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衰：从边际主义到凡勃伦

习明明

新古典经济学派最大的贡献大约是将微积分学引入到经济学，从而引发了一场边际革命，来阐述“自然不能飞跃”的经济思想。[1] 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学术界存在一些小争议。有学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水岭应该是1871年，因为这一年学术界出版了两本专著：英国学者杰文斯（William S.Jevons）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奥地利学者门格尔（Karl Menger）的《经济学原理》。他们相互独立但都同时“发现”了边际主义的思想。标志着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向经济学（Economics）的转变。这一转变——后缀“ics”至关重要，它使得经济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具有平等的地位。[2]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最大贡献者应该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尽管他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直到1890年正式出版，但他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就已经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观点，并且在他的讲义中系统地阐述了边际主义的思想。在他的《经济学原理》出版的时候，英国一半以上的经济学教授职位都是由他的学生担任的。[3] 根据凯恩斯的记述，马歇尔“一直把智慧私藏在家中直到能够为它披上完美的外衣······”，他很爱面子，害怕出现错误，就像牛顿一样，出书很慢。[4] （有趣的是，牛顿先于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但他的著作出版却在莱布尼茨之后，这直接导致了后来英国和德国关于微积分起源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

其实，马歇尔、杰文斯、门格尔并没有发明或发现边际主义，在他们“发现”之前的几十年中，就已经有学者在研究和探讨边际分析方法了。例如法国人奥古斯丁·古诺（Cournot）的《财富理论之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德国人冯·屠能(Von Thunen)的《孤立国》（1826-1863），H.H.戈森的《人类交互规律的发展》（1854）等等。[5] 例如，H.H.戈森在他的书中，就系统地阐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大部分原理。只是因为这本书出版之后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几乎没有销出去一本，就被作者悉数收回。[6] 所以马歇尔、杰文斯、门格尔的发现，至多也只能算是一种“丢失的发现”。尽管如此，巴克霍尔兹认为，马歇尔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地位还源于他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他最清晰全面地应用了边际分析方法；第二，他创建的边际主义传统今天仍支配着微观经济学；第三，他教过20世纪最卓越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凯恩斯的父亲），阿瑟·庇古以及琼·罗宾逊；第四，他的生平几乎与穆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且代表了当时学术运动的主流，反映了边际主义思想的精神”。[7] 不过我认为，还应该加一点，那就是马歇尔对经济学专业的贡献：马歇尔一生都在致力于争取经济学从历史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尽管直到1903年，马歇尔才最终说服剑桥设置一个单独的经济学课程。在中世纪，神学、法学、医学三个学科占据着支配地位，而马歇尔的努力使得经济学成为第四个伟大的学科，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8]

马歇尔1842年出生于英国伯蒙德西（Bermondsey），这一年刚好是大卫·李嘉图逝世18周年，马尔萨斯逝世8周年。[9] 他的父亲威廉·马歇尔是一名英格兰银行的职员，性格严厉，经常强迫阿尔弗雷德练习希伯来语，直到晚上11点。幸亏一位仁慈的姑妈拯救了他的健全心智，她和阿尔弗雷德共度了一个长长的暑假，她没有逼着他学习希伯来语，并为他购买了船、枪和马。[10] 马歇尔1865年毕业剑桥大学，并获得了数学学术优等成绩。他本想研究分子物理学，却被纯粹哲学吸引了。1868年他长途跋涉到德国，并开始阅读康德的原著。后来，他又跟随他在剑桥的同事亨利·西奇威克一起研究不可知论。对此，马歇尔的学生凯恩斯评价道：“西奇威克花费了他一生中一半的时间证明上帝并不存在，而另一半时间则希望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11] 马歇尔转学经济学，则是发生在一次旅行之后。对此，马歇尔回忆说：[12]

“从纯粹哲学中，我走进了伦理学，并认为要论证现存社会条件的合理性并不容易。一位朋友对我说，如果你理解了政治经济学，就不会这样认为了。因此，我阅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为之激动万分。我对机会不均等而不是物质享受不均等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然后，我在假期参观了几个城市中最为贫困的住处，并通过走街串巷看到了一张张最贫穷人的脸。接下来，我决心要尽自己所能，透彻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凯恩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载于庇古编《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回忆录》，1956年）。

