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理论演进与最新进展


  西方企业理论演进与最新进展

       唐海滨,丁永霞

  〔摘要〕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中,企业理论同样处于不断的发展与演化过程。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企业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回顾与梳理,着重探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

  〔关键词〕西方企业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近几十年来,企业逐渐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形成不同的企业理论流派,并不同程度地推动企业理论体系趋于完善。西方企业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是与西方企业界的实践紧密相连的。

  现代企业理论体系的构建始于20 世纪30 年代,对理论研究的盛行则主要是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现代企业理论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交易成本理论为源头的主流企业理论; 另一类是在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非主流企业理论[1],两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上都存在矛盾。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理论的发展过程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献。比如杨小凯[2]发表的《企业理论的新发展》,唐海滨[3]发表的《西方企业理论的发展》,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自Coase 在1937 年的经典论文发表到90 年代初期间企业理论的发展。近些年来,企业理论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

  19 世纪末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理论是它的核心,称为新古典企业理论。假定企业生产的商品是无差异的,投入和产出是在现场完成的,技术被假定是外生的,并假设企业是完全理性的[4]。以这些假定条件为前提,把企业看做一个生产函数,从外部研究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用最优决策进行生产分析。企业内部被当做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转换工具,被称为“黑匣子”,一端是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的输入,另一端是产品和劳务的输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将企业看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主体来研究的。凡勃伦虽然揭示了企业的基本活动和目标是增加财富,但仍然将企业置于生产过程之中。因此,新古典企业理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它没有就企业的一些基本问题给出解答,比如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企业的规模如何决定,企业内部如何运行,以及企业是选择生产还是从外部市场购买等问题。Coase 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是: 新古典环境下的企业理论只是一种研究要素最优组合的生产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5]。

  二、现代企业理论演进

  关于现代企业理论,本文从交易成本、团队生产和委托代理三个方面对现代企业的发展演化进行综述。

  ( 一) 交易成本理论

  1. Coase 理论

  1937 年Coase 发表了经典文献《企业的本质》,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Coase 首次指出“当资源的导向依赖于企业家时,由一些关系系统构成的企业就开始出现了”[6]。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其原因在于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Coase 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正是Coase 建立的经济分析法体系在把交易作为基本单位后,才把研究对象转移到企业这个主要经济组织体制上来,建立起交易成本学说[2]。

  Coase 的交易费用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即交易不存在摩擦和成本,也就没有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现实中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是有摩擦和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什么是企业? 对于这一基本问题,Coase 认为,企业是通过“权威”和“命令”来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市场通过企业协调经济活动,企业的出现是一种协调机制对另一种协调机制的替代。如果某种交易在市场上完成的费用大于在企业内完成的费用,那么交易就会在企业内完成。因此,企业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

  关于企业的规模问题,Coase 借用了交易成本法做了分析。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相对大小,是决定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其约束条件是一个企业将扩大到某种交易在市场上完成的费用等于在企业内完成的费用,或等于另立一家企业的成本。根据Coase 的理论,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就越小,企业越是难以发展。从企业成长这一角度看,Coase 的企业理论存在缺陷。之后几十年间对企业纵向横向一体化扩张的分析络绎不绝,最著名的有Williamson 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7],Hart 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8]。

  Coase 的企业理论可概括为: 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单位,比较制度分析法是基本分析方法,交易方式的选择是为了交易成本最小化。由此形成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假定是: 在市场上所观察到的契约形式,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含的,都可以看做是在给定信息制约条件下,使专业化了的生产要素间的交易费用极小化的某种反映[3]。

  Coase 对企业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贡献直到20 世纪60 年代末才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70 年代以后的企业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Coase 交易成本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两个分支: 一是Williamson 借鉴有限理性假定,假定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理论,证明事前的合约是不完全的[7]; 二是Cheung[9]和杨小凯[10]发展的间接定价理论,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手段,企业的功能在于节约交易费用。

  2. 资产专用性理论

  Williamson 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是Coase 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他发展和完善了Coase 理论并形成严密的体系,在企业与市场替代关系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Williamson将交易分为三个维度: 资产专用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是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7]。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形成,投资于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若再他用,其价值就会贬值。资产专用性的范围包括场地、物质资产、人力资产、专项资产、品牌资产以及临时性资产等的专用性。

