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把环球时报的《领导人带头，中国新政的突出亮点》改为《中共公布新领导生活工作经历告别“宫廷政治”》想说啥？微博注册者曹林写道：“新华社披露习近平工作生活与家庭情况，明为颂歌，也是借此将家庭和子女情况向社会公开，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改革信号，顶层在公示上开始迈步。自下而上从边缘突破的旧改革模式已经不行了，必须从上层改起，启动政改。顶层设计不是让‘一个如小平那样的总设计师’去设计改革方案，而是从顶层改起。”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中央领导收起“红地毯”，决定“实干兴邦”之后，诸多变化绝非偶然。就在@新华网英文版推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万事民为先”后，预感告诉我们，之后中国一定会发生什么。果不其然，第二天一看，新浪等五大门网站即有“给女儿取名明泽意在清白做人”、“其父曾主政广东”、“遵母诫禁亲朋从商”，以及“李克强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文革任大队书记不整人”、“夫人程虹系英语教授”等颇为引人的小标题就密集出现了。

 虽说这一变化，凤凰卫视坚持说，领导人家庭信息不是机密，让人民知道更多一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还是有微博注册者曹林马上意识，“新华社披露习近平工作生活与家庭情况，明为颂歌，也是借此将家庭和子女情况向社会公开，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改革信号，顶层在公示上开始迈步。自下而上从边缘突破的旧改革模式已经不行了，必须从上层改起，启动政改。顶层设计不是让‘一个如小平那样的总设计师’去设计改革方案，而是从顶层改起。”曹林说的对与否，我们暂不评论。

 凤凰卫视在大声说出一个“赞”后，杜平马上说，“如果说要让人民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人民的尊重。因为每一个领导人，其实跟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爱好实际上都不是国家机密，谈不上国家机密。让人民知道更多一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过，“赞”只是一个方面，光“赞”显然不够。尤其是检察日报的短稿“公务员该不该有‘财产隐私’”所说的“中纪委已着手起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建议稿”，就格外吸引人的眼球。

 也就是说，此间发出的任何信号都绝非巧合，“官员财产公示，从党内申报走向制度化”，这一最近两年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或正在变为现实。如俞正声、汪洋、田力普、张春贤等人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了自己对财产公示的认可。俞正声甚至说，只要中央决定，自己的财产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

 综述表里，都预示着中国的政改工作已在悄然中如火如荼。倘若还有人看不懂王岐山通过首次座谈向相关反腐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话。固然仍有特赦等馊主意不断出现。法学界、济学界一干人等，还幻想着十八大后对于腐败问题重新洗牌，应该采取对过去的腐败既往不咎，重新犯罪的施以重典。谁都知道，腐败是中共想继续拥有权力，继续发挥自己的施政理念的头号威胁、头号杀手。由此，国领导人即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惊醒地提出了腐败可能会亡党、甚至亡国的警示。

 诚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腐败问题以及中共的应对措施时强调，腐败案件数量极多、涉案金额极大，腐败行为所涉及的组织性和复杂性也极高。尽管中共不懈努力，试图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防止他们吸金和编织关系网，但仍难以阻止腐败蔓延。在过去五年间，中国的刑法得到了全面修订，中共内部规定也做出更新，明确列出哪些行为属于“自肥”，如虚挂职务领取工资，或让亲属利用官职特权聚敛财富。然而，虽然每年都有众多官员被查出腐败罪行，相关规定也不断修改，却未能阻止更多官员继续腐败。就连不赞同西方分权制的官员也承认，原因就在于中共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

 如一位曾主管某地区检察院反腐部门的退休官员说：“我们的法律很好，但在应用中是看人下菜碟。”最为直接的是，许多反腐败监察人员很容易被收买。林哲说，处理案件的时候，我们总得向上级请示能否继续提出起诉，甚至连是否展开调查都要先请示：“如果没有得到回应，那最好放一马。”自2004年以来，我国就一直在打击各级纪检部门的腐败现象。为保证纪检官员不手软，他们必须在家乡省份之外的地方任职。但问题依然存在。

 分析者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监督充其量只能部分弥补现有政治制度的缺陷。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各级官员申报收入。但学者们依然认为，官员连非法收入的最基本概念都不清楚，一大部分官员经常通过参加道路通车或工厂开业的剪彩仪式获得“红包”，补贴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此外，干部每年填写的薪水申报表往往只是被归档。

 “这些表格既没有经过审计，也没有公之于众，而这些正是必要的步骤。”林哲说。

 回归到检察日报的短稿《公务员该不该有‘财产隐私’》，在重庆执业的律师、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已连续七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提交议案，要求官员公开申报财产。但由于此类法规却涉及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他的努力频频碰壁。如每当此类问题有微博等现代舆论工具曝光一些村镇级官员拥有超出他们工资收入承受能力的手表、汽车或住宅，需要查处这些涉嫌腐败的官员调查时，总会受到层层阻力。这些问题如兰州的“表叔”、山东即墨的“房叔”等，最终当地纪委称否定最为典型。很简单，他们的说法并不可信，贪腐者的路数，包括他们是如何聚敛巨大财富，并将这些财富移往国外，心中都和明镜似的。

 倘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人将美国研究中国腐败问题专家魏德安的新书《双重悖论》识为对中国不怀好意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固然他在书中写道：“日本和韩国的腐败呈‘结构化’和制度化面貌，但在中国，腐败呈现出一种混乱状态，官员肆意掠夺。”

 “在我看来，政府官员似乎并不是一方面推行有利于增长的政策、一方面从公司利润中分一杯羹，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在敲公司竹杠，窃取公司的利润，否则就为难他们，抑或，还有许多情况下，官员是在窃取国家资产。”

 没有政改谁也救不了中国。倘若这时再回过头来说今天的话题，完全可以认定，中国的顶层政策的设计并没有被此间不断出现的所谓“特赦”论等杂音所左右，他们不仅知道，实实在在的反腐，实实在的理清官民矛盾，搞好政改的顶层设计，才能让自己长期执政立于不败地；只有实干才能兴邦，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才能让老百姓真正受到尊重，得以幸福地生活；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样的书籍中找到警示，为他们推行新政提供强有力的借鉴与帮助。（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