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毋庸置疑，今日中国经济改革面临新的历史关口，当改革的红利释放殆尽之后，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何处寻找改革大智慧，无疑是不久之后就将出列的第五代中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高难度命题。而回顾27年前的“巴山轮会议”，不禁让我们佩服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们的国际国内两个视野与国家责任感担当。再看看今日那些“御用经济学家”们整日想着如何揣摩领导人的心思，如何想着捞取更大好处，真令我等心焦。

　　时代在变，国家责任感万万不可缺失！

　　重温改革关键节点的重要国际会议——“巴山轮会议”

　　1985年9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在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故又称“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一个重要背景是，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发生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是决策层和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会议邀请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际方面的专家学者，其中来自西方国家的有：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前会长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教授奥特玛?埃明格尔等。来自国外的著名比较经济学家有：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经济学教授亚诺什?科尔奈，原籍波兰、时任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中国方面的代表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廖季立、项怀诚、高尚全等经济官员，刘国光、戴园晨、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周叔莲、童大林、王琢、郭树清、楼继伟等经济学家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始以前，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见了与会外方专家。1985年 9月2日上午，薛暮桥致开幕词，当天的中心议题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3-4日的议题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5-6日的议题是计划与市场问题，6-7日讨论可供中国参考和借鉴的国际经验，7日上午闭幕，由马洪致闭幕词。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内容以及经济学家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评论和建议，刘国光和郭树清曾分别写过综述，发表在《经济研究》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会议的主要文文献还汇集成书出版。

　　在本次讨论会上，科尔奈从经济协调机制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分类，并根据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同时就中国经济改革应当选择的目标模式作了较为系统的发言。科尔奈把一切现实的经济体制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行政协调，另一种是市场协调。行政协调的特点是：在上下级机构之间存在着纵向的信息流，存在着所属与从属关系，决策集中化。市场协调的特点是：在买方与卖方之间存在着横向的信息流，二者处于同一层次，不存在所属与从属的关系，决策也是非集中化的。这两大类型的协调机制又各有两种具体形态：直接行政控制、间接行政控制；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科尔奈通过对上述四种目标模式的比较分析，并结合匈牙利的改革经验，认为理想的目标模式应该是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外国学者在原则上的一致肯定，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应当选择类似于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这种模式，同时，他们又补充了一些重要论点。其中布鲁斯补充了三点意见，他认为：第一，经济改革一定要建立起中间金融机构，以期形成一个资本市场；第二，所有制必须多样化。多样化不仅指包括有集体、个体经济，也包括国有经济的多种形式，例如联合股份经济；第三，国家应保持对投资过程、收入分配和对外经济关系这三个领域的强有力控制。

　　关于体制模式转换的方式，布鲁斯认为中国的改革只能循序渐进。科尔奈认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不能简单化，有的领域需要采取“渐进”式，例如，在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中，不论是国家所有制的调整，还是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扩大，都只能是一步步地进行，不应当也不可能突然变更；有的领域则需要采取“一揽子”方式，即各项改革措施必须同步配套，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就必须相应地进行工资改革、价格改革，建立某种形式的资金市场，硬化财务预算约束、实行财政金融的严格控制等，所有这些都是“一揽子”改革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只进行单项改革难以获得成功。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双重体制问题，布鲁斯认为，从配给体制向商品体制过渡阶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消费品方面曾经实行过双重价格，但中国在生产资料方面也实行了双重价格，这可能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创造。它是从旧体制进入新体制的桥梁，可以使行政的直接控制平稳地过渡到通过市场进行间接控制。但是，在双重体制中，由于两种运行规则的混杂，会使经济生活发生矛盾和摩擦。布鲁斯等人指出，双重价格也有消极作用，持续时间不能太久。科尔奈也强调各种产品价格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分产品分块调改价格弊病很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这样的做法，即对不同产品价格控制的放松，应当以其市场供求的平衡程度为根据。

　　关于经济“过热”的利弊，科尔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着系统化的强迫化的增长。经济过热、增长过高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这既有数量扩张，又有投资饥饿。增长越快，越向更快，最后事与愿违。这种情况在匈牙利、波兰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都有许多教训。科尔奈由此提出警告：过高的增长是有危险的。这种危险表现在五个方面：通货膨胀，加剧短缺，改革倒退，很可能使真正的消费削减，加剧部门不平衡。科尔奈的分析使托宾深有感触，他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必须控制信贷，必要时要直接控制投资。他认为中国当前应同时实行紧缩财政和紧缩货币政策。关于宏观调节的微观基础和前提，科尔奈指出，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可以运用已经在私有市场经济中被证明是可行的某些方法，去贯彻他们的宏观政策，但需要使宏观政策手段和微观体制结构（例如所有制形式、刺激办法和行为动力等）协调起来才行。

