚集团所有制企业进行伪装，并且持续发展到今天。特别是由此形成西方中世纪尚且没有的中国特色之城市经济及其城市对广大农村的统治，使得中国官商的历史悠久，过早发育的城市经济在官商不懂经济规律和没有工业化生产力成规模的支持前提下，民间经济缺乏金融支持而形成高利贷及其黑社会经济对中国传统商业的毒害，直至清王朝出现晋商的钱庄票号，始终没有政府的商业银行之类机构提升中国经济的档次，但却演绎了商人以钱买通官僚的一整套贿赂皇帝代理人之“潜规则”。这种“潜规则”的直接政绩工程就是扩大城市规模，官商勾结大兴土木，进行房地产开发，形成城市化优势的直接目的是官商勾结起来剥削中小企业商人，获得利益实现可控制范围内的垄断经济及其支持的草头王政治实力。于是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官僚都明白：能够给予地方官僚最大利益的最低成本又最安全方式，乃是就近拉帮结伙来鱼肉百姓，收受有钱人的贿赂，形成权钱交易联盟，而不是效忠皇帝或者执政党中央，这也就是酝酿制造成前苏联解体的地方官僚集团形成的历史根源。所以，中国的封建帝王非常重视宗教信仰和儒家仁义道德的潜移默化约束力。对比今天的执政党，如果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法律政策确立的政治信任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凝聚力，中央集权的执政党在组织上就完全成为势利之徒的乌合之众，共产党的战斗力就不复存在，金钱美色就成为比中央政令更能有效指挥官僚的因素，难怪前苏联解体之际没有一个地方党政领导集团出面维护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执政党内部从此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更没有志同道合的为人民服务官僚群体，这种霸主政治就像使皇帝成为孤家寡人那样使得执政党成为独夫民贼而崩溃。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终身制官僚形成的执政集团使官场勾心斗角的谋财好色倾轧剥夺了为官者的个人幸福感，终身任职需要在官场抱团，结成关系网来终身结盟，从而使每个官僚都活得很累，职业厌恶感增长，仁人志士痛恨官场而引发革命，埋葬这个执政党或者皇帝。所以自古以来，企图通过外部势力来使中国改朝换代的尝试都不成功。欧美反华的一些人指望外国军事干涉来迫使共产党接受民主宪政体制，是很幼稚的。即使在四分五裂的北洋政府时期，西方列强也没有能够成功。幅员辽阔的中国，皇帝政府或者执政党，作为钱财独大的暴力----财政实体，拥有大一统的帝国就可以自己说了算，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调整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这些社会集团的生存发展条件。中世纪欧洲众多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说了算，但是缺乏这样做的实力。在危机时期，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只管加税，并不用出让自己的任何权力，而欧洲那些互相征战的国君却要拿出垄断权甚至征税权与纳税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权力让给纳税人选举出来的议会，以此换取他们对加税的支持。中国帝王在城市形成的统治力量，对于城市商人和乡村农民暴动的力量有着绝对优势，敢于实行苛捐杂税。欧洲存在着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直到今天的中国大富豪和贪官污吏纷纷投资移民国外仍然是一大特色。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退一步说，即使资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难，资本的增量部分也会望而却步，这就意味着自身财政基础逐渐被竞争对手超过，长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并的危险。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功时则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农业社会）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工业社会）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 ，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 。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局部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获取“主义”的地位。而国王和封建领主却不得不在冲突中瞻前顾后，担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如此复杂的格局中，资本有机会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稳定公正的司法，适度的税收，对贸易和财产的保护，比较清廉的政府，特别是不能终身执政的党派，从而消灭了终身制官僚集团及其经济利益。总之，获得了尽可能低的社会交易费用。这种社会制度显然是以民间经济集团及其生产力为本位的，而不是以政治集团及其暴力暴利为本位的，因此又促进了经济基础领域那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是由民间资本来控制政治垄断，而不是由政治垄断来控制经济发展，造就了经济本身内在的旺盛生命力，让金钱去选择政治权力，而不是让金钱去收买权力，所以大大防止了政治腐败，也注定了政治公开和舆论媒体自由监督政治。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比起中国来，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充分发育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 ，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缺乏实现愿望的实力。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明清时代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至于苏州城市“民变”那样的局部暴乱，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镇压，毫无动摇帝国秩序的可能。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封建帝国制度，在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城市文明的同时，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至少使得政府参与炒作的资本投机产业足以掌握民间制造业的命运，直至今日的银行和房地产集团在中国就能够利用政府背景让资金流动性来沉重打击民营企业制造业的生命力，迫使实体经济在泡沫经济面前低头，因为泡沫经济是政绩工程。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个意外得失，指的是在民间制造业经济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大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大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队腐败，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基本处于与其他强势文明隔绝的状态，在自身封闭的循环发展中并未遭遇儒家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的局面。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破了帝国的隔绝状态，凭借工业技术成就缩短了地理距离，帝国被拉进了一个广阔而陌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环境。这相当于一次灾难性的环境突变，帝国制度对新环境的适应发生危机。帝国文治武功的比较优势忽然消失，中华文明的自负也连连遭受打击。面对这种新局面，儒家意识形态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对策。
    儒家集团的最初解说仍建立在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基础上。尽管对手显示了全方位的优势，依然被士大夫们划入夷狄的范畴，认为西方不过在奇技淫巧方面拥有局部优势。魏源第一个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情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开展洋务运动。于是，帝国延续官营工业的传统，在三四十年间建立了数十家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企业 ，修铁路、开煤矿、设立电报局、建立海军，追求国防和工业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对西学的掌握也提上了日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占据了主流地位，一批了解西学的儒生和官员出现在士族阶层的边缘。随后的戊戌变法及其开启的新政运动也渐渐培育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集团 。但帝国的本体结构拒绝任何改变。
    甲午战争的失败凸显了上述解释和对策的不足。帝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本体遭到置疑。康有为依据儒家经典，用儒家的概念体系对帝国的历史和处境作出了隐藏着西学影响的全新解释。在他的解说中，世界历史呈现为进化的三个阶段，即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政治制度分别为君主专制、君民共治和民主制度。中国一直在追求小康的升平世，欧美则进入了升平世。中国理想的发展道路，是通过君主立宪（君民共治）的根本性变法赶超欧美，奔向太平世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利用儒家语言对历史和现实做出的革命性解释如同一场大地震，儒家天命辅德、治乱循环的世界观动摇了，为帝国制度辩护了两千年的儒家体系分裂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又显示了上述解释的缺陷：康有为对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看法过于简单疏阔。此后，中国的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强学会之外，各地的士族阶层中又诞生了数以百计的学会，苦苦地在失去了传统指导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行路指南。进化论、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学说纷纷登场，给出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义开出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药方，将汉民族各阶层的不满集中于满清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将所有罪恶归结到腐败的统治集团头上，瓦解了其所剩无几的威慑力和凝聚力，造就“王纲解纽”之势，帝国的文武官员纷纷叛变。
    满清帝国很快就倒台解体了，民国的旗号很容易就挂上了，然而帝国专制制度的小农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帝国的新旧问题和对问题的混乱解释，几乎每样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的传统局面，同时又有外国列强等新势力介入。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这就是推行民主的风险，说明从专制走向民主不能一步到位，更不能一夜成功和一蹴而就。戈尔巴乔夫对前苏联的民主改革导致亡党亡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及非洲国家等等的民主选举及其宪政法制都在政党社团发育不良的情况下造成政局失控，甚至黑社会和恐怖组织泛滥成灾。这就用政权分崩离析的残酷事实，证明了宪政民主不是廉价的西方政治快餐，更不是中国这样的落后大国能快速消化的政治方便面，它需要专制政治被富有远见卓识、远大理想的执政党来逐步消亡，逐步培养公民和社团党派的民主法制意识及其参政议政能力。
    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力和可行性出现了危机。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小农的自给自足程度很高，对远离自身生活的国家级民主制度缺乏支付意愿，即便实行投票选举，大范围的弃权现象也在所难免 。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仍是一个弱小的边缘性集团，影响社会的能力甚小。在一个民众无从也无意选举并更换自己的代表的社会，议会变成了多余的新衙门，议员变成了不难收买的新官员。更何况，要解决传统的打天下问题，就难免采用决策效率最高的军事独裁制度，也难免以民族权利交换外国的援助，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因而有迂阔之嫌。在解决传统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问题的时候，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价增殖部分归公——更显得遥远空洞，甚至不知所云。
    中国需要一个比“三民主义”更深入的理论，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透彻解释。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体系庞大、逻辑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使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初几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泽东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细地区分，还应该补充说：其中更大一个数量是在官营产业的奴役下。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不多，资产阶级更小得不相称。大量工人在传统的官营企业里从事雇佣劳动，中国的官僚代替了欧洲的资本家 。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早期阶段，发动矿山和铁路工人罢工，争取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争取合法的结社权，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当局，而不是私人资本。中国工人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的斗争，先后遭到专制暴力的镇压甚至屠杀，工人运动失败了。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羽翼丰满，开始大批屠杀对自身统治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仓促组织和发动的武装暴动，最初也像俄国那样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结果又遭到了惨重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9%（2.05亿人） ，是产业工人数量的一百倍。工人和城市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岛屿。中国又处于独裁统治与军阀割据并存的乱世，武力的强弱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大小。这是一片见识过数十个帝国生老病死的帝国废墟，要在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可供共产党选择的合理策略好比“自古华山一条路”。无论马列主义怎么说，几个主要社会集团的现实力量格局，注定共产党必须继承两千年来反复验证的成功策略：组织一个暴力集团，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吃大户，发动农民战争，或者武装割据，或者流动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耗尽对手的力量，最后包围城市夺取政权。
    中国历代专制政权都宣称自己是真理和正义的惟一代表，面对民间反对力量的挑战，无论是非曲直一概镇压下去再说，毫无建立谈判妥协的共同决策机制的余地。在这种情势之下的反对者，只剩下“成者王侯、败者贼”这两种选择，双方迅速进入暴力冲突状态，最后是胜者全胜、败者全败，独裁专制体制却始终完整无损。在这样的对手和传统之中，武装斗争自然就成了惟一可行的道路。马列主义对暴力革命的主张与中国打天下的传统方式一拍即合，差别在于：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打天下。
    中国的改朝换代主要倚重农民造反，而马列主义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评价甚低。马克思认为，农民总想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与工业文明遭遇之际，农民则企图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中国农民所梦想的，确实是一个桃花源般的自耕农世界，耕者有其田，轻徭薄赋，平均太平。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他们无力代表自己，一定要依靠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作为政治代表，小农的政治影响就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而这个支配一切的行政权力又必定在小农养虎遗患、以弱肉供强食的退让策略下恶变为癌，毁掉寄主和自身。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的阶级显然不是革命的力量。但是，依靠无产阶级在城市搞武装暴动的马列主义正统策略，已经被中国专制政府的屠刀淘汰出局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念过六年私塾，熟悉中国传统和现实力量的格局，又上过六年新式学校，学到了许多西学知识。他的经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深入的钻研，都赋予了他修改马列主义的优势。毛泽东用马列主义的词汇和逻辑，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农民造反的意义，阐明了共产主义信奉者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的力量对比基础、他们的敌人和盟友、斗争各阶段的目标和策略。这套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改。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眼光，帮助中国共产党看透了一种现实，即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属于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联合专政，贫下中农反抗地主剥削的阶级斗争必定导致与这种上层建筑的武装冲突，冲突的结果，必定是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勾画的历史和社会图景在凸显某些事实的同时也遗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实。毛泽东凸显甚至神化了中国弱小的无产阶级，淡化了这个阶级主要雇主的国营或党营的性质。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淡化了这个组织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又由农民战士充当主体的事实。毛泽东强调了历史上农民与地主的冲突，把这种冲突描绘为中国历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多数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淡化了农民与官府的矛盾。毛泽东强调了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们之间的争夺和矛盾，把强大的自身利益鲜明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强调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呈现为封建帝国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调节方式。毛泽东为农民的利益和“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大声疾呼，掩盖了共产党在掌权之后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时只能赶尽杀绝的轻蔑和仇视，实行了强行剥夺农民利益（农业税和城乡户籍等级、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等等）来完成国家资本积累，以建立新型官营工业体系的计划。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和必然，不存在道德谴责的问题，但是不能回避和隐瞒的客观历史事实。
    这些凸显和遗漏，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缺乏真诚，也许恰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太坚定了，他们太急于抓住一种可以解释现实并且为中华民族指明出路的理论体系了。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需要讨论辩驳和实践检验，但是中国陷入的全面危机却容不得这份从容。此外，共产党一旦成立，党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自然要受到自身利益的指引和影响。毛泽东建构意识形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全党夺取政权以实现其伟大的社会改造理想，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预设了一个神圣正义的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挑选事实并展开论证，辉煌的目标吸引了他的视线，也造成了他的盲区。神化了无产阶级，就可以合乎逻辑地神化其先锋队组织。不肯或不能指出暴力造就的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并导致社会崩溃的历史和前苏联东欧现实，这是因为共产党成功于暴力也沉溺于暴力，更需要依靠专政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地主与农民的冲突，不仅关系到公平的社会理想和实现工业化的良好条件，更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士气和后勤供给。
    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反政府的武装集团独享的扩张策略。历代的造反武装都可以吃大户，可以杀富济贫。地主的财富集中，自卫能力却微不足道，采取这种后勤和人员补给策略的暴力集团可以高速扩张，直到较富有的社会成员被榨干吃尽，不能继续以弱肉供强食为止。而且，这个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难以模仿的。政府的税收政策无论多么严酷，通常也只能以财产的增量部分为征税对象，不能轻易杀鸡取蛋。但是造反者可以夺取社会上的存量财富，既取蛋又杀鸡——在壮大自身的同时还可以破坏合法政府的财政基础。采用这种后勤补给策略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好处，就是动员分得地主土地的农民加入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为获得合法拥有权而战，为不遭报复而战。
    帝国或党国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国基础是一盘散沙般的自耕农，而地主阶级却不断与帝国争夺人力资源和剩余产品，不断通过土地兼并削弱小农交纳赋税的能力。同时，特别强大的地主势力还可以构成对帝国的威胁。但是地主阶级又与帝国的官僚代理集团纠缠在一起，发展出耕读传家的生存策略，帝国很难对地主阶级痛下杀手。国民党军政独裁政权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依然如此。地主的重租和大面积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响了社会安定，降低了农村的整体购买力，这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工业化计划都是不利的。国民党统治者也有土改计划 ，并且在福建和重庆郊区进行过以和平赎买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试验，但是没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成功推行。蒋经国曾经负责国民党政府在江浙一带为土改做准备的土地整理（调查测量登记）工作，但是因为地主阶级的抵制，以及官僚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929年到1937年屡屡搁浅，连一个头也没有开好。到台湾后，国民党领导的和平土改成功，地主阶级的大量资金和经营人才转到工业领域，推进了台湾工业化的进行。
    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将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绘为历史的必然，并将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描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策略。但是这种论述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政权的利益要求，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实关系。
    综合而言，毛泽东主张的方针政策，很严格地满足了传统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时又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这套政策描绘了一个视野开阔的背景，为自身的活动指派了崇高的性质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挑挑拣拣地将部分马列主义概念与中国的部分历史和部分现实结合起来，建构出最有助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出了共产党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会走向平等、富裕、纯洁、高尚的大同世界的道路，指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道路。毛泽东思想如同儒家体系和宗教体系那样，不仅分配物质利益，规定道德和正义的标准，还分配伟大、不朽和人生的意义，分配那些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圣之物。毛泽东描绘的前景吸引了穷苦的劳动人民，也吸引了无数对现实不满的仁人志士。在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图景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惊人的坚韧勇敢，其规模和强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                             2、新民主主义。

