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2月，中国华为公司因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向美国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陈述此事，并请求调查。2011年11月，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就华为和中兴是否适合做美国全国通信网络的供应商，展开了一系列调查。2012年10月8日，该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电信企业华为与中兴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调查报告》。
正是这一份报告，拉开了华为、中兴艰难进入美国市场的序幕，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是怎样的一份报告呢？对华为有什么影响？对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美国对华为、中兴为何如此谨慎？
1、美国情报委员会关于华为的调查报告
该报告的结论包括：美国应该“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中国电信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不断渗透；美国网络提供者应该寻找其他的、非中国的供货商；美国国会应该调查中国电信企业的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中国企业应该变得更加开放和透明；对于那些在修建关键的基础设施时无法信任的外国公司，美国国会应该通过立法，限制其对美国通信系统的市场准入。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到美国对华为显然是不信任的，并且极力想阻止它进入美国市场。那么，华为是一家怎样的企业？为什么美国会如此紧张？
2、华为的发展
华为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所谓网络设备是指那些保证固话和手机能正常通信的信号发射器、基站和路由器等。
华为是通过销售低成本的电信设备，迅速超越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和摩托罗拉等业内大佬，攀升至全球市场亚军的位置的。
2010年华为首次登上世界500强的榜单，以218亿美元的年销售额和26.7亿美元的年净利润排名第397位。但也就是这一年，它正式陷入美国炮制的“国家安全”漩涡。
2010年2月，华为曾宣布暂时退出联手贝恩资本收购3COM的计划。但这一收购案最终被迫流产，主要原因来自美国相关部门与人士对国家安全的担心。
2012年，在世界500强的排行榜中，华为又以315.43亿美元的年销售额将排名提升至第351位。自此，其更加招人不待见，美国干脆为其扣上“间谍”的大帽子，直接将其拒之门外。
华为、中兴美国受阻的实质是什么？
1、对中国大企业的经济战争
华为之争的背景是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目前，中国500强企业与世界500强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在2002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日本分别占有198席和88席，中国只占据区区的11席；在2012年世界500强中，中国内地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数量持续增长。
在这样的大企业时代，企业和企业的竞争一不留神就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当企业不再借助市场力量公平竞争，而是通过国家力量打压对手时，经济秩序的紊乱是不可避免的。
而为了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设置了重重壁垒，印证了这样的真理：大企业强则大国强。所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不仅要继续增加大企业的数量，而且要力争使现有的大企业更大更强。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面对本国大企业时，不妨炮制一下西方政府的做法，助力本国大企业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更要以牙还牙，用美国对华为的策略来对付美国思科。毕竟，在未来的国力竞争中，这些经济航母体现着中国的真正实力。
2、杜绝“国家资本主义”的共识
美国对“国家资本主义”是极其厌恶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老祖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底，是一个集政治、军事、商业为一体私营公司，后来还被授予军事和行政权力代表英皇管理印度殖民地。由于该公司垄断了大英帝国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活动，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包括今天的美国）需要为购买亚洲产品向英皇缴纳很高的税。
东印度公司于1874年1月1日正式结束，但它的幽灵并没有散去，并持续地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很多痛苦，尤其是紧随其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更给世界留下悲惨教训。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二战之后的国营化运动却蓬勃开展。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私企兴起，国企逐渐市场化。如今展现于世界的中国国企，无论其产权结构、还是公司不透明的治理，以及与执政党和政府的特殊关系，在西方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奇怪的物种，混杂着“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
这种怀疑的眼神，也让与政府关系说不清楚的其他中国企业连带受害。虽然华为和中兴都很坚决地撇清自己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要证实自己的答案、让美国相信很不容易。
3、利益之争是核心
美国市场一直是华为想打入却未能如愿的市场。为了进入美国，华为近两年在企业业务、网真业务和企业网等方面均推出了与思科对抗的产品。
而对于思科来说，美国是其最大的一个市场，收入占思科整体收入的一半以上。思科CEO钱伯斯日前也表示，“我们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将会来自中国，现在来说，那就是华为。”
思科怎能不忌惮华为呢？去年华为销售额高达324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华为销售收入达1027亿元(约合162亿美元)，一举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销售额第一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规模之外，华为的研发能力早已不是昔日吴下阿蒙，在下一代无线通信技术LTE中，华为持有的核心专利将超过15%。更重要的是，华为能够提供从云端(云服务)、到管道(基站、通信服务)、再到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全方位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一点上，鲜有公司可以和华为竞争。