  在其后的研究中,Williamson 又对资产专用性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资产专用性是资产交易的专用性,它与沉没成本有关,这种专用性实质上是一种套牢效益,它只有在不完全合约的背景下才会表现出来,因此,企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纵向一体化扩张就是必然的。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增加,由于敲竹杠的缘故会增加市场交易成本,进而会增加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11]。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能有效避免市场交易中的敲竹杆现象,从而节约交易费用。

  Williamson 之后,资产专用性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Alchian 和Demsetz 从资产专用性出发,推导出可占用性准租的概念[11]。Grossman 和Hart 从不完全合约出发,指出一体化水平取决于当事人控制专用性资产的程度,剩余控制权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核心内容[12]。Hart 和Moore 承袭1986 年的研究,讨论了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区别问题,研究的焦点落在一体化发生时的所有权变化对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效率问题[8]。Dow 的模型建立在合约的不完全性和资产专用性的基础上,对资本雇佣劳动命题进行了论证[13]。Blair[14]对Dow 的模型提出了质疑,认为企业是一种特型实物资本与特型人力资本联合专业化资产的运用,由此拓展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综上所述,资产专用性理论的核心思想都是在不完全合约的背景下,为保护专用性资产投资者免受机会主义行为困扰,从而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让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确保企业合约的效率,强调了非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3. 间接定价理论

  间接定价理论模型是由张五常、杨小凯和黄有光在对Coase 企业理论独特性的理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五常在1983 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并不是为取代市场而设立,而仅仅是用要素市场的契约取代产品市场的契约,使用企业内部的剩余权力的间接定价方式替代市场上的直接定价方式。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和替代变成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区别和替代。

  杨小凯和黄有光基于Coase 和张五常的思想,借助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方面因素,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化均衡的契约模型,模型的突出之处是把企业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与定价成本相联系,同时把企业的均衡组织形式与交易效率相联系。管理者对剩余的索取权体现了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

  ( 二) 团队生产理论

  大部分交易费用经济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市场和企业( 纵向一体化) 的选择上,而以Alchian 和Demsetz 为先导的理论更关注于企业内部结构( 横向一体化) 的问题,他们在1972 年发表了论文《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Alchian 和Demsetz 并不认同Coase 理论,认为企业并不是以权威或命令控制下的长期劳动雇佣契约关系,而是生产的团队和以“中心签约人”为中心的一组契约[11]。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投入不是简单的组合,产品也不是由各个生产要素简单地相加,生产要素归属于不同的成员,并指出团队生产中主要面临着计量和监督两个问题。

  团队生产理论将企业的分析深入到了企业成员之间的合同关系,认识到了企业成员合作的行为性质并分析了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问题,提出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问题。理论主要包括团队生产中的计量问题、组织安排、信息结构、权力安排和报酬制度等问题。对于许多工作来说,计量问题无法解决,就会导致团队成员“偷懒”,因此需要设立一个监督者,将剩余索取权交给他,以保证监督的积极性。于是,企业家出现了,企业也随之产生。

  团队生产理论经常被用来证明“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Holmstrom 和Tirole 《企业理论》( 1982) 一文的综述中进一步强调了剩余索取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的重要性[15]。将剩余索取权赋予要素所有者,由于资本比劳动贡献更难预测,因此,应该是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张维迎进一步指出,应该将企业所有权赋予团队生产中作用最重要的要素所有者,在企业中具备这个特征的要素是资本家才能[16]。而张五常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偷懒和理性是重复的,计量和监督问题本身就是信息成本问题,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17]。团队生产理论只从生产的角度谈论企业,对企业存在的解释并不完全。

  ( 三) 委托代理理论

  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 Spence 和Zeckhauser、Ross、张维迎、Mirrlees 以及Holmstrom[18 - 21]等以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前提,创立了委托代理理论。Arrow 指出,委托代理关系之间是一种更复杂的函数关系。委托人事先确定一种报酬机制,激励代理人尽职尽责。代理人据此选择自己的行为,以求的自己福利的最大化。当存在隐蔽性行为和专有知识时,可以通过选择一种合适的报酬方式,无限接近帕累托最优[22]。

