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证券部门正在就美国公司在中国以贿赂获取市场机会的调查进行，此次目标对准大摩以及好莱坞的电影公司等。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知名的美国在华公司都曾陷入“贿赂门”事件，即使冒着触犯《海外反腐败法》的风险也会前仆后继。
任何一个逐利的企业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如果必须通过行贿而且风险很低才能拥有机会，行贿就不可避免的发生。而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这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我们看到，即使美国公司承认了贿赂事实，但在中国的受贿者也往往得不到惩罚，这种法治环境只会鼓励寻租以及行贿。
中国市场由权力主导而非法治，权力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人手中，他们有权决定谁能获胜。在中国，外资企业可能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其中一种是，外资被地方政府当做上帝，享受超国民待遇，在土地和税费等方面给予特别优惠，外资企业管理者甚至享受法律之外的特权。另外一种则是，外资企业处在一个不公正的市场环境当中，在招标、采购或者项目审批方面，缺少透明的竞争规则和程序。外企如果不想失去机会，只能入乡随俗，即接受潜规则。
美国人伊桑·葛特曼在其《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业、渴望和背叛的故事》一书中，曾总结外商在华成功的秘诀：一是紧跟政府走；二是请客送礼；三是拍马屁。这是东方关系社会与面子文化的产物，中国市场不是基于公平的竞争，而是由拥有权力的人来决定，所有企业都面临统一的游戏规则。这种寻租文化如此深入，使得即使市场部门也存在腐败的可能，比如店家想要获得淘宝网的优待，必须给予管理员特别的好处。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不是主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过是一次性“制度外包”，即通过国际的规则来迫使国内构建市场经济体系，这种压力来自开放的承诺。这意味着在这些承诺之外，中国没有动力去进一步完善市场。因为法治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但法治在中国更是一个与政治有关的因素，法治的缺失导致市场的潜规则盛行和繁荣。
正是这种不公正的商业文化，导致美国试图进一步修改国际规则，比如提出遏制国有资本利用政治优势不正当竞争的“竞争中立原则”，比如以更高要求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取代现有自由贸易体系等，来迫使中国更加市场化。中国“制度外包”而非内生的做法，是一切潜规则文化无法消灭的制度根源。
事实上，权力垄断和干预是市场不公平的源头，只有政府撤出市场，以一个毫无利益的中立角色来推行法治的时候，才能建立公正自由的市场环境。目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中国拥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市场优势，而每一个非公企业必须求政治地位才能确保受到公平对待或者更多的机会，与政治或权力的关系决定企业的命运，贿赂是权钱之间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