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围绕中国出台的新一轮投资政策，争议广泛。面对经济仍徘徊底部且继续减速的压力，刺激政策实属必然。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4%，比上月回落2.9个百分点，虽然仍在50的荣枯线上方运行，但经济体扩张预期持续减弱。分项来看，购进价格指数降幅最大，达10个百分点；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积压订单指数降幅超4个百分点，表明经济面需求不足，生产动能不足。新订单指数降到了50 的荣枯线之下，达49.8%，与此同时库存指数上升到了52.2%。需求预期降低，库存增加，进一步使生产扩张预期减弱。

        与此同时，“出口+利用外资”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遭遇严峻挑战。2012年4月，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入1870亿美元，对外付款1785亿美元，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顺收85亿美元。与上月相比，三个数据分别环比下降12.66%、10.39%和42.95%。进一步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是4月直接投资项下涉外收入为175亿美元，环比下滑近30%。这与商务部公布的4月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环比下滑近30%基本吻合。如果再结合之前海关公布的货物贸易数据分析，4月出口收汇率为83.55%，较3月的90.37%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出口收汇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的对外贸易恶化。

        忽如一夜春风来，政策放松似乎扑面而来。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发改委项目审批提速。投资刺激手段，短期内有助于减缓经济增速下滑幅度，避免大的波动，但如果被憧憬为新四万亿的到来，则痴人说梦。

        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虽然惊人的相似，但不会重复发生。2012不是2008，今非昔比，走老路无异刻舟求剑。一是各地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空间狭小，补贴等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值得忧虑。二是在中国现有增长模式下，虽然刺激等同于不可避免启动一批投资项目，但产能过剩早已成为中国经济挥散不去的阴霾。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已经延误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化改革之路，即使重启大手笔的投资能够保持8%的增长底线，但经济失衡后遗症将积重。

        当前形势下，历史上的人口红利、资源禀赋等外部变量式微，依靠内生变量是更现实的选择。只有通过加快改革调整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才有望进入新一轮可持续增长周期。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产业明确了发展方向，并提出了20项重大工程。实际上，早在2009年初提出以新兴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突破口，至今相关进展进展令人失望，新兴产业的政策规划如何进一步落实成为判断中国经济能否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尺”。

        减税让利是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的最直接、最有效工具，而增值税是中国税收收入中占比最大的一块。继上海率先试点后，北京市即将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然而，现在的增值税改革还只是“营改增”，涉及增值税本身的改革较少。

        目前，国资委、交通部、铁道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部委及地方，纷纷响应中央的非公36条，提出促进非公经济的改革举措。从长远来看，若要充分发挥民间资金的作用，仍需在行业准入和制度安排上进一步给予民间资本“国企待遇”，如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