  委托代理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委托代理理论把代理成本引入企业理论,透视更加多变的企业权力结构,考虑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研究了产权、代理与企业的关系,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法以指导委托者设计最优的激励方案,对代理人的外部激励与约束变成自我激励,使代理人为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而工作,以避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并达到双赢的效果。

  委托代理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合同基础上的,它对于企业本质和边界等基本问题不能做出解答。另外,这只是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在企业的实践指导中也有一定的局限。

  三、企业理论的最新进展

  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使企业的相关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化。

  ( 一) 利益相关者理论

  20 世纪60 年代末,涌现出大量以交易费用、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等概念为核心的研究成果,形成以“股东至上”为主导的主流企业理论。同时,在美国和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里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Penrose 和Ansoff 进行了开创性研究。Freeman、Blair 和Mitchell 等致力于完善理论的框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Blair[23]认为公司不是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物,而是一种治理和管理者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契合了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地位提高的趋势,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观。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的区别在于,所有参与了关系投资的合作者,都是“相关利益者”( 见图1 所示) 。那么,如何界定利益相关者,即谁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特征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米切尔对30 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做了归纳和分析[24]。简单地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实证分析与应用推广,几乎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25]。如果利益相关者本身都界定不清,那么就无法开展基于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公司治理了[26]。目前,界定利益相关者比较通用的方法是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平分法。

       图1 利益相关者模型

  虽然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较早,但迄今为止,理论尚不成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加强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之外,还要注重实践运用。今后在理论的探索研究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明确利益相关者理论内涵的界定和分类,加强利益相关者理论量化研究,强化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证研究。

  ( 二) 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

  从20 世纪90 年代早期开始,一些学者把基于知识的理论应用到企业理论的发展中,以Demsetz的理念为基础,Connor、Kogut 和Zander 等开始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讨论,也有来自Penrose、Arrow 和Hayex 等学者的知识中心论,Nilson 与Winter 的演进经济学,Polanyi 等认识论的新贡献,使基于资源或知识的发展成为企业理论的首要目标。该理论从知识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存在和产生的理由,将企业看做知识一体化的制度,其异质性来源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知识积累和知识水平的差异,并指出是企业能力大小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到目前为止,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主要观点有: 其一,企业是知识的大仓库,知识是企业理论的核心,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获取、吸收、利用、共享、保持、转移和创造知识的学习性系统,是一种使知识一体化的制度; 其二,知识能给企业创造活力,企业学习和创造知识是企业维持活力的基础;其三,企业对知识的管理既包括对显性知识的管理,也包括对隐形知识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对两种知识之间转化过程的管理。

  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主流企业理论相比,仍处于发展阶段。理论发展中还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工具; 二是注重了企业生产的一面,忽视了企业交易的一面; 三是强调了企业中的认知问题,忽视了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如何认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怎样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面。目前在实践中的主要应用领域有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的组织设计、企业战略理论的创新以及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等方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三)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西方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果,也没有很明显的学派划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始于20 世纪50 年代,也叫多元论企业社会责任学派或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学派。主要观点是: 企业各种利益群体,包括股东、社团、顾客、劳工和员工、各级政府、供应者、资金提供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所环绕,企业除了要为其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为各有关利益群体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代表人物是学者Howard,代表作是1953 年出版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府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27]。其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Friedman[28]和Carroll[29]等。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慈善事业、雇佣关系、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产品质量责任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凸现以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使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逐渐深入,成为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企业为什么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社会责任?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派的观点引导着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对于企业的社会功能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此外,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深入探讨尤为突出。

