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的角色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中国必须突破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在“资源为王”时代，中国既要进入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更要密切关注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获取外部资源通路的控制。

　　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已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中国经济，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和资本流动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去年将6万多亿美元的GDP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对于经济总量超越我国台湾地区、逼近韩国的我国广东省来说，优化的经济结构和普遍的幸福感，才是下一步应当追求的目标。

　　但是，一向特别重视趋势的西方国家最不能容忍的是不遵守它制定的或不和它玩同一游戏规则的国家和势力。他们的战略是：在中国经济还不十分强大之前，利用他们操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和干扰，以图削弱中国经济的快速上升之势，尽可能地维持现有的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经济格局，或者利用现有的规则尽可能地压缩中国的上升空间。

　　可以说，今天是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代之一，同时大概也是外部环境变化情势最敏感或者说外部风险正在累积的微妙时期。在享尽了既有秩序框架太多好处的主要发达国家看来，与其并不在同一战壕里的中国近年来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话语权诉求，尽管是难以阻遏的历史趋势，却总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缺少成为顶尖经济强国的基本要件，亦不欠缺要素禀赋结构改善和制度创新的内生性动力。但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很难拥有西方经济强国崛起过程中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也许，在既有秩序主导国看来，历史赋予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该结束了。因此，在成为世界级强国之前，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国际资本及其代言人的经济渗透和战略围堵。

　　笔者认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中国必须突破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也许，中国企业要从老辣且极易结成价格同盟的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行那儿最终博得定价主导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资源为王”时代，缺失初级产品定价权的中国既要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与上游企业展开多回合的博弈，也要打进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并在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更要密切关注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获取外部资源通路的控制。

　　历史的教训尤其值得中国人汲取。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从来都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套用斯蒂格利茨的一句话：“很多经济都是非常政治性的，中国必须学会在这种体制下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