如此，思科视华为为劲敌也正在于华为“云管端”的布局，贴合市场的反应速度和服务水平，还有思科无奈又忌恨的低价。去年，华为重新组建了企业业务BG (业务集团)，全面进入企业基础网络、统一通信与协作、云计算与数据中心，以及企业信息安全领域，而这些正是思科的“大粮仓”，是其此前一枝独秀的领域，而华为现在要全面进攻了。
因此，有人认为思科是搅动这一潭浑水的始作俑者。在华为、中兴被扣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帽子后，思科给客户发“黑材料”，劝诱客户不要和华为做生意；指责华为抄袭其源代码；花费数百万美元动员美国国会议员、政府高管阻止华为在美国本土与其竞争。如此种种，其居心显而易见。
而最新的爆料说，美国国会议员中，有73位持有思科的股票，一旦思科在美国领地失陷，股票将大幅下跌，私人投资受损，国会议员与思科已然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里面其实反映的是美国高科技企业的集体焦虑，如高通在低端芯片上发力，甚至推出早前“看不上眼”的TD芯片，以防止联发科和展讯的进一步做大；Oracle与SAP在管理软件上明争暗斗，从口水战到对簿公堂；思科则更进一步，要借力贸易保护，获得荫庇。
华为事件对中美两国有什么影响？
1、美国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有待商榷
有专家认为，此次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结果有待商榷。表面看起来美国国会的调查活动详尽而严谨，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调查活动从启动开始就戴上了有色眼镜。从报告内容看，因为两家企业来自中国，交易被先入为主地认为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且所有线索被任意放大。
而且，美国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国际法依据。如果硬要从中找到法律依据，美方最有可能捞到的一根“稻草”是“安全例外”第2款中规定的第二种情形：“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及与此类贸易所运输的直接或间接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的行动。”
但是，根据对“例外”条款从紧解释和运用的法律原则，除非美国方面拿出充分证据表明，中国两家企业的投资行为与美国的作战物资或“与此类贸易所运输的直接或间接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否则，仅凭军方也会使用电信工具这一点就得出“中国企业的投资、贸易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结论，则完全违背了“例外”从紧的法律原则。
2、中国企业需要增加开放性和透明度
在很多评论家指责美国对待华为和中兴目光短浅，且有保护主义倾向时，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赞同并遵守国际社会公认的公平、开放和透明的价值观，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也才能实现其全部的经济潜力。
在美国，“增加透明度”是政府管理公司的一个基本原则。例如，美国现在的法律规定，如果公司的股东数超过499个就必须上市，Facebook就是迫于这条法律而上市的。也就是说，如果有超过65,000名股东的华为是美国公司，早就被迫上市了。而一个上市公司和私人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透明度、它对社会信息披露的责任。
而华为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榜样。熟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民营企业成长史的人会深切理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悠久的“官本位”传统中走出一条现代企业之路是多么艰难。在产品和服务方面，华为已经很好地向世界客户证实了自己。如果要进入美国电讯市场，改进其透明度是华为一道绕不过的砍。作为一个占据着战略行业顶端、世界数一数二的电讯设备商，东道国政府和人民要求中国公司的信息像其竞争公司一样透明不算过分。
当然，“公开透明”不是华为等中国民企打开美国市场的“灵丹妙药”，但这是中国企业与世界融合的必经之道。
随着中国逐渐演化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像华为和中兴已经做到的那样，深深融入西方经济和社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要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愿意继续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持续的经济与社会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次美国国会报告引发的事件表明，如果中国企业运营的开放性和透明度没有显著的提升，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就无法结出丰硕果实。当然，中国的企业不过是它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反映，而中国企业向着更高透明度的进化，只能以中国社会的持续现代化为源头。
3、美国应向华为敞开大门
美国几万就业岗位将依靠中兴华为。因为，中兴华为已经在美国投入了高达几百亿美元。中兴在年初就宣布将在2012至2015年向美国的高通和博通采购至少50亿美元芯片。而最近几年来，中兴通讯已经在美国芯片和美国设备上投入140亿美元，并为美国市场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20000个就业岗位。华为也宣布将在英国投资20亿美元用于移动宽带等项目，未来五年至少为当地创造700个工作岗位。
对美国的企业来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放弃采用性价比极高的中国企业设备，并非什么利好。如果担心美国企业生产的设备在中国被植入后门，那么思科等公司必须要放弃在中国采购的数目巨大的零部件以及本土人员众多的研发中心。
而眼下，最有利于美国消费者的选择，应该是允许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市场，同时采取防范措施。在英国，华为的设备在交付英国电信使用前，要经过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前工作人员的检验。美国及禁止华为投标本国一个网络项目的澳大利亚，完全可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美国也可以要求华为在伦敦或纽约上市，以明晰所有权结构；可以要求它将技术提交给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像对待防务公司那样要求其美国分部与公司其余部分分开经营；甚至可以要求它解散党委。
华为和中兴此次在美国国会的遭遇，其实并非是针对华为、中兴本身，而是美国对中国强大起来的畏惧，他们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同时，对中国而言，要进入国际大家庭，这样的情况也是必然的，其他中国企业可引以为鉴。首先，经济活动导致国家安全方面的审查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其次，为国家安全审查进行提前筹划和准备是必需的，如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增加透明度、运营活动遵守当地法律及国际惯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