　　科尔奈和布鲁斯这两位经济学家在本次会议上的发言，不仅受到了与会西方学者的广泛认可，更触发了出席会议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次思考（刘国光在会后写的评述对此作了详细说明）。尤其是科尔奈，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引起了与会中外专家的共鸣。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其对中国宏观经济改革开出的“药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科尔奈发言的启发。

　　关于“巴山轮会议”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有学者总结到：“经过会议对经济制度分类、宏观经济管理、货币政策等问题进行的深入讨论，与会中方人员对于市场经济及其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他们的经济学水平的提高，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明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中国政府恰当地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甚至对中国在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政、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起到了前期的理论准备作用。而本次改革也被认为是我国改革中的一次最成功的尝试。足见“巴山轮会议”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重温改革关键节点的重要国际会议——“京伦会议”

　　至于1994年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则是由国内比较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主持召开的一次有着重要影响的国际研讨会。因是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故又称“京伦会议”。比较经济学界召开此次会议的背景是，中国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尽管在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经济领域开始了相关体制改革，但在微观经济领域尤其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却没有真正展开，而国企改革作为经济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如果没有新的改革思路，必将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整体推进。于是，由吴敬琏、周小川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和由楼继伟领导的“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国家经贸委的支持下，于 1994年8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正值吴敬琏、周小川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的课题结束后还剩下一些课题经费，于是他们便想到邀请课题组的顾问和国外著名经济学家来北京一起来讨论课题组1994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改革领域。

　　由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转轨时期的微观经济改革，因此会议邀请了企业理论以及转轨经济研究方面的国际知名学者，包括研究厂商理论与合同理论以及破产程序的国际知名学者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研究企业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的保罗·米尔格洛姆(Paul Milgrom)，研究日本企业组织和银行体系的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研究财政以及中国财税体制的罗伊·伯尔(Roy Bahl)，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研究财政和金融的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akinnon)，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问题的卡兹米尔斯·波兹南斯基(Kazimierz  Poznanski)等。其中青木昌彦等人本身就是国际比较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一方面对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有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又精于比较制度分析，同时他们还非常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因此吴敬琏、周小川等人认为请他们来研讨中国的微观经济改革是非常恰当的。当然，本次会议也邀请了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钱颖一等人。至于中方代表除了陈清泰、蒋黔桂、张卓元等人外，其他则几乎是清一色的比较经济学家，如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等。其中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吴晓灵等人同时又是政府官员。

　　而从本次研讨会上中外经济学家提交的研讨论文来看，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转轨比较，如：“转轨经济中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治理结构”(青木昌彦)， “东欧转轨过程中的私有化存在什么问题”(波兹南斯基)，“转轨经济中的破产程序设计”(奥利弗·哈特)，“政府间转移支付：中国改革的比较展望”(罗依·伯尔)，等等；二是对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案设计。如 “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近期设想”(蒋黔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框架”(周小川)，“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许成钢)，“中国国有企业—银行债务重组的没想”(吴晓灵、谢平)，“中国的银行和企业债务重组的方案设计” (刘遵义、钱颖一)，“如何建立中国的中央对地方财政资金转移支付新制度”(楼继伟和李克平)，“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楼继伟和李克平)，“1995年改革重点的设想”(吴敬琏)，等等。其中不少观点和方案设计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超前的，如国有企业应当改造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控制“内部人控制”，而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

　　在研讨会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会见了外方代表。并听取了外国经济学家关于如何让债权人通过债转股等办法以股东的身份进入企业，在解除那些盈利尚可的企业债务负担的同时，改组公司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讲解。

　　“京伦会议”之后，国家经贸委和中国建设银行曾经在上海星火造纸厂进行了债转股的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由于此次会议上提出的不少改革方案太超前，无论是决策层还是理论界均有不少人持异议态度，因此这些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及时吸收。但是随着国有企业、银行呆坏账、债务以及破产与重组等问题越来越多地爆发出来。人们发现，进一步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包袱，在处置亏损企业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运用破产法，改进破产程序，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事实上，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先后出台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如债转股、公司治理、规范企业破产等就吸收了本次会议上中外专家提出的一些建议。因此，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京伦会议”上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并付诸实践，可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有的至今尚未实现，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方向、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有人将“京伦会议”和九年前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视之为微观经济学在中国最新发展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把改革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深层的理论准备和开端。可见，“京伦会议”对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深层次的经济改革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