当然，这也确实指明了中国政党的现代化水平太低，国民对政治的参与性不足，依法办事还不能成为通行有效的社会生存发展方式，社会落后局面对执政党的现代化有明显的消极制约作用。上述特征充分体现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则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限度内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不允许它获得“主义”的地位。在农村，则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为农民的私产，同时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 。对比帝国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儒家官僚改称共产党“干部”，官营企业改称“全民所有制企业”，土地兼并被限制在富农水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取代了儒家学说，其他因素并无实质性变化。
    “党天下”与“家天下”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将历代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合并为一。中国的主要王朝都是暴力集团首领建立的，他们多为大老粗，号称得“天命”、立“法统”；然后，雇佣儒生当官，由儒家意识形态执政集团担当“真命天子”的代理人，按照儒家描绘的秩序“行天道”。“法统”靠血缘关系传递，“道统”则以知识考核的方式确认传递成功。现在的执政党就成为当代的皇权家族，成为“法统”的执政资格，要求进入官场的人员必须是执政党成员。同时，现在的执政党又是“道统”的典型，完全可以在“法统”的执政资格鉴定基础上，来公开考核选拔足够数量的非决策权力职务岗位官员。
    “党天下”本身就是由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创建的，党的领袖既是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或权威诠释人，同时又是枪杆子的最高指挥者。双重身份的统一，造成了一种类似“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这种体制迫使每一代领袖接班人都需要将自己打扮为“圣人”和“理论大师”，同时又要求他建立一支效忠个人权威乃至个人崇拜的军队。这双重任务的极高难度注定了最高领袖的终身制或垂帘听政式的变相终身制。一旦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信仰危机并且通过官场腐败滋生信任危机，失去人心就是客观现实。至少，是人心离散，丧失思想一致和灵魂深处的凝聚力，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就会酝酿政治分裂，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就反复演绎了这种必然性。历史证明，如果一个人、一个社团党派一心一意想着永远当官，那就是最大的政治腐败，是沉迷于特权利益带来的荣华富贵，这个成为“官迷”的人和党肯定要脱离人民大众而千方百计让官僚万岁化，这样就与人民形成了必然的等级差别或者说是阶级差别，就是存心剥削人民。

永恒执政的党就是官场的寄生虫。一个政党确定自己的官本位取向，形成官本位执政党的永远统治者定位，实际上就是封建帝王永远当皇帝的万岁梦想。它对执政党的危害，就是让它和皇帝家族一样越来越快的死于腐败，因为腐败在小圈子里面形成凝聚力之时，就是党内拉山头、搞宗派的分裂恶果，这个四分五裂的执政党就必然灭亡。前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班子，能在一夜之间背叛苏联共产党，决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而是几十年潜移默化造成了各大边疆区、州省城市基层所有党政官吏已经失去对党的忠诚，甚至反对党中央。1989年北京学潮当中的各级党组织怎样的表现，对比现在的民心党性状态，能有多少个为共产党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呢？扪心自问的共产党人应该承认自信心不足，希望借此机会打击报复贪官污吏的民众，绝对多于保卫共产党的人。在这里面，公有制作为皇帝执政党官府所有制起到了加速官僚集团性腐败的推进剂作用，使得政府以特权控制银行业利率和苛捐杂税剥削人民大众，不断强化官府成员及其公有制体系内部的整个阶层穷奢极欲，在商品经济社会形成奢侈品高消费“炫富耀贵”的形象工程风气，政府采购和政绩工程成为扰民坑民的典型，迫使取代农业社会“暴力——财政体制”国家形态的市场经济新兴改革开放国家政治体制走向统治阶级的集团化腐败，在“皇帝暴力——政府财政体制”阶段产生出来一种变体国家制度“执政党军警暴力——政府苛捐杂税制度”。这是一种在本质上是反对市场经济的官僚垄断性公有制，是不利于企业化生产力发展的强盗逻辑“财产所有制”，必然扼杀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资本市场及其金融市场平等竞争，直接从财产权的安全线方面剥夺人民的幸福感。这几年，中国的红色政权很多人急急忙忙移民去真正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于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唯恐躲避不及，特别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干部及其子孙后代不少于500万人跑到国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定居，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逃之夭夭，就说明了虚假的社会主义国家令人心悸。因为这种政治经济制度是没有诚信的流氓制度，是暴力至上的无赖体制，反脸无情，不讲道理，法律无效。

