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少年感恩意识的缺失，是传统伦理在继承上出现脱节、家庭教育错位、学校教育手段和评价体系单一、社会价值和舆论导向多元化等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青少年进行感恩教育，可以以传统孝道为视角和切入点，并结合时代特征赋予其新的内涵，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对青少年进行感恩教育的过程中注入新的内涵和具体内容，在传承传统文化和美德同时，增强感恩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传统孝道 青少年 感恩教育   《孝经》 亲情教育 知行结合

 

孝乃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称谓，是人们对父母养育之恩进行感谢和回报的具体体现。孝道，即人们行孝的原则，是对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被古人视为一切道德之根本和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准则，成为我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内容。将家庭伦理中对父母的孝道转移到社会中，就是对他人和社会恩情的回报，是感恩思想的进一步扩展。因此，就感恩思想的形成过程而言，家庭伦理中对父母长辈的孝道，是一个人感恩意识形成的起点，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对万事万物发自内心的感谢和热爱，善待自己，也善待他人、社会和大自然，促进人、社会和大自然的健康、和谐发展。但在当前青少年群体中，这种以践行传统伦理价值核心的“孝道”为主要内容的感恩意识和行为却被逐渐淡化，替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对父母恩情的漠视。近年来，一些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忘恩、负恩的事件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显现在公众面前，进一步引起我们对青少年感恩教育的反思。青少年感恩意识的匮乏，反映出的是我们教育的错位尤其是感恩教育的缺失。因此，反思、挖掘当前青少年感恩教育缺失的原因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已成为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一个重要课题。

在我国传统教育中，一直遵循“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礼记·大学}的成才途径，“格物致知”是前提，“修身”是基础，“治国、平天下”是终极目标。可见，以“修身”为重要内核的道德教育在整个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同上。而“修身”的主要内容便是行孝道。就家庭伦理而言，这种以情感为纽带的孝道思想，对一个人感恩意识的形成仍有着积极意义。在“文革”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我国开始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东西方文化在信息化社会中进行相互碰撞与整合。这本应是文化领域优势互补的契机，却由于我国在对青少年教育中片面强调知识和能力而忽视传统道德教育（不管这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造成了青少年群体道德的滑坡和感恩意识的缺失。当这些现象通过各种媒体为公众所知时，迅速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尽管各界人士都在呼吁要加强对青少年感恩意识的培养，但因多种原因造成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一方面，各方面对青少年感恩教育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呼吁；但另一方面，在实施过程中却感到举步维艰，效果亦不尽人意。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成为当前青少年感恩教育中矛盾的焦点。对于传统孝道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也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热点。虽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已经成为共识，但现实中却是批判有余而继承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教育者对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与合理内核的挖掘，使我们在道德教育中只停留在表象说教层面，即在道德教育中是自上而下的“你应该怎样”的话语模式，而非“我们应该怎样，为什么要这样”的平等对话与引导。同时，由于近年来我们在对青少年的教育过程中颠倒了终极目标与基础的关系，让道德教育陷于空洞说教的惯性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加上教育机制等原因，让感恩教育的实效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即使一些学校进行的“感恩作业”^[2]的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很难收到长远的效果。青少年感恩心的缺失已成为教育系统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它主要表现为感恩意识的缺失和感恩行为的缺失两个大的方面：

就感恩意识的缺失而言，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对父母抚育恩情的漠视，无反哺意识。对个人而言，最大的恩情莫过于给予自己生命的人，对父母行孝感恩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在当前青少年群体中，这种孝心已不多见了，更多的孩子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像父母对他们的付出是理所当然，除了“要钱”之外，平时与父母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更别谈对父母恩情的反哺了。在南京大学公告栏上贴出的“一封心酸父亲的来信”^[3]中，深刻地勾画出当代一些青少年对父母抚育之恩的漠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青少年感恩意识的缺失。其二，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在部分青少年心中，似乎没有什么亲情、友情的概念，有的只是自己庸俗欲望的满足。而一旦周围的一切不能满足其欲望的时候，父母、亲人便成为其宣泄的对象。如“寒碜寒碜我爸爸”、“研究生欲壑难填，声言要踩死父亲”^[4]等事件，凸显出一些大学生亲情的缺失和道德的异化。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连基本的亲情感都没有的人心中，是谈不上什么社会责任感的，在社会中，它表现为对社会帮助的漠视甚至以获取为理所当然。如2005年的丛飞事件中，一名受助的大学生看到自己的名字挂在网上后，打电话质疑重病中的丛飞，认为这让他感到“很没面子”。^[5]又如2007年因 “受助不感恩，资助者寒心” 而被取消受助资格的5名贫困大学生^[6]，还有媒体披露的大学生逃避助学贷款等例子，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当代一些青少年道德人格的阴暗面——感恩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严重缺失。

