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观经济”系列之七

　　“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很多人都熟悉、都理解巴菲特的这个经典投资哲学，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巴菲特的投资神话。为什么？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正在于，大多数人都将恐惧和贪婪看做投资的参照物或对立面，而巴菲特却把恐惧和贪婪看做人性和投资的一个部分。

　　人类的历史，无论政治、社会、文化还是经济，都是一段充斥着优胜劣汰、成王败寇的历史。于是乎，很多人骨子里都隐藏着征服的野性本能，唯有征服，才算胜利，唯有战胜，才有成功。面对一种负面因素或坏的东西，大多数人习惯于认为，只有打败它，才能收获成功。而这，正是成功只属于少数人的根本原因。

　　因为，很多所谓坏的东西，恰恰是人类本身、甚至是成功本身的一部分，如果本就无可征服，那又谈何“因为征服而成功”？美国电影《Front of the Class（叫我第一名）》用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故事，向人们展示了成功的另一层内涵：接受那些坏的东西，积极地将它变成成功的一个部分，而不是陷入无期的、无限的、无谓的征服它的纠缠之中。男孩科恩患有妥瑞氏症，经常会不受自身控制地发出古怪声音，在无数次试图隐藏它、打败它、纠正它而未果之后，男孩学着用乐观的心态将妥瑞氏症像朋友一样纳入自己的生活，最终实现了当教师的梦想，收获了不可思议的成功。

　　在笔者看来，当下飘摇于危机和风险中的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就像得了妥瑞氏症的男孩。很少有人相信男孩能够走上讲台，也很少有人相信全球经济能够实现强势复苏并收获资本市场的再度繁荣。实际上，自开年以来，一系列的经济、金融变化不断给市场带来惊喜：美国经济一扫颓势，呈现出就业形势好转、消费引擎发力和先行指标走强的领跑态势；欧元区经济则没有出现市场担忧的大崩盘，德国经济甚至还表现出惊人的坚韧；事前并不被人看好的欧洲央行版QE，即长期再融资政策（LTRO）产生了超出预期的维稳作用，甚至连千疮百孔的希腊也在确定获得第二轮救助之后迎来了枯木逢春的可能；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货币政策调整之后也呈现出经济下滑程度、速率有所放缓的迹象；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惧情绪大幅缓解，资本流动更趋活跃，市场风险偏好则明显增强，全球股市应声上涨，美国股市甚至创出四年新高。

　　即便如此，市场人士并未欢欣雀跃，特别是专业人士，更是怯生生地看着超预期的星火丛生，却不敢轻言、甚至畅想随后可能的燎原之势。稍微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市场人士措辞中深藏的谨慎、担忧、甚至是恐惧。对于全球经济，大多数市场人士总是在提及数据好转之后，不忘加上“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不确定性依旧广泛存在”的定调语；而对于资本市场，市场人士则大多会留下一句乍看像乐观、再看偏悲观的判词“反弹而非反转”，稍微大胆一些的，顶多预期一个含糊不清的所谓“中级行情”。

　　敢不敢更乐观一点？

　　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是一个情绪化的主观问题，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经济问题。用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去考量，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循序渐进的三个问题：能不能、该不该、敢不敢更乐观一点？

　　首先是能不能更乐观一点？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取决于两点：短期的预期校准和长期的周期判断。短期内，如果经济、金融指标超出预期的情形接连发生、广泛存在，这种可持续性和非特例性就表明，市场预期本身已经出现超调，即受前期一系列负面冲击的影响，市场预期已失之悲观，需要向上校准。也就是说，连续超预期创造了更乐观一点的潜在空间。长期内，能不能更乐观一点则由当前和未来所处的经济周期所决定，如果处于周期由弱转强的拐点或大周期的复苏阶段，更乐观一点就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回望当下，受前期欧债危机剧烈恶化、地缘政治动荡渐趋激烈以及2012玛雅预言的影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预期已经超出了经济因素本身，需要向上校准；而根据IMF等权威机构的预测数据，2012恰恰处于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筑底反弹阶段，大周期的变化进一步给预期修正留足了底气。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不该更乐观一点？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风险。但值得强调的是，该不该更乐观并不取决于有没有风险，而是风险够不够分量。毫无疑问，当前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并不少：一是欧债问题始终没有根本解决；二是油价过百将通胀问题重新拉回视野；三是较为集中的各国政治周期变化带来较大政策不稳定性；四是各国面临着形形色色的自身烦恼，包括美国房市的萎靡不振、欧洲内部的极速分化、日本经济的灾难余震、中国房市的景气下滑等等。但需要指出的是，全球风险目前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危险性不及前期，即便当前的风险不容忽视，但相对于前期美国国家违约、欧元区分崩离析、欧元寿终就寝、全球经济重陷衰退、新兴市场硬着陆这些潜在风险，现在和未来似乎不会变得更糟；二是内生性显露，即当前的主要风险恰恰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完全避免的伴生风险，就像科恩无法将妥瑞氏症作为敌人征服一样，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债务游戏的长期持续和通货膨胀的忽隐忽现，通胀和负债，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不可能根治，只能用积极、乐观的方式将其有序融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欧洲央行低息贷款给欧元区商业银行的LTRO相比美联储直接在市场上购买资产的QE，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正在于，它有效将希腊债务不可持续的庞奇问题与其他国家隔离开来，这避免了其他国家由于负债发展而受到希腊的连坐。既然当前风险本身就是不可完全肃清的风险，那为何要始终为其愁眉苦脸？

　　最后一个问题是敢不敢。在笔者看来，这个看似有些主观的问题可以客观分析。敢不敢取决于角色定位。角色定位的一个内涵是身份，对市场预期起引导作用和关键作用的，是经济金融专业人士的判断。但值得注意的是，专业人士往往偏于谨慎，方向性过于清晰的判断往往会大幅加大预测失败的可能，而模棱两可的措辞则更留有余地。最近几天微博上对继“淘宝体”之后流行的“投研体”语言的热议，恰恰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引导性判断由于角色定位而产生的滞后性和平庸性。角色定位的另一个内涵是位置，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也影响着乐观的底气。有意思的是，如果看2008-2012年的金融市场局势和经济增长表现，美国明显经历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危机，而如果看同期的股市表现，却不像是美国，而似乎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在经历一场伤筋动骨的向下调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敢更乐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