 想一想历史的演变，满清王朝的“家天下”垮台后，法统不再靠血缘关系传递了，合法性的政权来源被公认为人民授权。中国社会接受了这种来自西方的观念，袁世凯时期就有议会，蒋介石时期也有国民代表大会。尽管清朝之后所有的中国政权仍是暴力集团的囊中之物，却不得不在形式上冒充是人民授予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公开反对民主的智慧和勇气，它所效法的苏联极权制度，在名义上也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不敢公然反对民主制度。从政治策略角度来看，共产党也没有必要公开反对资本主义的多党派联合政府体制，为了争取人心，毛泽东甚至特别提出建立国共两党和平共处、兼容更多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出奇制胜地挥舞民主的旗帜，指责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宪法上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过又用一句“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把共产党的地位巧妙地排在了人民之上，以文字游戏应对历史的千秋万代评审。这样，把执政党的公信力视为暴力的奴婢，这也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丧失人心而失去天下的原因，是政治近视眼和执政党短期行为。正是这种玩弄宪法的弄巧成拙，实际上降低了执政党的政治诚信美誉度，也使得卑鄙小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挥舞政治大棒，要求科学论文不能以第三方的口吻来客观评述执政党和研究政治现实，故意制造学术禁区，实质上是掩盖自己的不学无术并且纵容执政党讳疾忌医，在阿谀奉迎中获得肮脏利益。本文就坚持不要先入之见来“歌颂共产党”这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真正学术尊重，而不是居心叵测的隐恶扬善、首鼠两端。如果社会科学连说实话的资格都没有，中国共产党还能有科学的发展观吗？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力的真实传承方式，在受欧洲影响比较大的早期，采取了类似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投票选举教皇的方式，在后期则采取了本土佛家宗派指定接班人继承衣钵的方式。这是东西方两种道统的传承方式，它用抽象的最广泛民主图画，替换了当代民主必须是政党民主，特别是多党派的“平等”以反对“特权集团”，和国民直接选举“执政党”之政治格局。如何将这种不容平民插手的道统传承，装扮成一个由人民授权的法统传承过程？一直是共产党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难题。这个难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人心控制的深度和统治成本的高低。但是在农民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共产党只能这样肩负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不能超越历史条件对农民使用资本家的民主选举。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农业社会现实面前，中国共产党只能延续封建帝国政治的厚黑学格局，走一条经世致用的务实求发展之类道路。
    对此，客观的分析中国共产党党章和新中国宪法关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表达，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也是由单一社会集团的意志，而不是由多数人决定的民主规则所支配的制度。这里的工人阶级已经像获得“天命”一样被预定为领导阶级，“人民民主”则被预先限制在领导阶级认可的范围之内。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共产党更进一步，对代表其它阶级阶层的民主党派达到了人事、财政、组织规模和活动范围全方位的控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譬如在涉及四亿农民身家性命的土地归公问题上，农民也确实没有掌握自身命运或表达自己意愿的合法权利，尽管农民手中的选票比工人阶级多得多。
    再进一步说，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通过先锋队共产党进行的。正如毛泽东把以皇帝为首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一样，共产党统治集团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建立在比阶级划分的依据更深刻的根基之上的利益集团，非要把自己降格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其实，这个工人阶级只是共产党创建并管理的官营工业中受支配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表现究竟是算先进、还是算落后，标准完全由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作为官僚来确定。因此，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资格，以及先锋队中的代表资格，都是共产党领导集团规定并赐予的，并不是工人阶级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表选举的。事实上，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都大量赐予了占据各级领导位置的党政军财官僚，此外就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各个领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也因此具有了浓厚的统一思想、布置任务的动员大会性质。代表们的荣辱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上级领导的控制之下。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代表，所代表的民众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即便是以这种代表为主体召集的大会，代表权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大会议程和大会发言是由大会主席团安排的，而主席团的成员与最高领导集团又是一致的。
    在名义上，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采用民主程序确定党的任务，选举出来行使权力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自从毛泽东将道统与法统合于一身，欧洲式的教皇选举制度作废之后，代表的名义权利便在技术上作废了。从中共七大到八大，中间间隔将近十年。从八大到九大，间隔又超过十年。十年或五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显然无法履行名义上拥有的最高权力，一年一开的庞大的中央委员会在休会期间也只能将自己的权力赋予中央政治局代理。于是，一切名义上属于无产阶级的权力，便通过上述多处断裂的逻辑链合法地集中在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常委手里，特别集中在中共中央主席手里。考虑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承认领袖人物掌握了最先进的思想，熟悉历史发展规律，这种极度的个人独裁在马列主义的逻辑中确实也可以讲通。 
    经过这样一番从上到下的筛选控制，党的最高领袖就在民主的名义下获得了难以制约的绝对权力，道统也披上了人民授权的伪装。这样的位似变换，也产生出来各级党政机关一把手的难以制约的绝对权力，形成官僚腐败集团案件频繁发生的必然性。“一把手”腐败案件，已经是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前十年中国的突出特点，官僚腐败案件系列化发生，官僚串通黑社会势力的“窝案”明显上升和大量增加。最进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拆迁”工作，激起民众骚乱的事件不断，贪官污吏和官商权钱联姻，直接造成人命案件、坑民事件激化官僚与民众矛盾，群体上访和群体闹事，平均每一天全国都有数十次。
    如同历代封建主义帝国一样，这种当代中国以及前苏联共产党尊崇的漂亮的仁义道德，或“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与国家统治政策技术性的实施细节之间，呈现出众多的南辕北辙的对立。在每一道政策程序和技术细节之中，都难以找到平民的权利，只能看到上层对下层的严密的利害控制，看到庞大的权力机器对分散的个人的压制。在共产党内部，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纪律约束下，领导核心的任何指令在向下贯彻的途中都很少遭遇公开抵抗，哪怕是与帝王选妃相似的指令（例如给林立果部长选美的军队党组织命令和为北京市陈希同市长安排妓女三陪的行政领导指示，都执行的很快）。而对上级的监督和制约却重重险阻，反党反革命的罪名随时可以置人于死地，指控者和判决者最终竟然可以是同一个人。文字狱彻底扼杀了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真理，没有知识分子能够科学的揭示执政党危机和国家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深刻，尽管《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已经天天在唱“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深刻”。在共产党之外，公民的个人权利在庞大而陌生的国家机器前，在压倒一切的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面前，更显得渺小无力。这样的力量对比，已经注定了民主的空洞和专制的强大。真实的力量对比造就了无所不在的“潜规则”，这种阴暗的传统曾经导致一个又一个王朝崩溃。
    在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成为没有信徒的说教时，共产党必须强化军警对公民的管制，这也是政治秩序中最重要的一条，务必要求共产党最高领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坚决拒绝军队国家化，不容许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任命的政府控制合法暴力。这是掌握国家决策权的关键，作为今日帝王的共产党，是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牢记国家的本质就是暴力。所以这是共产党保持“王霸道杂”的选择权的必需，也是前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与历代暴力赋敛集团本质相同的证明。对比之下，任何资本主义执政党都没有权利拥有军队。
    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一个和帝国一样头重脚轻、上下失衡的秩序，稳定性却不如帝国。帝国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得力于小农经济的稳定，以及统治集团对小农经济最佳生存条件的准确把握，这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共产党对迅速工业化的追求容不得这段时间。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给了他们一种自负，似乎他们可以准确地判断什么对社会发展有利，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适当速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发展条件的理解安排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也可以根据对历史发展利弊的计算宣布这个阶段结束。启动和推动经济，乃至制动经济的权力，都在他们手里。
    当毛泽东发现农村中出现了新富农的时候，他对新民主主义秩序向社会主义集体农业过渡的成本和风险估计加大了。再加上粮食紧张，国家需要控制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而合作化能为统购统销提供方便，早日完成合作化的收益也增加了。于是，新民主主义秩序中个体农民的寿命就结束了。当农村合作化进展顺利的时候，毛泽东深受鼓舞，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难度的估计便降低了，同时经济已经恢复，失业问题已经减轻，工商资本家的作用也不那么要紧了。于是，新民主主义秩序中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承诺就提前作废了。
    新民主主义秩序注定不能稳定存在，是因为它多变的上层统治集团与多变的下层福利生产集团不能构成均势。在上层统治集团强大而自信的时候，稍微左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点，就是历代帝国腐败堕落的老路。在下层民间的经济力量逐渐增强的时候，又会造成国民党在台湾遇到的颠覆性局面：民主的要求风起云涌，镇压的成本越来越高，独裁统治越来越难以维持——直到有一天，在独裁者的感觉中，维持独裁统治已经得不偿失，独裁的代价超过了接受民主的代价为止。
    在新民主主义秩序被毛泽东“跨越”将近三十年后，这种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经济在党国的笼子里发展的制度设计，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折腾了将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满身创伤地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任务，同时再也折腾不下去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巨大，饿死人的事件震荡着“大跃进”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统治集团带领中国摔了许多大跟头，积累了许多经验，它要悔过重来，换一块牌子重建三十年前的制度。然而，三十年前领导中国奔向社会主义的真诚和自信却难以重建，被党国专制的官僚体制腐蚀了的廉洁高效也难以重建，人民对共产党及其理论的信任已经被来自现实生活的经验破坏了。与上层统治集团丧失了灵魂和自信相反，民间的力量却像毛泽东当年担心的那样发生了历史性变动。一些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自信的社会集团企图冲破牢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大背景下，正统意识形态的信仰缺失，在执政党故意设立社会科学“禁区”的哲学贫困时代，不仅导致人们心灵空虚，酝酿自由化思潮，而且使得“法轮功”之类异端邪说有了滋生的土壤，更有了传播市场，加剧了民众的思想混乱状态，直接颠覆公民对执政党的政治信任。
    当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或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失去了对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信仰的初级阶段，包括大批共产党员在内的人都不相信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成为一个失去“道”的道统继承人，沦落为既得利益的保卫者，更是改革开放政策造就的强大利益集团。共产党的道统是在世界范围内衰落的，因为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试验在世界范围内碰壁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它能够领导一个“晚发外生型社会”完成模仿阶段的工业化任务，可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却已经不能建立充满活力并自发演进的真正的现代化社会。无论是帝国还是党国的官营经济和官僚体制，都不能提供这种活力 。这种情况下，国家不能再禁锢哲学社会科学探索，不能使执政党被人民信奉的理念长期都是空白，理论创新务必受到高度重视和保护与支持，坚持“科学无禁区，宣传有原则”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现实生产力水平上，既没有条件消灭封建帝国的专制制度，更没有改变被它推翻的国民党的党国专制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它只是用新的名义、新的目标和新的形式代替了旧的。由于力量强大，理论完整，它甚至扩张了帝国和党国的控制领域，控制了国民党政府深入不足的农村。这当中的历史必然性是中国的农业社会经济基础，它只能支撑起来具有帝王将相格局的帝国变体-----党国专制制度，只有工业社会才能生存发展的多党派共和民主政治体制，根本在中国现实社会无法成活，孙中山一生奋斗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在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任危机面前，不应该讳莫如深，而应当针对民众关切的宪政民主问题。看到这是当权派与大多数人的不和谐问题，敢于正视，主动引导全民大讨。官僚和民众共建和谐社会，逐步把民主法制建设的重点放到官场改革上面，积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国家法律机构在财政经费方面对于政府的司法独立，是共产党逐步淡化自己的第一政府角色，仅仅只是派出自己的竞选团队进入政府，并且与其他民主党派共同执政，组建联合政府。这样使得公众对官场的不满及矛盾，不再聚焦到共产党的身上。
    但是共产党又有与以往不同之处：它企图利用封建帝国传统的行政优势，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意识形态性的利益集团要根据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有计划按比例地搭建出一个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工业化社会，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领先跨入人间天堂。今天的人们没有必要怀疑这些共产党创业者的良好愿望，更没有必要设想他们居心叵测，应该承认他们不是潜心理论研究的专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共产党政治家都凭借的是面对现实之敏锐洞察力，甚至他们不能容忍本文这种站在第三方立场上的对共产党剖析，更做不到鲁迅先生那样的自我解剖。
    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传统的极权制度在更加极权的方向上竭尽全力的一跃；是挟立国之威，对西方工业化列强的冲击的激昂回应；是中华民族在新环境中努力适应并争取优势的百年探索的持续。同时，这也是共产主义信仰激发的对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掌握了帝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劝说力量，领导着一个纪律严明的高效率的官僚行政体系。一切条件似乎都处于最佳状态。
    凭借强大的专政威慑和宣传劝说能力，共产党诱导并迫使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集体，诱导并迫使资本家把自己的产权和控制权交给政府。对于拥有全面优势的共产党来说，这并不是难事。所有制之类的经济制度本来就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利益安排，现在合法暴力决心改变这种安排，又拥有严密的动员和行政体系，在毛泽东及其助手的巧妙领导下，所谓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几年的工夫就顺利完成了。城市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农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按照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国已经建立了傲视全球的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一个目标，就是利用这种优势，把生产力提高到欧美国家的水平。
    全民所有制企业是马列主义设计的企业形式，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富于中国特色的创造。人民公社是党、政、经合一的组织，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在国家任命的公社干部的行政指挥下运行。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有巨大的优越性，“工农商学兵相结合，便于管理”，“便于过渡到共产主义”。与历代暴力-----赋敛集团的思路一样，毛泽东也是从统治集团的管理成本最低，统治集团政治目标实现的阻力最小的角度选择经济制度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版本的当代制度经济研究和创新，如同当年清王朝的洋务运动要用封建体制来运作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思维模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全盘否定，认为政治上层建筑是决定一切的，也是万能的套子可以套在任何生产力上面。
    从控制生产要素的角度看问题，中国并不存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只有源远流长的官营企业。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也不过是被层层行政权力及其任命的基层党支部书记瓜分了决策权的集体风险承担制，人民公社社员只有服从上级指示的义务，而上级政府对自己的错误指示所造成的恶果并不承担经济责任，损失由公社社员分担。共产党以行政权力推行的工业化，就是把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手段硬塞到这样的生产关系之中，并依靠它们超越资本主义。
    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主要靠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行政指令进行。政府建立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垄断体制，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以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价格征收农产品。同时，官营企业按照政府规定的垄断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国农民为建立官营工业体系承担了沉重的赋税，做出了份额最大的贡献 。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剥削和压迫，历史在肯定做出记录的同时，不能不承认它在中国的冠冕堂皇解释。
    在官营工商业内部，职工工资长期冻结在低水平上，政府以这种方式提高积累率，将职工个人的住房和养老积累转变为建立官营工业体系的资金。
    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无权对上述积累方式和积累比率发表不同意见。他们甚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共产党强大的宣传机器编织了一幅公平美好的图景：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忘我劳动着，只要听党的话，只要努力劳动，共产主义理想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这种美好图景反过来又激励了许多人的忘我劳动，在国际反华势力封锁新中国，大陆中国贫困落后的短缺经济时代，确实创造了百废俱兴的奇迹。
    事实证明中央集权的刺激剂，作为超经济强制的社会动力，保障中国的工业化在起步阶段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2年中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此时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过19.52%，1978年，这个比重上升为49.40% ，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官营工商业体系粗具轮廓。这是持续了两千年多年的帝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国的小农经济基础，被党国利用小农的经济力量及其支持的强大行政手段彻底破坏并迅速提升了。在二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战争中锻造出来的高效廉能的共产党，为这破天荒的一跃提供了关键性的组织和精神力量。这是政治经济学再花费一百年时间来深入研究都值得探索的题材，是西方经济学至今也不能透彻解释的现象，表明共产党政治家的英明伟大是专家学者智慧面对现实时评头论足所无可比拟的。
    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脱节，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节，计划经济及其选择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造就了一个严重畸形的官营工业体系。大量投资被官营投资体系浪费掉，建成的工业企业又有浓厚的军工色彩，且效率极其低下 。同时，农民——工业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又被吸纳劳动力能力较低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被人民公社制度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以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极低的劳动效率完成行政权力指派的农产品生产任务。
    官营工商业体系继承了帝国时代的管理弊病。随着管理链条的延长，代理行为中体现的国家利益的浓度下降，代理人私利的浓度增加。在平等和强调精神激励的革命理想氛围中，国营企业的工资形式甚至比帝国时代更加僵硬，计件工资形式被看作刺激私欲的手段，而私有观念又是“公有制”的大敌。由于职工收入以固定的计时工资形式发放，工人和企业管理官员对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现为在不受到行政惩罚的算计下对闲暇最大化的追求。对行政惩罚的躲避则主要表现为压低计划指标的讨价还价和谎报计划完成情况。由于工资固定，闲暇变为免费福利，闲暇的成本则转嫁给全社会。
    可以把怠工的后果转嫁给全社会，自己的工资收入几乎不受影响，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官营企业的工人和管理官员的基本立场。他们对这种企业制度基本认可，但是又稍有不满。这种制度提供的闲暇太多了，提供的工资奖金却相对太少。工人们对奖金之类的物质刺激的反应更加积极，这种积极的反应也鼓励管理官员采用更加重视物质报酬的管理手段。不过就总体而言，工人阶级对国营企业的基本制度并无反抗，反抗出现在社会将怠工后果交还他们自身承担之时，出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之时，改革开放成为过去隐藏的矛盾得以显露的机会，更加容易爆发意识形态和切身利益方面的冲突。
    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偷懒的后果只能由本队的其他成员承担，搭便车的程度比国有企业稍轻，但仍是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井田制时期的草荒又出现在人民公社的大田里。
    农民无法向生产队之外转嫁低效率的平等体制造成的产出损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饿受穷，便开始了前赴后继的反抗。最初的反抗是拥有强劳力的农户拉牛退社，被共产党以武力镇压后转变形式，隐蔽为小包工之类的责任制，再变为包产到户，更进一步就是包干到户。当这一切改头换面的反抗都被共产党的专政铁拳粉碎之后，剩下的便是集体土地上的怠工和对自留地的热情，以及平等的贫穷和农产品的严重短缺。
    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全面的低效率，迫使共产党强化非经济的激励----威慑体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后期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体系里，农民的桃花源理想属于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多吃多占和蛮横霸道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国营企业的管理官员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后来进一步定义为党内资产阶级；偷懒怠工属于私有制时代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坚持思想政治领域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强化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全面专政。这套全方位的激励和威慑机制，对人的安全、自由、自尊、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等多重因素发挥作用，并且采用封建帝国株连九族的传统策略深化利害影响。为了维持这套体系的运行，社会耗费了巨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上述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模仿阶段中成效可观，但在较长时段的国际比较之中，则既不如市场机制那样有效，又不如市场机制那样充满活力和创造性 。