就感恩行为缺失的角度而言，主要体现为认知与现实行为的矛盾。从自我认知角度看，大部分青少年认为应该感恩，认为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在邓凌关于大学生孝道价值观的开放式调查中显示，“大学生普遍认为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孝道中的精华，其孝道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尊重父母，履行自己对父母的责任，爱父母以及报偿父母”^[7]。但在实际生活中，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将孝亲观念真正落到实处，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2006年对本校大学生消费观念和亲情观念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中花钱没感觉甚至理所当然、不记得父母生日、从未给父母盛过饭、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与父母联系一次的比例分别为8.4%、14.6%、13.4%和16.3%，反映出部分学生亲情观念的淡化，其不利影响不容忽视。在对社会恩情的回馈上，也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这种感恩行为的缺乏，从深层次上分析，是他们仅仅懂得了感恩的相关知识，但并没有内化为个人意识中的一部分，本质上仍然是感恩意识的缺失所致。

当代青少年感恩意识缺失的原因，与其生长的家庭背景、学校教育和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感恩教育，首先应弄清感恩教育缺失的原因。因为感恩教育并非一个新事物，它曾经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如果只一味地探讨那些教条式的条条框框，而不去深挖感恩教育缺失的根源，我们的教育在青少年面前仍然会陷入事倍功半的尴尬境地。感恩教育缺失的原因（或根源），主要表现在：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都有其精华和糟粕之分，它之所以能够发展，就在于能够在继承传统优秀文明的基础上，吸取各民族之精华，革除自身之糟粕，为自身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血液。百余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在借鉴西方先进文化时忘记了自身民族文化的继承性。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所特有的文明采取了片面误读和否定的态度，让传统伦理道德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这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环境和上层建筑的一些人为因素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言，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五四”运动和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就“五四”运动本身而言，即使像“陈独秀和鲁迅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潮”，在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特殊情况下，“也还具备着相当全面的观念，并未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至于蔡元培为代表的宽容和平实的启蒙主义者，就更是在尊重传统文明的基础上，致力于去推动历史的向前迈进。”^[8]亦即，“五四”时期这前后两种不同的启蒙思想思路，都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明。问题在于我们对其的认识，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读，把“科学、理性、工业化、现代化当作欧洲国家垄断的专利”^[9]，从思想意识上从属于西方；同时，又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彻底性”^[9]，将传统思想文化一概否定。这种形式上看问题的倾向，在很长一段时期充斥于人们的头脑。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片面否定传统文化思想，造成了“农业文明中的腐朽思想对工业文明长达十年之久的对抗”^[10]，让沉淀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伦理道德规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和摧残。“家庭文化的政治化倾向造成了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全盘否定，使传统家庭文化的仁爱美德被削弱、消失，让中国家庭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严重曲折”^[11]。在旧的伦理道德体系被摧残殆尽，新的伦理道德体系还未建立的情况下，加上市场经济中对物质利益的片面向往和追求，人性的欲望不再受到道德伦理规范等软性制约体系的约束，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状况的滑坡。中国传统美德的感恩思想和感恩教育在这大环境中也势必受到影响，对青少年来说更是如此。

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特别是对其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的形成上，家庭教育的关系极大，在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并立的教育体系中起着基础性地位。家庭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心理的健康发展。同样，青少年感恩意识的形成，也是在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作用下逐渐得以实现的，学校和社会只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和补充。但自1980年代以来，因众多因素的相互影响，家庭教育中对孩子感恩意识等道德品质的培养逐渐被淡化，基本上只追求孩子物质上的满足。单独注重孩子书本知识的学习和智力的开发，而忽视对社会生活知识和规则的强调，造成了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智力发展和心理发展上的严重失衡。其原因有三：其一，独生子女一代直接影响到父母对其的培养观念。作为独生子女，他们几乎成为了家庭的中心，家庭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为其存在服务，这种过分溺爱的结果必然导致孩子们认为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无法也不可能想到对父母和家庭的回报。其二，过重的补偿心理和偏执的教养观，让孩子成为实现父母意愿的工具。由于很多父母把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几乎全部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在对其教育中不是按照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来培养，而是将其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生活上大包大揽，助长了孩子的依赖心理和寄生思想。其三，传统“荣亲”思想下的片面成才观，让父母在对孩子的培养上只注重成绩而忽视道德的培养。认为“只要学习好，就是对我好”，把培养子女的责任几乎全部推给学校，这必然使子女对父母为其所做的一切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淡化了对父母的感激之情。