  ( 四) 其他理论

  除上述企业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自己的企业理论观点。企业的能力理论强调企业是一个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30]。Teece 等提出了企业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整合、建立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31]。Granovetter 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一文是企业网络理论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他提出了弱关系力量假设,着重探讨了网络内部的联系纽带[32]。另外,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有,1981 年美国管理学家Duchi 通过总结日本企业管理经验之后,提出了企业文化概念[33]。为了应对21 世纪制造业的挑战,美国在“21 世纪制造企业战略”项目中提出了敏捷企业的概念,Rick Dove 是虚拟企业敏捷性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产生于20 世纪60 年代,在90 年代有了新发展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此外,还有在全球企业并购浪潮冲击下出现的企业并购理论,以及企业融资理论等。

  四、结束语

  通过对上述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企业理论虽然视角各异,但是抓住了时代脉络,把握住了时代环境和企业现实,对企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通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西方企业理论演化,可以发现在逻辑上经历了一个“批判—发展—批判”的辩证螺旋式发展过程。

       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看做是一个生产函数,目标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Coase 的交易费用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过程不存在摩擦和成本的假定。在继承与批判Coase 理论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同理论学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比如交易费用企业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间接定价理论、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构成主流企业理论。Coase 理论强调契约与企业家权威的关系,Alchian 和Demsetz 突出了契约与团队的思想,委托代理理论则指出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等非主流企业理论,否定了“股东至上主义”的所有权。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则从企业核心能力的角度出发将知识引入企业。

  参考文献:

  [1] 刘利.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主流企业理论的分歧与评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8) : 22 - 29.

  [2] 杨小凯. 企业理论的新发展[J]. 经济研究, 1994,( 7) : 60 - 65.

  [3] 唐海滨. 西方企业理论的发展[J]. 经济学动态, 1993,( 4) .

  [4] 顾保国. 现代西方企业理论比较分析[J]. 天津社会科学,2002,( 1) : 87 - 90.

  [5] 顾自安. 产权学派关于企业理论的演进[DB]. http: / /www. chinavalue. net,2005.

  [6] Coase,R. H.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 Williamson,O. E.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8] Hart,O. ,Moore,J.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 ( 6) : 1119 -1158.

  [9] Cheung,S. N. S.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 26( 1) : 1 - 21.

  [10] 杨小凯. 企业理论的新发展[J]. 改革, 1993,( 4) : 59 - 65.

  [11] Alchian,A. A. ,Demsetz,H. 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A]. Coase,R. H. ,Alchian,A. A.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

  迁[C].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2] Grossman,S. J. ,Hart,O. 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 ( 4) : 691 - 719.

  [13] Dow,G. K. Why Capital Hires Labor: A Bargaining Perspectiv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 ( 1) : 118 -134.

  [14] Blair,M. M. 所有权与控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5] 夏靓. 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D]. 南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05.

  [16] 张维迎,余晖. 西方企业理论的演进与最新发展[J]. 经济研究, 1994,( 11) : 72 - 83.

  [17] 张五常. 张五常经济论文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8] Spence,M. ,Zeckhauser,R. Insurance,Information,and Individual A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1,61 ( 1) : 380 - 387.

  [19] Ross,S. A.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3,63( 2) : 134 - 139.

  [20] 张维迎,Mirrlees,J. A. 关于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的笔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1] Holmstrom,B.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0 ( 1) : 74 - 91.

  [22] Arrow,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 ( 3) :155 - 173.

  [23] Blair,M. M. ,Stout,L. A. Team Production Theory of Corporate Law[J]. Virginia Law Review,1999,85( 2) : 247 -328.

  [24] 谢霓虹. 利益相关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会计之友,2009,( 4) : 89 - 91.

  [25] 陈宏辉. 利益相关者管理: 企业伦理管理的时代要求[J]. 经济问题探索,2003,( 2) : 68 - 71.

  [26] 杨瑞龙.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应用[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27] Howard,R. B.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sinessman[M]. New York: Harper,1953.

  [28] Friedman,M.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29] Carroll,A. B. 企业与社会: 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 原书第5 版)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0] 杨瑞龙,刘刚. 不确定性和企业理论的演化[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 3) : 4 - 12.

  [31] Teece,D. J. ,Pisano,G. ,Shuen,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1997,18( 7) : 509 - 533.

  [32] Granovetter,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 ( 6) : 1360 - 1380.

  [33] Duch,W. G. Z 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