毛泽东建立的党国制度，承受着多方面的内部压力。一是农民对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农制度的追求压力；二是工人和管理官僚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兴趣；三是党国的官僚集团逐步向旧帝国的统治策略复归的堕落压力，这种复归是追求较低的管理成本和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过程，其中也包含了对农业自耕农制度和工业企业利润挂帅与物质刺激原则的让步和推崇。毛泽东认为，官僚集团的当权派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最大危险，因为他们有选择制度改变道路的权力。作为对上述图景及其内在关系的把握，毛泽东创造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毛泽东模式的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一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二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毛泽东坚信资本主义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竞争压力。这是关系到民族和领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历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竞争。由于苏联的官僚集团具有更显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征，毛泽东又有代替苏联为人类指明前进道路的宏伟抱负，国内反对“走资派”的斗争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总图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总图景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毛泽东参照帝国治乱循环的被动调节方式，试图建立一种党国主动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制造小型的治乱循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利用民间“革命群众”的力量，监督官僚集团沿着毛泽东设计的道路前进。毛泽东坚信他设计的道路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文革”就是凭借革命群众力量建立毛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制衡机制的努力。
   “文革”并没有颠覆帝国和党国的基本结构，反而通过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更加强化了党政不分、甚至是军政合一，军管会成为执政党的实际权力机关。枪杆子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最高当局手里，人民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未曾真正控制合法暴力集团。相反，一旦某地偏离了毛泽东规定的路线，无论是温州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还是传统的小型暴力集团彼此武斗，毛泽东总要动用专政力量坚决镇压，甚至大规模调动军队接管地方事务，清除所有异己力量。
    “文化大革命运动”再次揭示了帝国----党国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固有矛盾：究竟是服从自称为天道或历史规律承担者的暴力----赋敛集团的意志，还是服从福利生产集团的意志？毛泽东把劳动人民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个人民又要由他根据历史规律予以定义。谁反对毛泽东指引的合乎历史规律的路线，谁就是人民的敌人。对敌人不能实行民主，只能全面专政。经过这样的限制，只有在人民与最高领导者毫无冲突的苛刻条件下，文化大革命所宣称的大民主才有实现的可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须与最高领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一致，正是这一点自信或妄念，成了最激烈的民主与最极端的独裁的汇合点——如果一致了，动刀动枪也可以；如果不一致，说错一句话就要进监狱，甚至被枪毙。文化大革命的民主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微细的重合点上。
    毛泽东还建立了一套处理人民与自己掌握的历史规律不一致的完整办法，即像马列主义要求的那样，用各种办法教育人民，启发人民的觉悟，天天读，活学活用，向人民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溶化在人民的血液中。
    在毛泽东时代，党国制度内部的确出现了许多偏离设计的失衡，但最严重的失衡并不像历代帝国中晚期那样主要由官僚代理集团的自利行为汇集而成，而是由强大自信的最高权力引发的。这是历史上每一个帝国那些战功卓著的早期统治者，都经常造成的问题 。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命不凡 ，党国前期二十余年间的失衡也与秦帝国那种由皇帝直接引发的失衡类似。秦始皇留下了以长城为代表的防御体系，毛泽东则留下了同样具有军事色彩的官营工业体系。特别是，“大跃进”是由最高领袖毛泽东发动，由农民承担主要代价的最严重的失衡。
    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根据自身利益和小集体利益安排生产的权利剥夺了，把他们与未收获的庄稼的利益联系切断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控制着，调配到原始的大炼钢铁试验中，调配到设计粗劣的兴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费。“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试验，即“吃大锅饭、吃食堂”运动，增加了集体粮食储备的消耗。“一大二公”的产权关系，创造了农民看着自己土地上的庄稼成熟烂掉而毫不在乎的奇迹。这一切都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动人解释，都意味着人间天堂的临近。
    在这场号称奔向天堂，实际奔向地狱的“大跃进”赛跑中，支配一切的行政官员自觉或被迫伪造“粮食亩产百万斤”之类具有轰动效应的成绩单，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毛泽东建立了惩罚反对者、奖励追随者的有效机制，建立了排斥所有不利信息和不同意见的信息筛选机制，反馈回来的都是自我支持的信息，提拔上来的都是追随领导最紧的“同志”。在这种高效率的自激震荡机制下，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集团的自负迅速得到自我强化并走向疯狂，自欺欺人终于导致了席卷中国的大饥荒。
    大跃进过度剥夺农民权利所造成的后果，是大约三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下降。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相当成功地把责任推给了天灾，推给了苏联，毛泽东还是在上千万具尸体和暴力-----财政实力严重削弱的现实压力下作出了自我调整，被迫放弃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高指标，降低了农业领域的集权程度，所有制单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产队，一度还默许了包产到户的存在。
    党国制度对后果如此惨痛的错误的惩戒方式，完全是毛泽东以自我惩罚的方式实现的。他暂时交出了经济决策权，并且自愿戒肉数月。这里再次表现了作出决策与承担风险的惊人失衡：一个人不吃肉的自我惩罚与三千万人被迫饿死的失衡。而且，毛泽东即使不交权、不戒肉，他的权力也不会遭遇真正的挑战。枪杆子和笔杆子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他个人手里，除了最高统治者改变看法或良心不安之外，党国制度内部不存在任何制约权力的力量。这种格局继续孕育着新的严重失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本文简称“文革”，不再另行注明）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巨大权力直接侵犯了官僚集团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制造的半无政府状态引发了对各种社会集团的合法权利的全面侵犯。这两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却没有建立“文革”发动者试图创建的治乱循环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机制。恰恰相反，各个社会集团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反感陡然增加，“和平演变”成为真实的谎言。农民更加向往自留地，工人更加向往奖金，被打倒的官僚渴望加倍补偿失去地位的损失。就连“文革”初期的主要造反力量，被毛泽东对“文革”意义的辉煌解释所感召的候补统治阶层——学生集团，也在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了解中日渐丧失宗教般的热情。他们本来期望像毛泽东承诺的那样，通过参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后斗争而将个体生命融入不朽、融入无限，同时也获得领导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但毛泽东描绘的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差距，毛泽东的承诺与贫苦的现实的强烈冲突，削弱了他们对毛式意识形态的信仰。他们中的多数人或者放弃了对任何伟大事物的追求，或者改变了追求的方向。毛泽东的死亡削弱了对上述异己力量的清剿、压制和劝说能力，在恢复旧的权利边界的过程中，该体制及其拥护者以自身崩溃的方式让出了空间。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与历代帝国和前朝国民党政府的党国状态一样，孕育着决定命运的三大趋势。在与国外列强的关系方面，党国的实力越来越弱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口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党国内部关系方面，统治集团的权力依然不受制约，于是“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正式规定迅速向具体的利害关系所决定的“潜规则体系”滑落，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边界受到严重压缩，反弹的力量越积越强。
    当毛泽东紧闭国门，为人类试验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之时，人类社会正在各种群体的生存竞争中自发地开辟自己的演进道路。资本主义将人类社会拉入了一个新型的竞争环境，农业文明时代的帝国和封建诸侯以战争为基本手段，以土地人口等财政基础为争夺对象，而资本主义却在市场上竞争胜负，战争的目的也是争取市场上的利益。
    市场竞争所争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好的产品，来更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竞争，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竞争，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竞争。竞争使得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知识越来越多，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政府越来越便宜高效。于是，人的各种权利也越来越有保障，人民的生活和福利越来越好，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越来越强大。竞争中的优胜者，在世界上拥有远大于其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影响力，而竞争的失败者，则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国家，甚至成为全人类的包袱。
    中国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处于国际竞争和文明演进的主流之外，距世界水平越来越远，人口却越来越多，解决温饱和就业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根本危机。危机一旦爆发，中国不仅自身陷入王朝崩溃的苦难，还将以亿万难民把人类文明卷入灾难 。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梦想，将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实现。不过，中国人民仍然被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所蒙骗，只有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人了解这种真实的情况，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统领的权力体系遭到“文革”的严重破坏，他的控制能力不如毛泽东，意识形态信念也弱于毛泽东。于是，邓小平顺应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泄洪闸。
    相对人民公社制度，帝国传统的自耕农制度中蕴藏了巨大的利益。统治集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名义向农民追求这种利益的压力作出了让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困扰统治集团多年的农产品短缺问题迅速解决 ，同时农村劳动力由表面短缺变为严重过剩，农民的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了。人民公社时期推广的农业技术在找到了使用受益者之后终于发挥了重要作用。八亿农民对这块巨大利益的模糊预期和不懈追求、部分党国官员对这种潜在利益的认识、以及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高昂管理成本的畏惧和支付困难，共同促成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    相对于计划经济和官营工商业制度，帝国传统的民间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制度也蕴藏了巨大的利益。最高统治集团无力在官营工商业体系内安排城市剩余劳动力就业，无力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力解决渠道不畅和供应短缺问题，因而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党国不得不容忍民间商贩和城乡贸易市场，不得不容忍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结果，在政府获得巨额税收的好处的同时，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在官营工商业体系之外获得了就业机会，一个在规模、产值和利润方面全面超越官营的民营工商业体系与市场一起迅速壮大，各类商品由普遍短缺转为全面过剩。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官营工商业体系，则以自身的技术和人才积累为非官营体系提供了帮助，以自身创造的需求为非官营体系提供了支持，以自身的迟钝和无能为非官营体系让出了发展空间，以自身的疏漏和腐败向非官营体系转移了大量的机会和财富。相对封闭而言，向世界开放同样蕴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国短缺的资金、技术、设备、知识和市场，都可以在开放中获得至关重要的补充。在这些直接利益的吸引下，最高统治集团实行了开放政策。这项政策一方面将国外产品和企业引进了中国，一方面将中国的企业推向了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踏上了分工和进化的良性轨道。
     相对于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及其极权和群众监督制度而言，传统的官僚等级制度和地方分权制度，以及建国初期稍受尊重的党政分工制度和人大政协制度，也包含了吸引各级各类官僚集团的巨大利益。官僚集团从民间夺回了毛泽东有条件赋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宪法权利，推动了党政分开，恢复了“人大”和“政协”的活动，地方政府则从中央政府手中争到了财政包干制度。
    不仅如此。各级官僚在恢复旧有权利的同时，怀着补偿“文革”损失的热情，加速攫取自身的利益。他们和封建帝国时代的官吏集团一样，开始建立一套架空正式规定的“潜规则”体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倒爷利用短缺物资控制权低买高卖，牟取暴利。这套体系建立在处置国有资产和使用公共权力的宽阔选择空间之中，建立在给被管制者设置障碍造成伤害的合法权力之上，迫使民间工商业经营者出钱买通官僚。各级官吏利用权力从各个方面挤榨油水，并在油水的吸引和滋养下扩张自身的规模，迅速踏上了历代官僚集团膨胀腐败的老路。截止2010年5月，中国政府采购生成的消费金额占全国消费总额的30%以上，而美国9%，英国7%，所有发达国家都在10%以下，表明中国官僚数量巨大，行政成本最高，官场大环境不利于廉政建设。
    无论邓小平让步的领域多么广泛，这些让步都出现在帝国的次级特征方面。尽管邓小平不那么在乎“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之类的标签，只要能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搞上去，实行任何“主义”都可以，但是在国家政治决策权力由谁掌握，枪杆子和笔杆子由谁控制这个涉及帝国制度核心特征的问题上，邓小平寸步不让。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其中的核心，可以决定坚持或放弃什么的关键，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也就是坚持一个人说了算的极权体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他不仅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说了算，还要为中国指派一个能自己说了算的接班人。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仍然是有“主义”的——他守住了“党国制度”的“暴力主义至上”底线。因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可以理解为“党国制度”通过自己的变体与世界接轨、调整自我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又一次努力。这是继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失败努力之后的新努力，是以延续“党国制度”寿命为目的的重大策略调整。邓小平彻底粉碎了毛泽东热衷的“个人崇拜”，使得毛泽东的皇帝定位在共产党历史上寿终正寝，但是习惯于真命天子统治格局的中国农民也颠覆了邓小平作为领袖的政治尊严，在1989年“六四运动”那些铺天盖地的谩骂诽谤中完全终结了中国人对政治家的神圣化情感。一方面是强大军队以导弹打蚊子的夸张动作镇压了学生运动而成功地震摄全体国民，另一方面这种夸张动作被民间公认为无所不用其极而完全葬送了对执政党的人格尊重，如果说此前中国老百姓面对直呼共产党为“共匪”就会情不自禁地反感，乃至当机立断给予斥责，那么这次镇压就让中国人公开把共产党视为小人无赖而随意开涮，现在包括很多共产党员在内的平民百姓时常就会说“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是共党的破事儿！”

