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当代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广及全社会的最深刻的制度变革，莫过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成熟，明确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代理公共财政等的确切属性，使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成就的最集中体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强调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首先在于，这必须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基本经济制度，全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都必须纳入其间，文化生产活动和文化消费活动也不能例外。

　　从我国现行统计制度来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一切可量化部分，一并进入国民经济行业统计，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部文化生产成果。在这同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可以统计得到的文化消费仅仅限于城乡居民居家文化消费，看不到公共文化服务满足文化民生基本需求的成效。2009年全国文化生产总计为8400亿元，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计为7521.44亿元；2010年全国文化生产总计为11052亿元，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计为8778.28亿元。其间的差额包括文化企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没有进入居民日常生活部分，譬如公费书报刊订购等，更多的则是公共文化服务投入部分。这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游离在市场经济体制之外，并没有真正深入广大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消费，也没有充分转化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民生需求，自然看不出其“产出”的民生效应，能够看到的主要局限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形象工程”。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使之进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需求”首先就表现为消费需求，所谓“基本需求”也主要通过消费需求来体现，包括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莫不如此。文化生产的最终动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生产发展必须依靠文化消费增长来拉动。长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化事业体制其实是一种“准供给制”方式，投向文化事业单位“养人养机构”简单维持。仅仅得到“人头费供养”的文化事业单位无力从事生产活动，比如一些艺术院团就出现“演得越多亏得越多”现象。即便实行诸如送戏下乡、农家书屋配送等“政府买单”，亦属类似于“配给制”文化供给，与基层人民群众内生性的文化消费需求没有直接联系。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之下，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运行机制创新的要求之下，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中央要求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的背景之下，各级党委、政府应当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来举办公益性文化事业，把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办成文化民生事业，使公共文化采购直接惠及民生。公益性文化事业同样必须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创新。

　　应确立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生产运行的核算方式。一方面，以往所谓“文化事业不计成本”的说法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事业单位仅仅核定“人头费”和基本办公费的做法同样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所谓“全额拨款”应该定义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足额订购费用，其中当然包括“人头费”，但决非仅仅是“人头费”，人员工资只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采购商品，仅仅支付生产成本当中的人工成本显然不行，材料成本和运营成本等自不待言，适度的盈余也是可以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非营利性质是指不以赢利为目的，并非意味着可以“不计成本”，至少达到成本持平，才有可能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简单再生产运行。现有文化事业单位大多运转不灵，主要就是被仅仅维持人员和机构“基本生存”的“供给制”限制住了。

　　应改变对于公共文化服务采购的投入方式。仅仅由“养人发工资”转变为“办事出产品”远远不够，还需要真正体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宗旨，由针对公共文化生产机构拨付“生产性投入”，改变为直接面向基本文化民生提供“消费性投入”（先计入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以此引导公共文化生产机构面向城乡文化消费市场，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城乡文化消费市场上“挣”回国家“买单”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用以促进文化生产发展（再计入公共文化生产收入）。这样一来，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上投入一份资金，既保障文化民生基本消费，又推动文化生产良性发展，无疑具有一举多得之效：保障基本文化需求进入人民群众日常消费生活；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市场经济运行轨迹；培育和拓展城乡文化消费市场；培养公共文化生产市场主体促进体制机制创新。

　　完善社会保障，破解文化消费与储蓄的“负相关效应”

　　由于社会传统的惯性，我国社会广大群众向来保持着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特征，“靠天吃饭”造成来年年景预期不明，人们向来注重积攒余钱，于是带来了我国社会的高积蓄传统。我国经济增长多年来一向面临内需不足的困扰，内需不足主要就是民生消费不足，而民生消费不足缘于社会保障建设滞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相配套。在前几年的食品、副食品价格上涨当中，这一点已经得到充分证实。这期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增长幅度下滑，而储蓄增长幅度却上升，形成二者之间显着的“负相关效应”。

　　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成效卓着，国家经济增长，民众收入增多，消费水平提高，各地城乡居民并非缺少满足必需之外的余钱用来扩大消费，也并非没有余钱用于精神文化消费。普通民众为求“自我保障”，更需要注重积蓄，建立家庭购房“基金”、子女教育“基金”、个人病老“基金”等，不愿或不敢放手消费；甚至一有风吹草动，便压缩“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加大积蓄储备。缺乏满足基本民生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是其中最为直接的社会原因，城乡文化消费需求就这样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

　　目前破解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题目，最有效的途径应该是把广大群众过多的积蓄有效释放出来，而刚性的基本生活消费毕竟增长有限，明显受到挤压的文化消费需求必将首先得以解放。为此，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一个具有突破瓶颈意义的紧要环节。全国“新医改”方案和“新农保”政策相继出台付诸实施，向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迈出新的一步，随后的步骤应该是逐渐完成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制度等的全国覆盖和城乡一体化、全民均等化。

　　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社会建设和民生建设的基本标志之一，逐步实现“全民均等化”的国家承诺更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重要策略。完善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不仅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也不仅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广大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增进文化民生、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实行转移支付文化消费直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最近几年，配合国家实行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改善民生政策，各地相继出台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措施，但显得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力度更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乡村地区，民众收入偏低，受这些年来国内物价上涨影响更大，外出务工人员受国际金融危机波及较多。因此，国家层面的政策必须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显着倾斜，转移支付的力度还有必要加大。国家应当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中西部低收入地区和乡村居民实行文化消费直补，保障其基本文化民生，激发其文化消费需求。

　　乡村还有一点特殊性，就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均等度很低，乡村居民对未来年景更加感到缺乏基本民生保障，增加积蓄以“自我保障”的需求更甚。面对前几年食品、副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物价指数上扬的压力，无法紧缩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必需”消费开支，不得已只好压缩“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这就造成乡村居民一方面人均收入增高，总消费也相对增多，积蓄更是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文化消费增幅却持续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负增长的现象。增加民众收入，拉动群众消费，改善民生状况，关键性的着力点还在乡村、在中西部。增强经济增长与民生增进（包括文化民生）的协调性，增强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应当成为科学发展理念之下中央政府及各地政府实绩考核的主要指标。

　　改进乡村文化民生状况，提高乡村文化消费需求，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物价上涨的影响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有必要反思历来的乡村文化服务投入机制及其实际成效。除了必要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凡是提供可移动产品和可选择服务类型的乡村文化工作，比如乡村电影放映、各级文艺团队下乡等，乃至包括广播电视村村通、万村书库建设等，不妨采用类似“家电下乡”的“消费直补”方式，在不同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地区，针对不同文化产品和服务类别，按不同补贴比例账面核算（以防现金挪用）至村组社区农民头上，结合村民自治制度，由乡村居民集体自己计划、自主消费和自我管理，变“国家计划配给”（目前仅仅纳入生产统计）为“农民自为消费”（同时也可纳入消费统计），也许还能够起到“以一当十”之效，撬动乡村群众自行生发出来的更多的文化消费，更有效地满足乃至提升乡村居民文化需求。这和扶贫工作中变计划经济时期的“输血”为市场经济时期的“造血”是一样的道理。

　　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依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致力于拉动文化内需，扩大文化消费，改善文化民生，把文化生产增长置于文化消费需求提升的终极目标检验之中，以广大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增进来衡量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应当成为推动我国文化发展的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首先应当成为“十二五”期间推动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