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互市，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互市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如“边境互市”、“合市”、“和市”、“榷场”、“榷场贸易”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互市主要包括绢马贸易或茶马贸易等内容，其内容变化主要取决于特定时期贸易双方的需求。互市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内地与边疆生产结构的差异所决定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分工。互市出现的时间比较早，而茶马互市则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维系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茶马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性贸易形式，系一种互补性经济，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茶马互市曾经对繁荣农牧业经济，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促进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禁榷的性质，一度曾由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并完全由政府垄断；即使商人从事经营，也必须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

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主要发展于我国西北地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我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这里亦农亦牧，农牧相间，民族经济的交往是当地民族须臾不可或离之事，正如史书上所言，西北地区是“华戎所交”之地，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北地区又往往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或者说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分界线，不同类型的经济互补是这里自始至终存在的一个特色。至迟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丝绸之路便贯穿于西北地区全境，民族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经济交往已经初具规模。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总结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①]，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历史上人们的共识。由此可见，古代西北在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代的互市重点均在西北境内，茶马互市亦不例外是不难理解的史实。

西北地区包括茶马互市在内的民族贸易具有持续时间长久、分布范围广、内容丰富等特点，它除了民族间的互通有无的商贸含义外，还具有政治的、军事的、国防的意义在内；除了境内民族间的互通有无外，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还与境外民族发生着商贸活动，系一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形式。下面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只是将西北地区唐宋时期互市的主要形式之一的茶马互市的基本情况和演变及不同特点作一简要概括，敬请方家赐教。

二、唐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加强和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一体化关系的逐步确立，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唐代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隋代在周边民族中是以“圣人可汗”[②]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而唐太宗时期更以“天可汗”[③]的地位受到各族的拥戴。再加上当时国力强盛、文化活跃、百姓生活水平比较高，各民族之间的往来比较频繁，主客观形势要求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而在绢马贸易和贡赐贸易基础上出现的茶马贸易，也开始在唐代中后期出现，唐代民族互市的内容进一步丰富。

唐代互市的基本内容是丝绢贸易和茶马贸易。实际上，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贸易的转型时期，即贡赐贸易与互市同时并存的重要时期。贡赐贸易作为民族贸易史上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唐代西北民族贸易中仍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安史之乱前，西域前来唐朝的朝贡多达170余次。即是如此，当时的互通有无的互市已经发展起来。

在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唐代的社会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国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中唐代实行了历史上少有的比较务实、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是唐代经济繁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今天的角度看，唐代当时实行比较开明、务实的民族政策，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来说，无非是想扩大统治阶级消费品及奢侈品的来源，提高政治影响力，因此难免具有粉饰、做作的成分在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唐代的民族政策，在客观上达到了鼓励少数民族商人来内地从事交易的社会效果，也为吸收外来资金和商品、提高内地商品的影响力，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大量少数民族商人的接踵而至，使得唐代内地的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起来。包括互市在内的唐代的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唐代国势强盛的基本条件之一[④]。唐代最高决策者的“胡越一家”[⑤]的意识，开创了唐代民族贸易的新局面。

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⑥]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⑦]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在唐代茶马互市出现之前，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有关茶叶的记载比较早，而茶叶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唐代或准确说是中唐以后的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书记载茶马互市正是始于唐与回鹘的交往。唐朝盛行饮茶之风，此风也逐渐向回鹘民族蔓延，回鹘“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21]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22]尽管如此，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互市中茶马交易并不普遍，茶叶还只是少数民族上层享受的高级奢侈品，普通牧马一般无缘享受茶叶，饮茶之风还没有在游牧民族普遍形成，所以才有“往年回鹘（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23]的记载。可见，当时唐代的茶马互市还是零星的、小规模的，并没有引起统治阶级的特别关注，相对而言，绢马贸易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唐代中后期割据政权林立，战无宁日，唐王朝为了平定各路叛乱，亟需马匹。这样，朝廷便主动利用茶叶与回鹘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当唐朝使臣又与回鹘使者在交界处商谈有关茶马互市事宜时，唐朝表达了需要马匹的意向，而回鹘使者则表示不想直接用马匹换取茶叶，而愿意拿1，000匹良马交换一部由陆羽撰写的《茶经》。这时陆羽早已作古，《茶经》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索马刻不容缓，唐朝有关部门只好任命使臣千方百计地寻查此书。就在举朝急不可待时，诗人皮日休献出了一个《茶经》手抄本，总算换取了回鹘的马匹，解决了唐朝需要马匹的燃眉之急。从此，《茶经》便在今西北地区广为流传。这一故事说明，唐代后期茶叶在回鹘牧区开始比较流行，人们的饮茶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品茶质量明显提高，回鹘对于中原地区茶叶论著的信息也相当清楚，其不仅仅只是需要茶叶，而且对于茶叶的产地、质量、生产、加工、饮用等方面的信息也非常关注，回鹘对于茶叶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甚至说回鹘等民族在这一方面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同步也不过分。