四项基本原则约束下的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格局，一个中国土地上一切封建帝国都从未见过的，与欧洲的宪政诞生，即资本控制暴力初期很相似的政治经济格局，大力发展民有民营经济和国有民营经济，在人大政协组织里面大量吸收工商业成功人士，特别是支持民主党派发展经济和参政议政。与此同时，从江泽民开始了党政机关的常委负责制，建立了中共中央带头实施的领导退休制度，废弃了高级官员职务终身制。
    这个格局的基本特征，就是作为历代封建帝国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退居三线，作为党国财政基础的官营工商业正在退居二线，而民营工商业和非国有资本控制之下的市场经济企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和税收财政的主要支柱。如果考虑到金融、能源、铁路、航空、通信等垄断性行业对官营工商业的利润贡献，官营工商业在市场竞争领域的实际地位已经退居二线。官营企业及其党国老板对这种趋势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屡战屡败。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官营工商业仍与历代前辈一样，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衙门，其官僚代理人对来自上级官员的行政奖惩作出敏锐反应，对市场和企业盈利状况的反应则取决于上级官员的重视程度。而上级官员作为代理人的一级，在投资和经营方面同样缺乏承担失误和享受成功的切身利害关系。相反，在所有者缺位，上级官僚代理人监督不力的条件下，官僚代理人出卖委托人利益通常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官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全线溃败。官营企业在竞争中溃败的另外一重原因，是它承担了过多行政和社会福利职能，它要承担官营工商业体系创立时期以低工资形式欠下的职工福利和养老的债务。没有这种包袱的官营新企业尚且竞争不力，债务累累的老企业更感雪上加霜。
    在溃败面前，与官营企业利益相关的官僚集团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垄断壁垒，保护自己不受市场竞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向全民转嫁自身的破产危机。官营企业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已经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存款变成了呆帐坏账 ，正在将数以百亿计的股民资金变成垃圾股，作为融资工具的中国股市制度设计注定了股票是大资本圈钱剥削小股民的圈套，2010年以后大量股民退出股市乃是必然，中国股市由投机场所转变成为投资天地方才成为可能。党国垄断的银行和证券部门为官营企业大开绿灯，为吞噬中国人民的血汗积累提供了方便条件，并且以这种方式限制和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剥夺了工人和农民在更有前途的民营企业就业的机会 ，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电力集团等垄断性国有企业享受特权暴利和特殊待遇已经激起民愤。用尽种种手段仍然无法解救官营企业之后，党国统治集团被迫收缩防线，抓大放小，将管不过来的小企业卖给民间。
    与上述趋势相反，民营资本正在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吸纳过剩人口、交纳各种税费、增强国力等方面越来越举足轻重，推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而且，资产阶级与封建帝国依存了两千多年的“小农社会”大不相同，工商业交易频繁，竞争激烈，交易费用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敏锐反应，影响工商业主的竞争能力。小农经济可以忍受的苛捐杂税、行政低效和司法腐败，对资产阶级而言就是抑制发展甚至导致破产的昂贵成本和巨大风险。
    中国当代的民间资产阶级对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时又见多识广，善于比较。他们知道合乎自己利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是什么样子，他们甚至能够计算出西方式的宪政制度的货币价值。他们有愿望也有能力进行权钱交易，像他们的西方前辈那样为自己购买一个将暴政永远控制住的可以信任的宪政制度，购买一种优质高效的政治制度，购买一种宽容安全的意识形态。早在“六四”前后，人们便看到他们出钱出力的慷慨赞助，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他们的财产总额大幅度增加了，他们对生存发展的政治保障的需求也更强烈更有力了。
    如果不能在公开交易中合法地买到上述优质产品，如果党国统治集团不肯正视上述事实，不肯建立合法交易的规范，资本家个人就会在私下交易中购买隐蔽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他们已经进行了大量局部性的私下交易，营造出贪官污吏与资本家联手对外的局部气候，甚至在政府腐败无能的空间中培育出黑社会组织——地下活动的暴力赋敛小集团，并且依靠这种黑色力量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秩序。

显然，官府垄断和官商勾结可以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行政权力的介入可以造成垄断性的高价，从消费供给方面抑制需求，使得更多的老百姓买不起，房价坚挺上涨和太高的空房率并重；行政权力又可以用各种名目的税费抽走消费者的收入，或者帮助资产阶级从政治上抑制无产阶级的工资要求，从而降低他们的购买能力，让更多的消费者没钱买，导致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相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率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国内消费能力明显太低，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商品供过于求，买方市场让步于垄断，物价上涨过快，官商联手剥削国民大众。长此以往，在一个危机四伏容量狭小的市场面前，资本也堵住了自身的发展道路。
    假如公开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资产阶级可以退出交易，这意味着资本抽逃，其结果便是税收减少，失业增加，社会动荡。即使存量资本抽逃困难，增量资本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望而却步也是致命的威胁。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要求每年维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 ，不然就难以保持社会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新来者（主要是失业大学生等年轻人群），急需就业机会的工人，渴望进城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 。资产阶级与党国交易的失败，也意味着工人和农民利益受损，意味着人口压力缓解无望，意味着流民遍地的流动人口犯罪加剧。
    统治集团对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最好让步，就是建立一个便宜的政府，一个民主的、受到福利生产集团控制的政府，一个在权力制衡机制下被迫实施正式规则而不是由巧取豪夺的潜规则支配的政府，从而在体制上降低与政府有关的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民族工业的竞争力。这也是介入国际市场竞争之后必然出现的政治要求。
事实上，当代中国与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的欧洲一样，面临着一个无法有效阻止资本流动而自己不受伤害的竞争性环境。改革开放破坏了帝国和党国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传统局面。国外资本的流动阻止不住，港台资本的流动也阻止不住，国内买通了政府官员的资本依然阻止不住。资本已经获得了退出的空间。任何一个有自身财政利益和稳定要求的地区，都被迫与国外、港台和国内其他地区进行投资环境的竞争。不肯或不能创造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政治法律环境，就要创造一个劳动力或其他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环境。这就意味着降低农民土地价格，禁止组建工会，降低对工人利益的保护，降低对环境的保护。总之，以工人农民和全社会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补偿恶劣的政治环境，以此维持本地环境对资本的吸引力，维持经济增长和政权稳定。可是，这样的增长和稳定注定是短命的，例如今日政府把大量土地的五十年左右使用权一次性卖给资本家，实际就是透支了五十年地租之类财政收入。

