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可谓坎坷。这其中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个人以为，自由主义如要在未来中国赢得足够或者说更大的发展空间，离不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如何与中国传统共处的问题。自由主义是个舶来品，它如要在中国扎下根来，从少数知识分子的信仰变成多数至少是相当部分民众的言行准则，当然要处理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虽然中国文化传统经过近代以来的折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差不多已经支离破碎。但值得深思的是，好像受到破坏主要的是那些精华，如诗书经典的熏陶、对仁义道德的坚守，等等。那些糟粕，如专制崇拜、集体盲从、实用意识等等，似乎从未从民众头脑中的驱离，甚至还有加强之势。而正是这些，构成了普通民众接受自由主义的重大障碍，因为近代自由主义是重个体、重权利、反专制、倡民主的。传统中的糟粕一日不去，自由主义思想就一日不能普及。

　　进而言之，剔除糟粕还只是自由主义进入大众层次的一个前提条件。要真正使自由主义使多数人接受，可能还离不开使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结合的努力，使自由主义变成真正的中国语言，或是在中国情境下的再造。这应该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即中国传统文化有可能借舶来的自由主义实现现代化，而自由主义则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在中国扎根。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突破那种“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体用割裂论”。体如器官，用如功能，有什么样的器官就有什么样的功能，体用是不可分割的。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不是在用的层次，而必须深入到体的层次。只有在体的层次实现中西合璧，才能在用的层次展现中西各自所长。当然，“中西合体”比“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难度都要大很多，这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挑战，对于想在中国扎下根来的自由主义更是一个挑战。

　　第二是如何处理与非自由主义政府间的关系。无论是现在的大陆，还是政治转型以前的台湾，无论两个政府有什么不同，也不管怎么去界定它们的性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们都不是自由主义式的。在这种政府体制下，权威是自上而下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民众的认可，而是某种意识形态、治理业绩加上强权的结合，这些与自由主义也是完全不相吻合的。更重要的是，在非自由主义政府看来，自由主义的引入很容易造成权威与合法性的流失，从而导致政权的不稳定。所以，自由主义者在两岸的命运，一度都很不好。被视为台湾自由主义旗手的殷海光屡受当局打压，最后英年早逝。而同时期的大陆自由主义者顾准，更是受尽迫害，连妻儿都宣布与其断绝关系。对当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命运多已成为过去，但类似的阴影仍未远离。

　　其实，自由主义者与非自由主义的政府之间并非没有结合点。自近代以降，随着自由主义思想的普及，它也开始逐步蜕去早先的激进色彩，带有越来越多的保守主义特征。至少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者来说，鲜有主张革命者，多数都主张渐进的改良。而对于非自由主义政府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国式权威型政府来说，改良而非革命实是实现政治转型的最佳道路。怕就怕再权威型政府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改良都不需要，这样就会在政府与自由主义之间形成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所幸的是，大概当前没有人会说中国政府已趋于完美，政治体制无须改革。目前面临的不是改不改，而是如何改的问题，像十八大报告所说的那样，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主义不是一条邪路，因为它正好提供了权威型政府所缺失的元素：个体权利、社会自治、多元宽容，等等。就像人缺什么元素就应该补什么元素一样，当前中国政治体制设计中缺的就是自由主义，所以需要补的也正是自由主义。如果能够意识到并实践这一点，自由主义就有很大的存在与发展空间。

　　第三，如何处理好从思想到实践的关系。在当前中国，自由主义仍然如阳春白雪，主要是被一些知识分子所信仰，至于多数普通百姓，对自由主义可能闻所未闻，更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信念与准则。而且，即使就是知识分子，许多人也注意到，其中不少自由主义者一旦到了自己掌权或有其他机会实践自由主义理念的时候，就把平时喊得震天响的民主、自由、宽容等口号抛到一边。这些都说明，自由主义在当前中国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少数人在追随的思想，而不是一种为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实践。

　　但一种思想要真正起作用，就必须进入实践层次。即使就思想本身的进步而言，也需要实践层面的反哺、更新与启示。中国虽有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但似乎没有在自由主义理论方面做出重大创见者，可能也与这种实践缺乏有关联。而自由主义难以进入实践层次，究其原因，客观上则在于公民社会的缺乏。特别是在政府层次相当抵触自由主义的情况下，没有公民社会提供的自治空间，自由主义几乎无法合法地与现实政治产生接触。而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士人的“群而不党”的传统在作怪，说得好听点是洁身自好，说得不好听就是明哲保身。总体观之，即使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也没有主观动机与客观机会去实践诸如个体权利、社会自治等理念。如果长此以往，自由主义在中国就只能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势，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坐壁上观了。

　　笔者相信，中国的未来需要自由主义，至少需要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成分来补充。但如果不解决上述问题，自由主义连自身的发展空间可能都存在问题，也就更不可能对中国的命运发生实质性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