1877年，在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执教九年之后，马歇尔和马莉·帕利（Mary Paley）结婚，并和她合著了他的第一本书《产业经济学》。马莉·帕利是马歇尔以前的学生，后来成为一名政治经济学讲师。婚后，马歇尔一家先搬到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然后搬到牛津，并于1885年返回剑桥，并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在这个职位他一直坚持了23年。[13] 后来，这一职位被他的学生阿瑟·庇古接任。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Jevons , 1835-1882），出生于利物浦。1850年，15岁的杰文斯就前往伦敦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化学和数学。1854年毕业之后，由于家庭的经济困难，为了谋生，他来到了澳大利亚并获得了一份工作——黄金化验员（当时澳大利亚发现了大量的金矿）。1862年他从澳大利亚回国，并在伦敦大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866年，他被聘为曼彻斯特欧文学院的教授，1871年他出版了他的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得意地认为自己发明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但当他阅读完戈森的著作之后，他才惊讶地发现是戈森而不是他更为系统地把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写出来了。但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杰文斯非常诚实，在他著作的第二版中他就提到了戈森的名字，并将向读者推荐了瓦尔拉斯。[14] 1876年杰文斯进入伦敦大学任教，并且于1882年在一次外出中溺水而亡。

门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1840年出生于波兰，当时它属于奥匈帝国。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接受的教育，并在克拉科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此后又担任了公务员。直到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1871年出版，他才声名鹊起，并于次年（1872年）获得了教师资格和一份教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一年之后，门格尔又就被晋升为教授。1876年，他被选派为奥匈帝国皇储鲁道夫的家庭教师，1878年重新回到维也纳大学并担任政治经济学首席教授。[15] 门格尔是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1903年，为了重新修订他的巨著，他辞去了首席教授的职务。1921年，他选择了自杀并杀死了自己的情妇。[16] 他有两个学生非常著名，一个是冯·维塞尔（von Wieser,1851-1926），他也是第一个使用“边际效用”一词的人。另一个则是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1851-1914），他发展了资本和利息理论。[17]

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 1834-1910），比杰文斯和门格尔的著作稍晚一些，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三年之后才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超越了边际分析方法，并阐述了一般均衡分析。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Auguse Walras）也是一名经济学教师。他的父亲也写了一些经济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财富的性质》，在这本书中，奥古斯特讨论了最接近效用价值论的理论，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奥古斯特鼓励莱昂·瓦尔拉斯继续发扬他的兴趣，研究效用价值理论。由此，莱昂·瓦尔拉斯的研究深受其父亲的影响。1870年，莱昂·瓦尔拉斯凭借一篇关于税收的论文，被聘为洛桑大学的教授，直到1892年他坐上主席的位置，他一直担任教授。在此期间，莱昂·瓦尔拉斯创立了洛桑学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还有维尔弗莱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帕累托继承了瓦尔拉斯在洛桑大学的首席教授职位。[18]

新古典理论得到了维塞尔、庞巴维克、克拉克、帕累托等一大批学者的继承和发展。而凡勃伦、庇古、张伯伦和凯恩斯的批评，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衰败。但是，与凡勃伦不同，庇古、张伯伦、凯恩斯只是反对这套理论中的一部分，而赞成其绝大部分。因此，凡勃伦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农场上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在他7岁的时候，他们举家搬迁到了明尼苏达州，后来他就读于诺斯菲尔德的卡尔登学院。在这里，他开始接触经济学，并师从美国最杰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一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由于凡勃伦的怪异行为，克拉克是卡尔登学院唯一喜欢他的老师。除此之外，凡勃伦还结识了卡尔登学院院长的侄女艾伦·洛尔芙（Ellen Rolfe）（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卡尔登学院毕业之后，凡勃伦进入了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皮尔斯和杜威。但凡勃伦对霍普金斯大学很失望，不到一年他就转学到耶鲁大学，并于1884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凡勃伦没有获得合适的工作，而是做为一个失败者返回了家乡，在那儿他一待就是七年。在这期间，凡勃伦贪婪地阅读，并在与父亲耕田的时候探讨一些深奥的话题。最终，家庭会议让凡勃伦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中去，但在找工作时他无法解释过去七年一无所成的经历，幸好康奈尔大学的劳伦斯·劳克林破例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一年之后凡勃伦又到了芝加哥大学任职。1899年，时年42岁的凡勃伦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有闲阶级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高级学识”（the higher learning）、“行业统帅”（captains of industry）等概念并一夜成名。他将经济人发展为社会人，推翻了新古典主义消费理论的政策含义。[19]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