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官僚集团自身，都能感觉到民主制度潜藏着巨大的利益。就好像大包干制度可以每年增产上千万吨粮食、增收上百亿元人民币一样 ，这种利益在实现之后也是可以计算的——资产阶级可以算出交易费用的节省，工人可以算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可以算出乱收费的减少和城镇吸纳能力的增加，知识分子可以算出意识形态领域解禁带来的大量机会、财富和难以估价的自由创造空间，官僚集团也可以算出自身的安全稳定——当然还要扣除专制权力受到监督的损失。
    作为一个整体，中国还可以通过建立民主宪政制度降低国际舆论的担心和敌意，降低国际交往的成本，提高自身的地位，获得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中国共产党也公开宣传建立宪政法制社会，对民主法制建设已经对接到执政党建设层面，问题是宪政和民主在法制层面决不是以公民个人参政议政为操作基础的，它们的基础是现代化的政党社团，不容许政府管制公民依法自由结社，要求民主党派自由发展党员，特别是共产党要逐步取消自己的执政党特权定位。
    上述各种利益，在不同的集团和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利益的大小不同，清晰程度不同，争取的代价不同。控制新闻和言论可以影响人们对利益和代价的评估，甚至可以掩盖利益或风险的存在。禁止成立政治社团组织则可以降低追求民主的力量，提高追求者的个人风险。因此，党禁和报禁都是阻止民主宪政制度诞生的重要手段。
    不过，阻拦民主宪政的总体风险正在增大。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一个自身权力不受制约，可以凭借合法暴力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可以出卖法律和公正，又可以向全社会和子孙后代转嫁风险的统治集团，是一个吸引力巨大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吸纳寄生人口的膨胀趋势，是历代帝国都无力禁止的 。
   这个持续膨胀的暴力----赋敛集团榨取了国有资产，低价掠夺了农民的大量耕地，随时凭借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勒索民间的贡奉。与漂亮的自我标榜相反，这个集团与民间的真实关系，也像历代帝国那样体现为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凭借合法伤害权分配资源的体系。
    官场潜规则体系的扩张和官僚集团的恶性膨胀，是执政党“党国制度”内部关系失衡的标准程序。这种失衡曾经以牧人数量过多、屠宰量超过羊群的繁殖生长能力，导致了许多王朝的衰落。内部衰落再加上境外势力乘虚而入，构成了帝国崩溃的标准模式。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这个过程同样意味着福利生产集团过度失血，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能力的削弱。执政党高级官员的大多数子女后代都移民国外，相应的官僚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要比中国更利于生存，中国富豪人群移民国外并且抽逃资本，2010年的北京富豪移民国外人数大量增加。
    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也明白，民主和宪政可以制约官僚集团的权力。这意味着民主和宪政制度可以制约社会共同认可的正式规则向凭借“合法伤害权力”来分配资源的潜规则体系的滑落，意味着降低官僚集团的吸引力和膨胀能力，意味着阻断封建帝国崩溃的历史性循环，意味着排除一颗多次将中国炸毁的定时炸弹。
    中国各个社会集团，包括官僚集团内部的真诚高明之士，对民主和宪政的追求已经在“五四”运动中早就表现出来了，但是1989年“六四”运动表现出来的民主和宪政的追求，更加激进的同时缺乏可操作性，梦想一夜之间从党国制度飞跃到宪政民主制度，这在后来的前苏联改革开放实践中已经证明为祸国殃民。受西方思想影响比较深、组织成本比较低、具有追求“道统”的悠久传统的学生集团首先开始请愿，他们的民主理想与大众对遏制腐败的政治诉求一拍即合，中国社会顿时风起云涌，可悲的是学生集团对政治科学及其政治策略乃至政治手腕缺乏成熟的把握，许多人是在出风头。
    在这场争取民主的运动中，中国民间的各种社会集团处于严重的无组织状态。共产党的党禁和报禁政策造就了民间的一盘散沙格局，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来，更难以统一形成理性的可以协商妥协的政治主张。于是，共产党统治集团面对的就是一片情绪化的人海，这片人海中翻卷着学生领袖、各类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学生、个体户、工人、失业青年、进城农民、基层官吏等阶级阶层的理想、热情和利益计算。在这种缺乏组织的状态中，每个人都可以不承担义务，也无法有效地承担义务，但每个人都可以也必然提出自己的最高诉求，表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这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失衡的危险状态。
    统治集团内部对民间的民主要求缺乏准备。共产党一直不能正视自身的性质，不能正视其作为历代统治集团继承人的独特利益和传统弱点。他们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也影响了自己对事物真实面目的探讨和认识。他们一直坚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肯正视还政于民的问题，根本禁止讨论这种涉及垄断性权力的敏感问题，更谈不上准备好实质性的应对方案，建立一个各种利益的表达、协商、妥协的有效体制。突然之间，面对喷薄而出的民主要求，在政治局、国务院、人大、政协、北京市委市政府之间，在这些机构内部，同样翻卷起不同的利益和风险计算。在同样缺乏意见表达和利益协商妥协机制的统治集团内部，在信息通道被官僚机构扭曲的体制内部，这些复杂计算同样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共识，这就孕育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更大危险。政治局内部的分裂，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分裂，这些巨大权力之间的分裂甚至有可能发展为暴力对抗，枪杆子解决问题毕竟是中国政治的归宿。
    更进一步说，统治集团据以评估利害的意识形态体系本身就决定了这种混乱。党国统治集团仍以历史规律的唯一代表者和承担者自命，这种与帝国的天命----天道体系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排斥异己，勇于镇压和专政，难于协商和妥协，理直气壮地坚持对权力的绝对垄断。但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又承认历史规律体现了人民的利益，统治的合法性最终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道统与法统的矛盾隐藏着中共中央与比较靠近民间的人大和政协的分裂，隐藏着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最后，邓小平决定以快刀斩乱麻。他动用枪杆子将自己视野中的挑战和难以承受的风险镇压下去，再动用笔杆子将这种挑战妖魔化，然后下令禁止一切争论。对比之下，前苏联共产党就没有一支敢于向手无寸铁民众开枪的军队，面对民众骚乱和统治集团分裂而亡党亡国。那么，中国执政党“怎么保障始终有一支敢于向手无寸铁民众开枪的军队？”将成为党国体制生死存亡的底线。
    几十年过去，民主对于共产党垄断执政权力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仍然是一个禁止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民主和宪政制度包含的利益增加了，抵制民主宪政的风险也增加了，全社会对上述利害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清楚了。这是一个更多的人需要民主制度、并且愿意为民主制度支付费用，因而使得民主制度能够在建立之后长期存在和顺利运行的新时代。这显然是弱化政治垄断的针对执政党的挑战，共产党本能的反应是坚持以强权方式抑制各个社会集团对上述利益的追求和宣传，继续禁止各阶层自发集会结社追求自身的利益，禁止民主宪政所必须的各派政治组织的诞生，强制保持对“党国统治”最有利的一盘散沙状态。特别是共产党必须标榜自己“代表先进阶级、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继续以这种垄断一切“代表资格”的方式抵制民主和宪政，毫无还政于民之意。然而，执政党的腐败现象日甚一日，官僚集团的膨胀日甚一日，官商勾结的私下交易与日俱增，党纪国法越来越彻底地被帝国传统的“陋规”即潜规则体系所取代，帝国传统的人口过剩和内部失衡的危机正在积累。
    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正在吞噬经济增长速度，统治集团的膨胀和腐败也在吞噬经济增长速度。在人口过剩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税基扩大速度与统治集团榨取深化速度的竞赛。在东部和沿海地区，尽管民营经济的发展潜力受到政治方面的诸多拖累，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做大了蛋糕，中国经济也显出比历代王朝更大的潜力，似乎可以继续支撑统治集团的膨胀。但是在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统治集团正在难以做大的“老蛋糕”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正在越来越远地偏离社会认可的公平，正在将税基压垮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社会不稳定状态日益突出，从瓮安县政府被砸，到石首市群体骚乱，直至2010年连续发生的歹徒闯入小学幼儿园凶杀多人案件，2011年广东省“乌坎农民对抗警察”事件等等，社会矛盾尖锐，浮躁心态和社会心理疾病有增无减，自杀及自闭症和亡命行凶加剧了恐慌心理，不利于安定团结。
    反社会情绪尤其表现为官民矛盾尖锐，官僚利益特权化，特权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贪官污吏合法化，使得整个社会正在酝酿混乱，集团利益恶化而培育暴乱，所有的正常渠道实际上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出更大的隐患。因为它不能解决党国的内部失衡问题，却要以暴力禁止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出现。它无力约束自己，却要以暴力禁止其他社会集团建立约束机制的企图。它拒绝还政于民，又拿不出扣押人民民主权利的像样理由。江泽民阐述的“三个代表”理论，尽管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即变相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抹去了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对资产阶级的直接威胁，但是在统治集团自身腐败到人人切齿的形势下，这套理论连自欺欺人都欺骗不了几个，徒然叫人怀疑“执政党有没有正视历史和现实、引导中国走出帝国体制、平稳完成社会全面转型的能力和真诚？” 
    就像遏制民间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以及取缔垄断行业的市场经济制度一样，中国执政党正在以遏制民主和宪政的方式，维持官僚高薪水平和相对于农民工的巨大福利保障落差，在官吏人事制度操作层面形成“不贿赂就不能当官”的潜规则，把数以千万计的大学生队伍推向失业人群，制造将自身摧毁的力量，把权力垄断延伸到财富垄断领域，使得当代中国的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及一切市场经济国家，1%的中国富人占有全社会接近40%的财富，而美国5%的富豪才占有40%多的社会财富，中国成为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仇富心理”和“恨官心态”在中国蔓延，不少人盼望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老百姓一夜之间打死全部官僚和富豪。中国的权力和财富被少数人占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就是万恶之源。当全社会都感觉到大堤外边存在巨大利益时候，遏制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吃力而危险的。严防死守下去，无非是自身的千疮百孔和豆腐渣化，待危机积累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后，一旦失守，就可能导致整个中国在人口压力和充满仇恨的暴力集团的混战中崩溃，这将是历代帝国的命运的重演。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上演了这一幕，在共产党强行制造的一盘散沙之中，很难指望共产党的替代力量及时生成，更难指望替代力量生成后有时间有能力为流民提供生路。这意味着中国的“党国制度”和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独裁专制向宪政制度的转型，又一次失败，也意味着共产党将亲手摧毁自己在工业化和改革开放的数十年中建立的历史功绩。
    退一步说，即使共产党暂时成功地扼杀或者镇压了国内的民主宪政要求，国际环境仍然充斥着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缓慢却坚定地冲刷、淘汰着昂贵而低效的政府。淘汰的途径，就是将这个被政府拖累的缺乏竞争力的国家挤到世界的边缘，就是在竞争失败导致的贫穷失业中积累起造反的力量，就是造就一个与满清政府倒台前类似的内外交困和众叛亲离的革命情境。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来，一个腐败低效的政府和容忍这种政府的民族是无法在竞争环境中生存的，要么改变，要么衰亡。
    共产党有机会疏导社会压力，有机会引导中国和平地完成社会转型。中国也存在着和平转型的条件。无论如何，人大、宪法、最高法院、政协、民主党派等等，这些民主和宪政的架构及相应观念，已经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并且在各个层次上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团。在名义上，共产党也必须假借人民的名义才能实施合法统治，仅仅依靠“天命”式的历史发展规律已经不够了。在名义上，人民也获得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许多民主权利，尽管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都缺乏使用这种权利的勇气和传统，尽管许多南辕北辙的实施规定又偷偷摸摸地夺走了这些权利。不过，这些缺陷和不足是人们所不满的，是需要掩饰的，而不是获得广泛支持的。中国人民在增进对世界了解的同时，越来越清楚：一个合理的政府应该如何产生和如何运作？越来越明白：人民应该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又被剥夺了什么？这种观念的变化反过来又增强了人们对社团政治、人大和宪法的期望。面对这种期望，即使在官僚统治集团内部，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心虚，拿不出公开反对的理由，只剩下掩耳盗铃之类的言论封锁策略。
    在1989年学潮当中，方励之、胡绩伟、温元凯等人以四通研究所曹思源牵头开展人大常委签名反对邓小平出兵镇压学潮，引起海内外关注，于是有些人希望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人大和政协完全可能在护宪的名义下合法地行动起来，启动宪法审判，制约共产党。这种幼稚的空想，甚至指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真正行使权力机关特权，清除一切违宪的法规条令，认为这正是它的法定职责。事实上，帝国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在体制内合法挑战专制权力的制度基础，而这种十七和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曾经依赖的条件，如今已经有萌芽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但是难以形成气候，------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有一批人民代表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宪法规定的合法权利，要求清除共产党设置的一切违宪的法令法规，共产党以法统装饰道统的全部伪装就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体制内的挑战；如果共产党没有把握获得足够的支持，来镇压这种合法挑战；如果共产党内部有足够多的志士仁人，不肯镇压他们在名义上也拥护的理想，中国的和平民主进程便有了成功的希望。

世界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处处逃避自身责任的民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一个容许自己的成员逃避责任的民族，将在整体上遭到报应，沦为人们逃避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剖析党国体制，倡导适当限制党政分开，节制公民个人竞选民主，发挥社团政治作用，尝试宪政民主，有组织地大踏步开展民主法制改革，防止无政府主义。中国真正要解决的是政治体改的策略形成、策略落实、策略评估和战略总纲、战略架构，以及相关的总体导向、主动导向、效用导向、资源导向、信息导向，等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自从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专题讲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到中共十三大会议报告专门阐述党政分开模式，直至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在党政分开进程中解体，尤其是1989年北京学潮的沉重教训。迫使我们反省“党政分开”模式的理论失当与重大局限性，促成我们从1987年与中国青年报记者徐威、当代青年杂志社记者陈刚讨论并在团中央《青运情况》写稿《对中共十三大报告的不同意见》，至今二十多年写作《党国制度与宪政民主的现代化改革创新》五十万字论述，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不能简单借鉴西方政治学体系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执政之路，不利于中国十三亿人口稳定、和谐地改革、发展。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多年的经验，和孙中山先生开辟党国体制的艰难历程，证明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在可操作性上只能是多党共和的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构建新时代的联合政府及和谐社会。

但这种能动性，必须要由民族独立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军队与法制强力保障，即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统帅权力与宪法终裁权威，也就是最终决策权，是中央集权的人口大国政治，不是联邦制或邦联制共和国。在此前提下，适当倡导公民个人竞选式的民主，倚重政党社团可控性的组织化政治协商民主，逐步在政府机构实行三三制和政协组阁，多党派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班子，彻底砸烂中国最后的铁饭碗——官僚终身制，实行全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民主和法制建设，公开法制运作的透明度等民主法制操作，削弱警察特权和强化法官公正的审判效率。相应强化舆论监督，培育社会正义，来遏制特权腐败，防止把官民矛盾激化并上交中央。这样凸显出了中共中央的相对超脱，和公信力不受损害，并依此遏制诸侯经济政治的割据潜力。

台独、藏独、新疆独立分子和法轮功、日本反华势力的分裂中国意图，甚至借助老子《道德经》的“小国寡民”理想生活、新加坡和瑞士等小国福利社会来渗透国人潜意识，培植那种解体苏联的潜意识来瓦解中国大陆统一政治。但其暗合的诸侯经济政治格局，才真正构成威胁。山东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300亿元建设项目，西安市的大唐皇城复兴计划500亿元建设项目（还有大汉皇城300亿元以上投资、秦始皇城500亿元投资和西周沣镐二京遗址复兴计划600亿元左右）等等，其实质是什么呢？老百姓说的好：除了秦始皇，谁恋阿房宫？不当李隆基，不恋杨贵妃，何人要想唐皇城？矛头直接指向地方官吏头脑里的称王意识，一直见血地指出了诸侯心态的割据称雄在萌动。这种封疆大吏，也是前苏联解体的真正制造者和最大获利者，是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当然是亡党亡国的积极分子首领。

在这种权欲和利益机制的驱动之下，各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显耀政绩，大搞权钱政治交易，无所不用其极。把基层党组织的团队建设导向定位在弄钱搞项目上面，几乎完全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不惜用欺诈和哄骗，只要能达到本届任期内的显效目标即可。比这种短期行为要眼光长远的党政领导人，反而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这种短期行为的势力更具备自信心和有效激励机制。究其原因，在于用心搞好共产党内人才选拔、培养、奖惩等一系列制度的设立与操作时，关键的要素——凝聚力短缺，很难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党内的政治信任或者说政治诚信稀缺。具体反映在权力腐败的防治与监督方面，一个总书记和九个常委很难监督掌控二三十个政治局委员及大司令，一个书记与十来个省市常委之间更缺乏有效的廉政与执政约束。用毛泽东和黄炎培对话所言的寓意来说，一个皇帝及其皇族势力，无法真正统驭整个官僚大政府，官民二元分化的结果，就是《易经》的天地否卦之阴阳离绝，即官民背反，不是清华大学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源于《易经》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合成为“地天泰卦——阴阳通泰”之大吉大利气象。所以，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皇帝，最终成为官僚集团的傀儡，并随着贪官污吏集团而毁灭。毛泽东说，我们有“民主”的法宝，能走出封建王朝兴亡轮回的怪圈。但怎样实施这种民主？这种民主本身又是什么模式？特别是与时俱进的“民主”形态、规则之创新发展又如何确定？都值得研究。