学校教育是在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基础上，通过对道德规范的灌输，让其能够真正认识、内化为自己意识中的一部分，并在日常生活中外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对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由于应试教育的强大惯性和高考制度改革的滞后，即使在高唱“素质教育”的今天，学生进入大学最终仍然只有靠标准单一的考试成绩决定。这种单一性的评价模式让学校在教育中只注重知识灌输而忽视道德培养。即使学校领导和老师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升学压力下对学生道德的培养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五育并举，道德为首”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在评价学生时，“往往只注重所谓‘主科’的成绩，学生道德教育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标准”^[12]。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道德教育被专业化^[13]和泛政治化，而日常道德行为的培养却被忽视，有关传统伦理中的孝敬观念、现实生活中最基本的人伦——父母子女关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儒家强调“孝治天下”，虽有愚忠愚孝的部分，但以情感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关系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适用的普适性规范。由于对传统孝道观的片面认识和绝对否定，让一些教育者在现实生活中连孝敬父母的基本规范都不愿提起。在“你应该或必须怎样做”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势话语模式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使学生不知情感和责任为何物，加上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逆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恶化了教育效果，从而加剧了青少年感恩意识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效益的原则来开展经济活动。从我国近代商业发展来看，我国商人在经济交往中并没有像西方资本家那样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除了“重利润”之外，“不少商人仍然对义较为重视，尤其是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之时，有些工商巨子也依旧表现出炽热的爱国之情”^[14]。但十年浩劫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概否定和这一时期造成的一代人文化素质的低下，势必造成他们从表面上去认识人与人的关系，人际交往也日益打破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的束缚，逐渐向“陌生化”方向发展。这造成了部分人片面向往、追求物质利益和享受，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人际关系逐渐变得疏远和冷漠，甚至将市场中的经济关系推移到人与人的交往当中，使人与人的交往往往带有庸俗的功利色彩。在信息化的今天，东西方文化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中相互碰撞与融合，让社会文化氛围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多元社会价值观也随之相伴产生。同时，习惯于自上而下单项引导的传统主流文化舆论传播方式在网络社会中逐渐失去优势而主流文化舆论主体却没有及时把握住网络舆论引导的制高点，无法显现出网络环境中主流文化舆论导向的相对优势，让一部分人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感到无所适从。青少年在这种环境下，不免受到社会的消极影响，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唯利益思维模式，而不懂得感激父母，也不知如何去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

从当前青少年感恩意识淡薄，而我们对其感恩教育薄弱的状况来看，重建当代青少年感恩教育体系显得十分重要。青少年感恩教育体系的建立有多种途径，而提取传统孝道精华，以传统孝道教育为视角和切入点，通过以传统孝文化为支撑土壤，以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符合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和感恩意识的形成过程，对青少年感恩意识的形成、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有着积极的作用。

我国传统孝道流传至今，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某种意义上讲，孝道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最大的文化特质。从现有的文献及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孝观念应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祖先崇拜，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和注入新的内涵。到西周时期，已发展为“孝养父母、祭享先人、继承祖先遗志”^[15]等三个方面，这些内容虽被束缚在家庭范围之内，但仍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利他精神，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思想源头，并被其系统论证，构成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核心。概括传统孝道的合理内涵，不外乎爱敬忠顺^[16]四个字。爱敬之于家庭；忠顺之于社会。其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前者一是“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赡养父母，有助于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二是“提倡在精神上要尊敬、善待父母，有助于营造融洽、和谐的家庭氛围”。后者是“将孝扩展到整个社会，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7]从起初的孝道讲，也并非愚忠愚顺，《孝经·谏诤章第十五》便体现出可贵的民主思想^[18]。只是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它逐渐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其统治人民的工具，内涵逐渐发生异化，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传统孝道中的合理内核，对当今构建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皆颇具参考价值。而所谓感恩，就是对他人、社会和大自然恩惠的一种回馈，它是个人情感、责任和精神的体现。在人类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于为何要感恩只有一个非常朴素、直观的认识。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重新定义和近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的不断发展，为人们重新认识感恩、进行感恩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对单个人而言，“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相互利用。这两种情况在两个人的意识中是这样出现的：（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20]。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考虑他人的利益，为他人、为社会着想，即要有一颗感恩他人、感恩社会之心，与他人、与社会实现共生，才能实现自己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感恩也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千古孝思绝作”（清人方玉润语）的《蓼莪》，到元代郭居敬编辑的《二十四孝》，无不充满着对父母恩情的感谢和追思。在传统伦理发展中，亦逐渐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孔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论语·学而}，充分体现出孝道在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基础性地位。在古代读书人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追求目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孟子·尽心上}也成为中国传统中不朽的处世美德，它体现的就是对他人、对社会怀有一颗崇高的感恩之心，是为了感谢世界给我们的恩赐而必须担负的一种责任。怀着对家、国、天下的感恩和责任感，我们的先人才能够有“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1]的魄力与宽广胸怀。在民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图报”、“知恩不报非君子”、“施恩不图报”等古训无处不在，浸染着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灵。不论达官贵族，还是黎民黔首，知恩、感恩都是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精神的具体体现。就家庭伦理而言，传统孝道本质上是对父母抚育之恩的回报，是感恩的重要内容和体现。从一个人感恩思想的形成过程来看，以“爱亲、敬亲、养亲”为主要内核的孝道思想是一个人学会感恩的起点。只有懂得了对父母、家庭恩情的回馈，才能够懂得如何去感恩他人、社会和大自然。

