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较快增长是最近20年的事，但竖看50年，我们这种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国家“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3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哪次都有成绩也有代价，而本文则试图作一点点“代价分析”。

　　第一次开放：向初步工业化的惊险跳跃

　　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1959-1961年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2000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这些，就是搞“复制翻版”式工业化的代价。

　　新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是50年代对苏联开放。1950年夏季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此后则周边战争不断。在地缘政治关系根本改变的国际环境压力下，新中国客观上失去了在苏美两大阵营之间谋取战略平衡的历史机会，放弃了既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改变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于战争期间的1950-1952年开始大规模引进苏联的主要服务于国防的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惊险跨越，并且形成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

　　重新认识当年国际经济格局的本质。美苏两大阵营必然利用战后完成的势力划分，分别控制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对外援助生产设备抵顶投资，既转嫁、缓解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奠定了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基础；又客观上推动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独立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复制翻版”其传统结构的工业化进程。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追求工业化的形式和过程相比，像中国这样，能够由“民族独立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主导，因此能够以民族独立必须的军事化为目标，完成经济增长要求的社会整合过程，并且得以克服任何反对，全部占有“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生成的财产和收益，确实能够比较短期地完成跨越工业化门槛的资本原始积累。尽管，这绝不意味着“潜在的”代价小。

　　基本国情矛盾所派生的基本体制矛盾。直接的最大社会代价，就是造成“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那次国家工业化面临的前提性制约是：政府为了工业化必须、也只能从农业提取剩余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然而，在土改以后平均占用土地资源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高度分散、农户平均剩余太少的农村，不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式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随之抬高。

　　于是，国家在农村推进公社化，建立了历史上最完整的、能够下伸到传统村社并且控制农户的集权体制，随之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城乡二元体制矛盾使得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

　　因为，苏联和西方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是大批的农业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形成大都市，甚至造成劳动力短缺。而在东方国家中，只有早期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日本和纳入美国战略投资范围的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符合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规律。而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启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

　　“全盘苏化”。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不能再次被外部势力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必须保持主权独立；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初步得到的民族独立，也在军队这个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连续两次全面“换装”的紧迫需求下，主动要求、全面接受了苏联援助的大工业产品和二手设备。只有完全依靠苏联提供的图纸、技术标准和管理方式，才能节省启动成本，降低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门槛。与此同时，也必须由苏联科技和管理人员对我们的“进城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干”，实行“手把手，传帮带”。于是，就在这样完全“复制翻版”的国家工业经济基础上，也必然“复制翻版”了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

　　中国开始“一五计划”、启动工业化的时候，苏联已经进行“六五计划”了，双方的差距是分别处在前、后工业化的两个历史阶段上。

　　自力更生与经济危机。苏联停止后续投资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几乎立即受挫，不得不强调自力更生，“愤”发图强。其中就有奋发地搞核武器、石油基地和大型水利工程的伟大成绩。

　　但是，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当时政府财政确实没有后续投资能力，“重偏斜”的城市工业自身既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完成起码的经济流程。这种客观事实，表现为1959-1961年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2000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然后，随农民意见而来的，是以“三自一包”为名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就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搞“复制翻版”式的工业化的代价。

　　第二次开放：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

　　不论1950年土改、1960年“三自一包”、1982年“大包干”，还是1998年的“落实30年延包”，都类似于历史上以“均田免赋”为主要内容的让步政策。然后是小农经济和村社传统的恢复。

　　引进欧、美、日石油化工和轻纺设备，调整“重偏斜”的工业结构。虽然中国5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初步形成了军事需求导向的国家工业。然而，这种对夕阳产业“复制翻版”的“重偏斜”的工业，既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完成经济过程，也不可能像苏联和西方那样通过战后资本输出调节经济结构。因此，尽管中国整个60年代都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时还经历着痛苦的经济政治调整，其间在1967-1969年发动了第二次涉及约3000万城里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重结构”问题的制约不可能根本解决。

　　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中苏发生边界军事冲突，再次根本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之后，毛泽东终于得以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矛盾，于1972年向西方打开国门，终于有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改变经济结构的条件。当时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调整了“重偏斜”的工业结构，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70年代这次对外开放，与50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有当年苏联专家“手把手，传帮带”，从而节省了技术和管理成本。进而，中国人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还得转变过去照搬的苏联管理体制，才能适应现在照搬进来的西方生产线。

　　财政危机的再次发生和经济形势恶化。这次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结果，是造成1978-1979年在财政收入不过才千亿元左右的条件下，连续出现每年180亿～200亿的高额财政赤字，迫使国家在1979年第一次“超发”了400亿货币，这又使得城市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危机压力下的“改革”。中国从1980年开始，不得不在城市实行“关停并转”，大批职工下岗，而且还得落实政策允许知识青年回城。当时大约4000万青年待业，是造成社会性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央政府在1982年终于同意在全国推行以农村大包干为代表的体制改革。

　　尽管80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危机成因与过去有本质上的差别，但50年代末期以来处理危机的做法及其作用，几乎演变成为习惯性的应对程序：人们在1989年和1997年感到“关停并转”又被重复使用之后，仍然以造成大规模社会性犯罪为直接后果，当然也逻辑性地导致“严打”运动和政治趋紧。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代价。

　　可以说，中国50年来都是先开放，后改革。改革是开放派生的，其内容方向的不同，一般取决于政府向哪里开放。

　　唯独“农村改革”不同：无论1950年土改、1960年“三自一包”、1982年“大包干”，还是1998年的“落实30年延包”，都类似于历史上以“均田免赋”为主要内容的让步政策。然后是小农经济和村社传统的恢复。由于这种向传统复归的“改革”与国家对外开放和“复制翻版”工业化导致的制度变迁不可能吻合，才使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更具有了历史意义上的对立性。

　　第三次开放：师法西方的体制改革

　　最近20年开放带动的改革，实质上仍然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复制翻版”，只不过从师法苏俄改为师法欧美。

　　“奇迹”背后的三个不同。1978年以后的20年，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被世界称为“奇迹”，虽然基本上是依靠引进外资“复制翻版”工业化，但与前两次有所不同：

　　其一，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基础。初步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特征，有了进入市场开展交换的基础条件。

　　其二，利益主体形成。由于国家在80年代初经济危机之下实行了“拨改贷”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分级承包”的财政体制改革，国家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其三，启动了经济货币化。经济货币化是资源资本化的外在形式，是最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为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以此既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

　　另一方面则出现各地竞相追逐外资以促进地方资源开发的高速增长，导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1995年就超过45%，外资成为中国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加的重要来源，政策上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动增长的压力下不断让步。而同时，有些地方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已经造成了自己不可持续的后果，而且还试图向其他不发达地区转嫁。

　　金融资本垄断形成，并且异化于产业资本。其后果是全社会的信用危机：一方面生产领域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资本过剩，资本市场过度投机，中国也出现了经济的初步泡沫化现象。这也是社会收益分配向垄断部门倾斜，造成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的主要解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