但有一个原则是明确的，即政治体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至关重要。建国二三百年的欧美国家是可以研究的现代政治对象，但民主对中国的最切近教材，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和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邓小平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最大失误在教育。他所要仰仗的教育工作，除了知识的传承，更重要的所指在于教育一代又一代人确立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的信念与信仰。这又恰巧是我们应试教育和职业教育所缺乏的，是我们的素质教育才能完成，却在实际上不被重视的问题。

毛泽东的秘书之一李锐同志和许多关心政治体改的专家学者，都遭遇了许多具体困难，例如：在我国政治体改的策略形成方面，没有真正回答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导向是什么？即如何确定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位置及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依赖性与主动性？更重要的，没有确定将要实现的具体政治目标是什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必要让共产党自身体制发生创新与变革，为什么要讳莫如深呢？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党政体制改革中如何贯彻与体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如何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要过的水太深，至少今日中国经济基础的水就不浅，摸石头过长江是有灭顶之灾的，务必要理论指导，研究先行。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明确自己的领导地位和带头作用。所以，政治体改的策略落实，即大政方针，首先要确定中共的主动导向。这就是要能锁定相关改革对象的政治资源，改革进程当中党政部门架构的设置与转换创新，政治体改的目标责任归属如何调配？过程管理和政策落实中的前瞻性预测，相关变化的应对预案，灵敏度相对于稳定性的权衡，对改革实践效应的测评与形势判断，以及影响方法的设计与中央调控能力，等等。

显然，上述话题就需要深入到第三个环节，即对政治体改的策略评价。具体到执政党层面上说，就是政治体改的效用导向，要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一种反馈机制，应该由特定的独立部门来完成，即需要民众，舆论和专家、开放论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等多方完成。不能由当初制定政治改革策略的党政部门来操控，防止自欺欺人和文过饰非，造成政治隐患。就像戈尔巴乔夫在一片赞扬《改革与新思维》的阿谀奉承之声中瓦解苏联，自己也身败名裂。这个环节的关键，是对政治体改策略执行的持久性、短期有效性进行鉴别，是政治效用和行政效率的测量评估，历届官僚政绩的争锋谋私与钻营。

政治是中国的生命线，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姗姗来迟，甚至是一些人谈虎色变或噤若寒蝉，表明学术探讨的开明度不够，尤其是权力对真理的压制已经到了讳疾忌医的程度。这种凝重态势，也说明我们在政治问题上非常慎重，务必要求政治体改一定成功，少有波折，不仅要有利于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还要有策略上的求真务实不务虚，防止盲动走偏而引致局势震荡。更重要的是，不搞短期行为，不以政治近视眼来审视大是大非问题，而要有成熟的战略眼光。

党政分开模式的致命缺点，就在于完全着重于策略，缺乏深思熟虑的战略导向定位，不明白党政分开之后究竟要构造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来适应市场经济和推动生产力发展？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和1989年北京学潮的党政分开诉求，最终是要中国搞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多党竞选执政，把民主落脚在公民个人行为的无政府主义之上，要象孙中山民主革命造就地方割据和北洋军阀混战的亡国局面。因此，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有明确的战略总纲，使纲举目张，举重若轻这个战略总纲就是宪政民主，突出宪法的权威性与效应，侧重于调动政党社团的政治主体作用与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政治协商与团结一致发展中国的积极作用。让政协来组阁，公开竞选产生政府班子，彻底改革公务员队伍的铁饭碗终身制。

掌控这个政治改革战略总纲的中共中央，有必要明确这个政改总纲包括两条主线，分别是政党社团参政议政及合作执政的组织路线，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社团党派如何依法开放、公正的操作政治资源社会化实践线路。前者涉及组织架构中的政治资源使用效率，相应政治资源减轻共产党聚焦社会矛盾及是非挑战的持续有效性；特别是中国政治资源的对共产党倾斜机制究竟以暴力权术为依靠，还是以人心和信仰为依托？或者，二者兼顾的结构模式及相互影响机制如何？后者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效果怎么扩散或发生畸变？相关社会化因素的牵制与影响，等等。无比要把调控手段的杠杆和支点，摆放在社会政治文明的平台上，依法治的宪法讨论和宪法裁定为导向，允许辩论来促进审判水平的提高，以社会舆论公开监督，和各个参政执政党派社团的人民知情权和话语权为真理、正义之保障。使共产党中央超脱政治旋涡，把矛盾暴露在众多社团党派的参政执政细节实践之中，通过民心的合力来化解。

这当中，共产党的操控能力，应该是借助独特的资源，来获取政治人心优势的长久性，牢记低能粗暴的领导模式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灭亡的直接原因。只有减少秘密政治和庸俗关系制约，才能从党内竞选中产生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来实施政治现代化操作。此时此刻，弱者一旦将仇恨的焦点过于简单化就变强（例如本·拉丹制造9·11事件袭击美国，希特勒上台执政前的啤酒馆暴动），而强者一旦照此办理就变弱（例如美国入侵伊拉克而负担沉重，苏联8·19政变欲推翻戈尔巴乔夫新政而恢复旧政局，但实际上却是叶利钦趁机肢解苏联）。

国民党曾经是政治强势，但内部掌权决策者的政治艺术简单粗暴和阴狠毒辣，蒋介石的每一次权术机变成功，正好像王熙凤的践踏诚信为第一本领那样，不断在葬送国民党的政治资源优势，必然导致灭亡。这方面，全世界最庞大军警特务机构的克格勃组织和导弹核武器，都没有能够挽救苏联亡党亡国。在中共省市以下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意识当中，执政当官和搞钱创政绩，是硬任务，并没有在政治信仰的高度上来借助独特资源的意识，没有人才政治垄断的意识，缺乏社会化资源持久运用的意识，即没有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忧患意识，只有本届任期内的执政“官本位”意识在驱动日常工作。这是第一线政治细胞坏死的癌变过程，是颠覆共产主义信仰和国家政治躯体的基因衰变退化过程。见微知著，如此层层等级推上高端政治舞台的领导人，在苏联就客观上丧失了领袖的领导能力。

现代政治在本质上是政党社团为主体的议会民主政治，不是个人竞选为主导的舆论政治，本身就在抑制社会心理浮躁和个人出风头。一句话，是一种组织化民主的政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点，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体制优化，这是不能回避的、尖锐又严肃的政治实事求是话题。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并没有执政党自身的组织体制如何与时俱进之类话题，进入公开论坛。这标志着学术滞后和理论贫困，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和宪政法制研究早已走在前沿，使得13亿人民在潜意识里以为执政集团最保守自私。官场铁饭碗相对于民众巨大生存压力，在涨价风浪面前变成政治考验，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事情，也迫使人们联想到台湾狂人李敖说的话：中国形势大好，人心大坏。

中共十三大报告出台前夕，陈一咨和严家其说：分开的方式足以使共产党避免政治信任危机，至少能够把信任危机转移到政府身上，能把宪法公信力突出到前台。实际上，只要共产党是执政党和政治垄断模式，那就不必如此掩耳盗铃。故弄玄虚的方式并不能回避一系列现实问题：如果要去改变原来的政治体制格局或者打破原来的官场执政规则，需要多大的经济投入、政治成本和多长时间的持续变革衔接来化解相关风险、新陈代谢的废物累积以确保社会稳定发展？中国社会的政治资源，在客观上能支撑得起什么样的执政波折、风浪之失败的代价？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能够消化现有公信力危机、政治缺点并促进经济发展？以中国的财力和人心、武力威慑等现实状况为前提条件，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操作是否会在特定作用下发生恶化？共产党在决定展开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时，是需要怎样从新定位自身的执政态势？怎样的执政方式才能在新形势下持续获得民心，又可控并且能够可持续发展？是否有仔细的各种政治力量评估、社团行为导向论证和民心考量？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深度分析，对社会承受能力的全方位思考，是政治体制改革抉择的关键。

当然，政治的真正生命力是植根于人心，所以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向背，又与宣传教育相贯通，看重舆论作用。正是在这种原则下，需要明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架构直接受制于信息导向，即宣传舆论导向。战略架构由三个层次的战略内容组成，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基层政权执行层面的体制改革战略、全国一体化党务公开监督与廉政层面纠错能力的战略定位。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涉及大众方针、宪法法律，和军警运作的宏观视野与纲领规范。基层政权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涉及官民之间批量人才流动的组织体系开放模式，和干部选举任免等新陈代谢节奏，是执政党扎根人民之中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目标的基础。

全国一体化党务公开监督与廉政层面的纠错能力之战略定位，涉及党政内部不同机构、不同党派社团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影响的发展趋势，是执政党的免疫淋巴系统，不让执政党病入膏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政治癌瘤已经扩散。当癌细胞还处在肿瘤的没有扩散阶段时，就必须改革执政党自身的组织体制，否则权力腐败的癌症和艾滋病必然把昂纳克、鲁兹科伊、齐奥塞斯库、阿利雅等共产党领袖推向审判台和刑场。最后的红色政权，如果不能进行政治改革而从体制上解决腐败普及化、高端化问题，不能解决官民饭碗的对比反差之生死怨恨，那么稳定只是酝酿火山。一旦国内外开放的火药桶爆发，任何军警特务都会杀富劫钱，瓜分权力，而不是忠诚于共产党中央。武力不能营救政治王朝的亡命哀魂，武力永远是目标指向财富，听从于人心，并非纯粹受制于一个官僚集团。财富垄断与四大家族的蒋介石，最后也不能凭借军事强势来对抗共产党得人心的优胜，在兵败如山倒的悲凉当中，军统特务又能如何呢？秘密政治首先丧失人心，败坏政治公信和诚信。

什么叫和平演变？金钱对政治的腐蚀，使一个执政党只忙于金钱，忽视了信仰及其人心，这就叫做赤裸裸的势利政权，成为众矢之地。一旦危机发生，顿时一篑千里，这就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真实和平演变，是金钱奴隶的政党命运之必然。认真考察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偏偏是信仰主导金钱，并非权利疯狂追逐金钱，因此才有政治可持续发展的百年潜力。

四五十年前中央两报一刊社论能煽动红卫兵造反，表面上是宣传舆论的精神原子弹效应，实质上是7亿人民对共产党的高度信任，甚至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迷信在起作用。历史走到今天，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解放军报把一切官方喉舌集结起来宣传，也不会再有那种效果，因为这种官方信息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公信力支持。期间的更深刻原因，还在于公信力要通过注意力来起作用，注意力又直接涉及到切身利益的公民参与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所言：“信息需要消耗什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它会消耗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过量的信息会导致注意力的贫乏”。

社会主义政治信息在官场内部的注意力贫乏，已经凸显出来，文山会海使许多官吏在会场睡觉，更讨厌看文件，深知决定性的因素是在暗处，是依赖的潜规则，直接宣告政治信任屈从于秘密交易，把政治凝聚力已经脱变为物欲红尘的束缚力，甚至是恐惧，葬送着政治自身的生命力。这也是东欧社会主义衰亡的自身原因，值得我们在政治领导力上反思改革的是否必要？同时反思：党政宣传舆论的政治效应如何能从注意力贫乏，走向政治的公信与诚信？国家政治信任是靠话语说教的单纯灌输呢，还是需要广泛而且深入的公民社团政治参与来务实培养？两者如何兼容互进，相得益彰？

这在客观上又是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是一个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是对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回头看，要求在开拓创新中讲究科学原则，是一种显示刚性约束的指导方针；那么，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更加突出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特点，是柔性的具体引导，给予了大家更多的发挥余地，弹性空间和可操作性更强。可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中西合璧，看到现代科学及其工业污染与社会人心浮动之弊端，弘扬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和经世致用的可持续发展传统。西方政治学的主权与管理权之分，宪法权力操作等等，都是以民间社团主导执政集团的“民本位”为前提的，与中国的“官本位”体制完全不同，有着武装暴力夺权保权，军事组织高于社团政党的本质区别，首先就没有议会民主决定执政党团的社会要件。