传统孝道以尊老、敬老为核心，以稳定家庭和社会为目标，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沉淀为我们民族道德观和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从本质上说，孝道是感恩思想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传统“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孝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异化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伦理秩序、用以巩固其统治的工具。因此，在当前，我们以传统孝道为视角，对青少年进行感恩教育时，有必要对传统孝道进行一些合理的梳理，挖掘出其中的精华之处，结合时代要求进行重新诠释，实现传统孝道的现代转换。

1．适用范围：剔除“泛孝化”内容，回归家庭伦理。传统孝道的初始之义包括尊祖敬宗、传宗接代和善事父母三个方面。到了春秋时期，“孝养”观念逐步取代“追孝”观念，“善事父母”成为“孝”核心内容。就孝的本义来看，它主要是适用于部落家族内部的家庭伦理。但从第一部孝道理论著作《孝经》开始，孝道的内容逐渐政治化和泛化，成为统治者“孝治天下”的理论基础而上升为社会民众道德和国家政治道德，使之具有了浓厚的封建统治色彩，成为“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1]礼记·祭义}、放之天下而皆准的“至德要道”^[18]。在今天对传统孝道的精华进行吸收的过程中，应剔除被封建统治者泛化的部分，让孝道重新回归家庭伦理，成为处理家庭伦理关系的重要内容。

2．前提：重新界定“父慈子孝”的合理内涵，建立新型代际交流关系。新型代际交流的前提是以情感为纽带，以现代公民意识为依托，交流双方人格上处于平等地位。对于子女来说，爱亲、敬亲、养亲是对父母抚育之恩的回报，一方面，这是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由于有了亲子间的情感交流为纽带，它就可以超越庸俗的功利色彩。

3．核心内容：善事父母。曾参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1]礼记·祭义}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1]同上可见，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是行孝道的基础。在物质需要不断丰富的今天，我们对父母尽孝道，除了满足其物质需要外，还要更加重视父母的精神需求。

4．目的、目标：实现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作为处理家庭伦理关系的孝道，体现的是子女对父母长辈的爱和尊敬，而这种爱和尊敬的目的或目标又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实现父母长辈的幸福和家庭的和睦，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其二，在行孝道过程，有助于培养个人的感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两者共同促进社会和谐。