另外，唐代与党项族进行的互市也是当时的民族贸易的内容之一。《新唐书》卷114《崔融传附崔从传》记载，9世纪初“党项互市羊马，类先遣帅守，（崔）从独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盗境”。这条材料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由唐代政府主持的在周边地区的互市，往往派遣军队维持秩序，以保证互市的顺利进行；而开明官吏采取优惠措施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则被作为一种惠政受到褒奖。

唐代人对于茶叶“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24]茶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5]也正是在这种饮茶风尚的影响下，逐渐由内地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蔓延，[26]而吐蕃民族就是一个受内地茶叶影响颇大的民族之一。开元（713～741年）年间吐蕃与唐在赤岭、陇州等处互市，双方的交换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唐代中后期，吐蕃上层已经非常盛行茶叶，他们对于茶叶的了解非常全面。据记载，唐德宗建中（780—783年）年间，朝廷遣使至吐蕃：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雇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滬湖者。”[27]

从这条材料中可以看出，烹茶至少当时已经在吐蕃上层社会中相当流行，吐蕃赞普对茶叶的知识非常丰富，已经能够说出茶叶的具体产地，而且他所具备的茶叶已包括了内地茶叶的主要产地。另外，这一条史料也说明，流入吐蕃的茶叶，首先不是通过官方互市或贡赐，而主要是通过民间这一途径。茶叶在吐蕃地区的流行，除了其具备解渴祛乏的基本功效外，还与吐蕃当地盛行佛教有关，这是因为佛教徒坐禅者需要饮茶驱困。随着吐蕃饮茶之风的盛行，其对于茶具的需求也就日益迫切。据《汉藏史集》记载，吐蕃赤都松赞普为了获得饮茶的器具，曾经专门派使者向唐朝请求赐与茶碗等。皇帝没有直接满足赞普的要求，而是派遣一位工匠前去吐蕃。这位能工巧匠到达吐蕃后，用赞普从内库所取的陶土等原料，制造出了就连内地也罕见的茶碗，这种碗具有口宽、质薄、足短，光滑精细，有蓝色光泽等特点。第一口碗上绘有吐蕃关于茶叶来源的传说，其他碗则绘有各种动物图案。赞普对唐代工匠制造出来的茶碗非常满意，亲自给茶碗起了名字。[28]这是唐与吐蕃文化交流方面的一段佳话。据传说，文成公主对吐蕃饮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内地首批茶叶是随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地区的。唐代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看来其中包括在吐蕃地区流行饮茶之风在内。[29]

唐代西北民族地区对于马、牛、羊、骆驼等牲畜以及家禽乳汁的提炼加工，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在丰富当地民族生活的同时，对于农耕民族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北民族贸易的内容。唐代用牛乳或羊乳加工而成的“酥油”，将马、牛、羊和骆驼乳汁提炼而成的“酪”，由牛乳炼制而成、以脂肪为主为主的食品“醍醐”，将家禽、牲畜乳汁加工为被称为“乳腐”的乳饼，以及由奶酪发酵而成类似今日酸奶的“浆水”等。[30]有的少数民族还创造性地生产出“马乳发酵的乳酒”。[31]乳制品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不但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内地也逐渐流行起来，深受人们的普遍欢迎。少数民族地区乳汁加工技术的提高，对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意义重大。尤其一提的是，乳汁加工品尤其加工技术传入内地后，对于丰富内地的食品内容 ，改善食物结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乳制品加工技术的引进，还对于促进内地牲畜和家禽食品深加工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应该将此看作当时民族贸易交往的一个额外收获，这也加深了我们对于民族交往往往是双向而非单向的理解。