中央政府的“大部制”改革和应对WTO的国家大企业重组改造，在事实上已经是政绩体制改革的邻接性先导尝试。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和储备外汇的经济成本，已经高于我国资金利润率和资本输出效益，成为与贸易进出口顺差反比构成一对矛盾，是一种资金倒贴的畸变，迫切要求对金融、资本输和入输出、招商引资政策及法律做出调整。其中，国家大项目动辄几百个亿的投资行为，需要针对国家开发银行、汇金公司和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国资委的体制进行总体反省与重构，面对现实展开改革研究，从切身利益上富民强国，防止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情况下，中国产业领域的行业员工收入差距高达16倍，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立足于海南省全面调查研究了当代中国的行业收入情况，发布专业化的社会科学成果，证明政府的经济管理工作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国有大中小企业成为垄断性行业高收入的主体，具有官僚级别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确保国有企业是官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石油、中石化两大企业集团成为“民愤极大”的典型，受到网民的关注和批评甚至攻击。

这种围绕公有制经济的官权运作问题，相对于私有制企业社会的最大利弊，就在于要求官场直通市场，官场直接参与市场的运作，公有制的实质就明目张胆的表现成为官僚集团所有制，公务员工资上升速度幅度和工资水平绝对值远远大于工人农民收入状况，特别是民营企业工人工资和农民工收入远远低于中央政府公布的个人收入水平，以至于在官僚集团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有了巨大的风险与包袱，权力腐败和市场盈亏直接危害政治公信力。所以，西方国家出于信念而非科学论证，坚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社会化，甩掉政府的沉重负担，同时取信于民。

古今中外的专制与民主政权优劣对比，其实质在于国家政治的控制能力。民主政治是把国家的控制能力大量交给社会组织，而非政府官方，仿佛我们人体是自组织结构里最精确、最完美和谐的柔性系统，它自身能够以无为的方式达到一个非常有为的状态，不需要人的大脑考虑应该为午餐分泌多少胃液，只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自然界没有自发产生的崭新事物。所以，民主国家是让全体国民以主人翁身份来把握政治大局，不因一个总统或者一届政府的错误而发生国家解体那样的大劫难。但是，更要求政治领袖的智慧集中于解决国家大是大非问题，把精英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就是一个国家体制的政治本能具有智慧及免疫功能，不需要总统或执政党中央去研究大肉多少钱一斤的问题，不把政治领袖的公信力与大肉价钱直接挂钩。

然而，一个专制社会却奉行愚民政策，要求国家社会的本能智慧全都丧失，全国人民不能有政治识别能力和政治参与的当家作主权利，一切都要听命于执政的官僚集团，需要大脑直接以明确的理智考量来确定胃液分配，需要执政党中央为大肉价钱而开会讨论。如果这个国家欠发达而事务简单还好办，倘若市场开放，对接世界，法律被官权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政治就会把政府公信力淹没在金钱之中。即令官府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少有会议作为，那也不能限制官吏揽权捞钱忙碌决策，最后形成体制团队的低能话和权钱腐化，酷似衰落的荣国府不能靠一个贾探春来挽救败局没落，只有王熙凤的才能来加速其内外交困的灭亡。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集体智慧，人民社团的众多调控能力，总体上肯定胜过了官府执政党的苦苦支撑。“大社会”的本质在于社团大和谐的政治稳定本能，“小政府”的真谛在于轻装前进，减少包袱，强化政治公信力，形成铁腕政治家组成的强硬执政集团。一个强政府绝非是青面獠牙的暴力恶魔，而应该是深得民心支持的宪政法制权力核心集团。执政党的智慧，如果只在于“官本位”，不知道“民本位”和人心的向背，甚至把玩弄宪法和法律标明为政治本领，那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七十多年的政治实践结果，就已经验证了亡党亡国结局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党政不分和过分集权的根源在于党国制度，以党立国又以党治国，必然是党政难分，如果党政分开，则执政困难。执政党第一要求就是财政收入，一方面抓紧国有企业的利润收入，必须政企不分，铁道部就是典型，部长刘志军带头贪污腐败，包养情妇，属下的张曙光局长作为裸官，能够大权在握，贪污腐败就是必然的一系列案件。另一方面要抓紧税务征收和稽查工作，使得国家税收增长高于劳动者收入和民营企业收入增长，“国富民穷”的言论都牵扯到了中国美国的政府收入与公民收入及其消费水平比较研究，明确中国人民是养育了世界上最多最富有的官僚，自己却是拿着世界上最低的收入，等等。“中国的分配结构呈哑铃形，两头大中间小，特别贫困和特别富裕的人都很多，尤其是广大的工人农民，他们的收入总和，只占国民收入总和的25%，而世界平均是45%，不合理的分配直接制造了‘贫二代’。”这段话出自于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的文章《谁该为“贫二代”负责》。除了经济学教授这一身份，胡先生还有另外的一个头衔——中国问题学创始人。他的《问题中国》一书对二元户籍制度、国企垄断地位、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改革建议，故而被一些人尊称为“胡改良”。但是，面对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大盘点》指出2009年中国政府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杭州市政府以1200亿元拔得头筹，上海达1043亿元排名第二，北京928亿元紧随其后。特别是更早的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报告《the Key Indicators 2007: Inequality in Asia》当中《亚洲的分配不均等 关键指标2007专题章节》指出，从90年代以来，中国有着亚洲第二大和第二快速拉大的贫富差距，（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次于尼泊尔（2003年的基尼系数）。而尼泊尔正在发生着革命，这场革命以尼泊尔王室的覆灭而结束。胡星斗教授欲言又止，仅仅针对《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说：“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过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应该说写得很实在，有些问题可能之前大家都一个有模糊的概念，但缺乏这么详细的数据作支撑。譬如说，大家都知道用基尼系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在0.4以上的叫高度不平等社会，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根据官方统计结果，已经达到了0.5，美国是0.4左右，欧洲的普遍在0.2到0.3之间，这份报告很详细地罗列了很多国家的基尼系数，我们从中可以明确地看到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所处的位置。

再比如，中国的消费率只有35%，美国有70%，中国的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43%，而发达国家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70%甚至80%以上，其实我国的国民收入一度占到GDP的55%，而现在又回到了43%，这说明了相较于GDP的增长，国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还太慢。这份报告的优点就在于数据量非常大，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信息。” 胡星斗进一步指出：“我认为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现在有三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第一是垄断企业和普通企业的矛盾。这次两会，有政协委员提供材料显示，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这是垄断企业与普通企业巨大的收入差距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到，在垄断企业内部，管理层和普通一线员工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有媒体报道称垄断企业的高管收入是普通员工的18倍，如果算上各种灰色收入的话，我觉得这个数字有可能更高。而在发达国家，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是很小的。打个比方，在澳大利亚，一家公司有可能会给他们企业的CEO提供一辆高级轿车，但绝不会同时配备一个司机。为什么呢?因为支付一个司机的工资和支付一个CEO的工资差不了多少，所以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CEO只能自己开车。这就是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还有胡星斗教授说第二是“官本位”问题。不仅是官员的收入和农民收入差距过大，应当看到由于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很多地方政府搞的是“一言堂”，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以政府的财政为例，我国许多地方财政政策、政务不透明，财政收入怎么花，领导说了算，而大多数高干又集中在北京和省会城市，这就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严重偏向首都、直辖市和大的省会城市，偏向政府机关、公务员的福利设施等等，否则也不会出现这么多豪华政府幼儿园。第三是城乡地区性差异大。在中国，城乡收入差是16倍，人均存款差是12倍，而在发达国家一般都不超过1倍。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譬如在美国，并不是说所有好的企业都在华盛顿和纽约。美国的各个州都有大公司，各州的发展比较均衡，因此收入差异也不会很大。但在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城市，导致城乡差异、区域性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更有《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政策分析师莫尼克.莫里西说，社会安全局的研究结果引人关注，表明有退休金的老年人，要比仅靠社安保障金的人更长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医疗保险的退休老人，在心脏病突发时，得到的医疗照顾和抢救，要比低薪或靠社会保障金过活的人要好得多。 这就是说没有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劳动者没有养尊处优的官僚健康长寿，“官本位”政治经济体制之下的中国贫穷农民工必然健康受到损害，贪官污吏对于人民是要你的钱更要你的命，农民工在深圳市为职业病医疗费打官司，甚至河南省农民工要求开膛破肚验证职业病，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国务院2011年发表的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其中有一段看似平淡地数据公布引发了全国老百姓的热议。这段话是这样的：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 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这里所说的国家公务员，是指有行政和司法军事等领导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我们可以来计算一下：全国干部的总数量应该是：290 万÷7.4%=3918万。按照2 005年11月1日零时正计算的中国全国总人口数是大约为13亿人， 13亿总人口÷3918万干部人数＝33.18人，就是每33个百姓就要养一个干部。国家还有很多离退休的干部，这些离退休的干部最少也占了全部干部数量的百分之十五左右。3918万X15%+3918万=4506万。130000万/4506万=28.85。应该是29人供养一人。去掉80岁到60岁，1岁到20岁的二分之一不劳动人口，保留21到59岁劳动人口，是不是16人养一个公务员？粗略的算，扣除老人，退休人员，未成年人6亿，剩馀 8亿人，约20个成年人养1个官员。更准确的数字：130000万-- 65000万(60-80 1-20岁)/4506万=65000万/4506万==14人，即平均每14个百姓要养一个党的“公务员”。如果再精确就有点吓人了，因为还有非公务员编制的事业单位，还有中石油中石化移动联通电力等等垄断国企，也要老百姓供养。至2006年底，全国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务员1550多万；有没公务员名份从事公务员工作人员1360万以上，合计2910万。加上 4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财政和收费供养的人员达7000万。2006年，全国就业人数 7.8亿，差不多每10个非财政供养就业人员要养活平均收入高几倍的财政、收费供养人员。中国发展速度极快，是世界顶尖的。到了2010年，公务员按照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增加。这样一来，就要在八千万到九千万之间了。这样算起来就是每10个百姓就要供养一个政府公务员。古今中外“最牛的公务员队伍”背后有多少隐情故且不论，精兵简政的呼吁已经铺天盖地。但是，依靠现有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能够做到精兵简政吗？现有体制是官本位体制，执政党自己直言不讳的行政权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等权威观点，是统一的“宪政法制”解决“精兵简政”的长效机制问题。

实际上，行政权的主权化使得中国“宪政法制”成为虚拟存在,注定了行政化的政党权利“异化”为“官本位”权威,官僚“铁饭碗”直接绑架了“一党执政”模式,毒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当政”为封建主义专制残留方式,官僚“铁饭碗”让中国老百姓成为明明白白的“二等公民”,官场高于民间,官员高于人民,官本位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光明正大的指出：砸烂“最后铁饭碗”中国官场“铁饭碗:”，解决中国的官民二元化社会集团僵化格局造成的“官民矛盾”，是解除中国政治危机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不吃大锅饭,然后是砸了工人的铁饭碗,但是发展了官僚主义铁饭碗，激化了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矛盾，形成了民愤显著的利益集团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客观事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2012年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报告称，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依靠现有官僚体系作为改革主体，显然不能实现真正的改革开放，需要充分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优秀传统，发展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积极作用，化虚为实，让全国政协来负责公开竞选组建中央政府，把最大的官场那一部分官僚的铁饭碗首先砸了，也就是打烂政府官员的全部铁饭碗，实现财政管理和审计监督新格局。当然，所有的政党在原则上不能再吃国家财政的纳税人钱款，逐步走向吃自己的党费之民间化，彻底解决政党的官本位问题。让政党回归社团身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键步骤。所以，《政党法》的制定和《宪法》的修改，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的真正里程碑。

2，新华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2012年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报告称，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3，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1月7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再谈改革，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

4，美国《纽约时报》的《时代周刊》2011年12月22日保罗·克鲁格曼《中国经济会崩溃吗？》

5，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中国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和湖南大学荣誉教授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写道：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作为一位温和的学者，我不支持全盘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疗法”。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要走回头路。我认为，只要方向正确，即使步子慢一点，也是很好的。中信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5月24日)

6，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7，《海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一期，海南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kyqd1039)海南大学法学院熊勇先《论公务行为不营利原则的确立——从美国政党分赃制谈起》政党分赃制的特征是政党候选人把政府官职作为报偿分配给帮助其在选举中获胜的人,而获得政府官职的政府官员就会利用手中的职权,以行使公务为名为自己谋取私利,这违背了公务行为不营利原则。

8，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二○○七年十一月发布白皮书《中国的政党制度》。

9，中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当代世界政党制度》作者李金河，男，山东省菏泽市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10，香港大学出版社《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热点的背后》、《谁都逃不掉的金融危机》《金融超限战》、《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作者郎咸平，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曾任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11，三联出版社2011年6月翻译出版大卫•科兹教授《来自上层的革命》。

12，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第5期《世界进入新旧时代交替期》作者马拉特•沙伊赫丁诺夫，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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