1．弘扬以传统孝道为内核的优秀传统道德，注重传统文化熏陶，培养青少年的感恩意识和责任意识。弘扬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就是对业已误读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读，提取其中的合理精华，让已经出现断层的传统文化能够重新得到继承和发展。在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的今天，弘扬传统文化价值内核，回归传统文化的归宿感和认同感，克服人们片面向往和追求物质利益与享受，以及多元文化碰撞下的迷茫感。在对青少年的传统孝道教育中，教育者首先应具备传统孝文化修养，并为孩子树立爱亲、敬亲的榜样。其次，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熏陶要从小抓起，传统的蒙学教材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四书五经》、《颜氏家训》等对童年时期道德启蒙和感恩意识的形成仍有着重要的适用意义。同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认知能力编订出相应的传统文化通识读本，从传统文化中的土壤中吸取传统孝道及感恩思想的精华，逐步培养青少年感恩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道德修养，为其健全人格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2．重建青少年成才评价体系，并赋予其可行的政策及措施保障。在青少年成才的过程中，虽然受着各方面的共同影响，但学校教育已成为其非常重要的手段和特点。由于学校教育要服从一定的目标评价体系并为之服务，因此，青少年成才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我国对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五育”并举、全面发展。但在评价中却以学历和分数作为其唯一的标准，造成了成才模式的单一化和绝对化。而对“五育”之首的德育，却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即使老师们看到了这一点，但在僵化的评价标准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在重构青少年成才评价体系时，有必要回归传统价值。关于德与才的关系以及用人标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22]今天社会中的一些道德滑坡的现象，已经从一个反面角度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而要改变目前僵化的评价模式，首先应推进限制人才培养全面发展的瓶颈即高校选拔制度的改革，变静态的以学历和分数的评价标准为动态的以知识、能力、个人修养、发展潜力等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3．家庭、学校、社会三管齐下，共同培养和促进青少年感恩意识的形成。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各自承担着自身的作用和功能，如同植物的生长一样，教育必须具有“阳光、空气、水”三个要素，“阳光”是家庭教育，“空气”是社会教育，“水”是学校教育，三者缺一不可^[23]。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首先要赋予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所应有的独立人格，而不是实现父母愿望和学校升学率的工具，这是进行有效教育的根本前提。其次，感恩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而非纯粹的知识传授，因此，在教育中，情感交流是贯穿整个感恩教育的纽带，只有在情感上激起青少年的感激之情后，才能够使其懂得如何去感恩他人、感恩社会。第三，转变教育观念，克服认识误区，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24]。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知识教育在于课堂上，而道德教育则存在与课堂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两者共同促进人的健康成长，是一个相互补充的和谐统一体。即便是在现行的评价体制下，加强对青少年道德培养与学习之间的关系也并不矛盾，一个具有健康心理和道德修养的人，更能够激发出其学习的内驱力，在学习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家庭、学校和社会各自的特殊性，又为感恩教育赋予了特殊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下面分述之。

家庭——以亲情为纽带，注重习惯养成教育，发挥道德教育的启蒙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在家庭中接受人生的第一个教育历程，许多人格、观念的养成都是在家庭中奠定基础。同时，家庭最重要的是以亲情为纽带的自然情感。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便是以传统孝道为核心的对父母长辈的感恩。父母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在情感交流的基础上，要培养其爱戴父母，礼敬长辈的观念，让孩子知道所得到的一切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建立在他人劳动付出的基础上，培养孩子回馈他人的感恩思想和责任意识。转变“只要你学习好，就是为我好”的错误观念和非爱心理，促进其自由全面发展，哪怕这个发展是在挫折中艰难前行，但这也是他人生中的一笔财富。在对传统孝道的教育中，父母借助于统蒙学教材的同时，自身要做好表率，因为榜样教育的最佳例子就是教育者自身。古代天子以孝治天下，首先要做的便是“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18]孝经·天子章}，充分体现出了自身树立典范作用的重要性，通过对家庭的洒扫应对和日常生活伦理的教育，让孩子在生活中逐渐形成尊敬师长、感谢他人的生活习惯，为以后将家庭伦理中“善事父母”的孝道转化为社会性的尊老、敬老、爱老奠定基础。

学校——改革评价体系，注重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学校对青少年感恩意识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应赋予以下几方面教育内容。首先，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充分体现教育者自身的模范作用，在理性上促进其道德认知的同时，注重情感体验和道德践履，并结合社会现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八荣八耻”等抽象内容具体化，给青少年一个明确的善恶分辨标准，避免空洞的道德说教。其次，进一步巩固家庭伦理中的孝道教育，在此基础上培养其在公民社会条件下的“仁、义、礼、智、信”意识、行为和博爱精神。第三，树立“生活即教育”的大教育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培养青少年的感恩意识。

社会——给予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社会对个人人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却往往被我们忽视。对青少年感恩意识及其道德形成进行有效的引导，应该革除传统社会中遗留的糟粕和市场经济下唯利益的生活方式，构建一个宽容、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丛飞事件中，那个自认为伤其“面子”的大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传统“嫌贫爱富”的腐朽思想惯性使然。社会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和社会正确的舆论导向，除了对真、善、美的弘扬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对社会的假、丑、恶进行无情的批判，深刻剖析假丑恶的严重危害，在青少年心中树立起一道明确的是非界限，构建一个相互感恩和博爱的社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感恩教育只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一部分，而传统孝道教育也只是感恩教育的一个视角。不能孤立地就感恩教育谈感恩教育，而是要将感恩教育放到青少年成人成才的大系统当中，厘清道德教育中的基础性内容和道德教育内部诸要素间的联系，注重道德思维的培养，在注重道德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同时，强调道德教育与智育、体育、美育等其他教育之间的联系，促进道德教育由“专业化模式”走向“通识化模式”^[13]。让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实现道德与能力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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